原始佛教与叔本华的人生哲学
宋建平
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鼻祖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从其理论来源来看，主要是受了印度佛教的影响。叔本华哲学的理论来源有三个：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哲学以及印度哲学。印度哲学对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主要有二个方面：奥义书的神秘主义有助于叔本华建立唯意志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佛教的理论使他得出了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本文仅就印度佛教与叔本华人生哲学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
印度佛教诞生于公元前五至六世纪之间，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一个。
佛教诞生前的印度社会是一种种姓制度，人们被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婆罗门（祭司、僧侣），第二等级刹帝利（王族、政治管理和军事指挥者等贵族集团），第三等级吠舍（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第四等级首陀罗（雇佣奴隶和处于奴隶地位的穷人）。婆罗门是当时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它进行神权统治的三大纲领是《吠陀》天启、祭礼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婆罗门的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应地出现百家争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然是婆罗门思潮，即婆罗门教。佛教则属于非正统的沙门思潮，它是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乔达摩（约公元前565一公元前485）出身于王族，相传为净饭王的儿子，生于迎毗罗卫（现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不满僧侣的神权统治及其种种说教，二十九岁舍弃王族生活，离家修道，经过六年苦修，到三十五岁时创立佛教。其主要学说为：“缘起”说、“无常”说以及关于人生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理论。
悉达多·乔达摩（圣号释迦牟尼佛）逝世后的三百年间，佛教徒先后举行了四次盛大结集（僧侣会议），讨论宗教仪式、戒律、佛教经义和哲学等问题，因见解分歧不断分裂，各立门户并继续流传。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印度佛教后期的历史，总的说来，是逐步摆脱恪守戒律而趋向瑜伽实践、玄学的和神秘的思辨的历史。在有些派别中，也发展出一种对纯粹的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广泛兴趣。叔本华所受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主要还是原始佛教思想的影响，即从释迦牟尼创教到部派分裂以前的佛教。
佛教哲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生哲学，从佛教创立之日起，它的宗旨就是为了说明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以及怎样去求得人生痛苦的解脱。原始佛教全部教义的核心是宣扬人生充满着苦，而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解脱痛苦的道路。佛教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谓“苦海无边”，它提出的说明苦难和解脱苦难方法的学说，即“四谛”说（谛即真理）。四谛是苦、集、灭、道。苦谛是讲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原因或根据，灭谛是讲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涅槃），道谛是讲实现佛教理想境界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
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可归结为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不得不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事聚集在一起的痛苦）、爱别离苦（与相爱的人或事离别的痛苦）、求不得苦（指有所欲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五盛阴苦或五阴盛苦（五阴即五蕴，称众生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素组成，生灭变化无常，盛满各种身心痛苦）”。它认为，这些苦是人人所共有的，无论是第一等级的婆罗门还是最低等级的首陀罗都不可避免，在苦的面前，人人平等。
佛教的集谛分析了产生苦的原因，认为苦是来自欲望和烦恼，这就是它的十二因缘的学说，这一学说用所谓“三世两重因果”说明生死轮回的道路。认为一个在前生（过去世）所作的“业”为今生（现在世）的受苦受罪种下了因，今生的做人又继续作业，于是又为来世生（未来世）的受苦受罪种下了因。十二因缘的具体内容：以无知（无明）产生印象和意向（行），从意向产生意识（识），从意识产生精神和肉体的组织（名色），从精神和肉体组织产生六入（即五种感官和心），从六入产生接触（触），从接触产生感受（受），从感受产生渴望（爱），从渴望产生执着（取），从执着产生生存意志（有），从生存意志产生生存（生），从生存产生老、死、忧、怨、苦、沮丧、绝望。这就是全部苦难的来源。原始佛教认为，苦的根源在于“无明”。普通人不懂得，苦正是在于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人生从外缘（即客观上）来说，存在着八苦，而人本身有着不老、不病、不死等享受的“欲望”，这种不能够满足我们精神上的期待或要求的心理状态，就是苦。所以，佛教所认为的苦不是指肉体、物质上的苦，而是以精神上的主观为苦因，人的爱欲是无穷无尽的，同时，这种爱欲是盲目的、愚痴的，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人生乃有着无穷无尽的苦。
既然苦是由“无明”造成的，是由人的欲望与现实冲突而造成的，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心。因此，佛教主张心的改造和修养是实践、修行的根本。由灭尽烦恼而得解脱，这就是佛教讲的灭谛。佛教认为，生就是苦、是烦恼，死才能得到解脱，但是死只是解脱的一个可能，问题还在于，肉体死了，灵魂意识并没有死，还得转生为人或为畜生，所以仍然是痛苦，在这个问题上，佛教吸取了婆罗门教的轮回说，认为灵魂不灭。（作者理解有误，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灵魂不灭说，佛教主张“无我”，认为轮回转世是业力感应的结果，其中并无一个恒常不变的精神主体“我”——博主注）因此，佛教认为，要真得解脱，出离苦海，只有从根本上摆脱生死轮回，进入理想的涅槃境界。
如何摆脱这种人间的烦恼，这是四谛中的“道谛”的主指，具体地讲，就是“八正道”：正见（对“四谛”的正确理解）、正思维（对“四谛”等佛教教义的正确思维）、正语（不作一切非佛理之语）、正业（住于清净之身业）、正命（符合佛教戒律之正当合法的生活）、正精进（勤修涅槃之道法）、正念（明记“四谛”等佛教之理）、正定（心专注于一境，观察“四谛”之理）。按照这“八正道”潜心修习，就可以功行圆满、证得阿罗汉果——超凡入圣，入涅槃（又译圆寂，圆满一切清净功德，寂灭一切烦恼）。
佛教还主张，不论哪一个等级，都可以“修道”，而且都能修成“正果”。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它主要还是为了反对婆罗门教中婆罗门至上的教义，体现了一种原始平等的思想。
二
叔本华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样也是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自由和人生的意义等社会伦理问题。
叔本华从他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理论出发来论证他的人生哲学。他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他认为，自在之物不是别的正是意志，这种意志的基本特点就是求生存，所以称之为“生存意志”或“生活意志”。生存意志的基本要求就是获取食物以求生存、发展自身以求美好的生福、战胜他物以求延续生命。
这种生存意志是世界的本质、本原，同样也是个人的本质、本原，而个人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人的肉体器官也是完全适应于人的意志的，“身体的各部分必须完全和意志所由宣泄的各主要欲望相契合，必须是欲望的可见的表出：牙齿、食道、肠的输送就是客体化了饥饿；生殖器就是客体化了的性欲；至于攫取物的手和跑得快的腿所契合的已经是意志的比较间接的要求了，手和脚就是这些要求的表出。如同人的一般形体契合于人的一般意志一样，同样，个人的身体也契合个别形成的意志，各个人的性。”（《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63页）
既然，人这种生命现象是生存意志的客体化，是由生存意志所决定的，那么生存意志的冲动也必然构成人的内在本质，按照叔本华的观点，这种生存意志具有强烈的冲动，无穷的渴望，它是盲目的，它没有终止的界限，也没有最后的目的。这种意志去追求、挣扎，说明了自身的缺乏，在追求和挣扎中又必将遭遇到阻力。叔本华把意志在追求目的时受到的阻抑称为痛苦或缺陷，把意志达到它的目的的状况称为幸福或满足。按照叔本华的观点，痛苦是经常的、幸福是暂时的，痛苦不仅在于本身的缺乏和追求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而且每次的满足又是新的努力、新的痛苦的起点，“一切追求、挣扎都是由于缺陷，由于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而产生的；所以一天不得满足就要痛苦一天，况且没有一次满足是持久的，每一次满足反而界是又一新的追求的起点。我们看到的追求挣扎都是到处受到多重阻碍的，到处在斗争中；因此，这种情况存在一天，追求挣扎也永远就要被看成痛苦，追求挣扎没有最后的目标，所以，痛苦也是无法衡量的，没有终止的。”（同上，第424页）。
叔本华还认为，痛苦是与意志现象的完善，人的智慧程度成正比。按照他的理论，各种事物虽都是意志的客体化，但意志现象的完善程度是不同的，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意志现象就愈益完善，同样，痛苦也就愈为显著，“意志的现象愈臻于完善，痛苦也就日益显著……随着认识之愈益明确，意识愈益加强，痛苦也就增加了，这是一个正比例，到了人，这种痛舍也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是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同上，第425页）
那么，如果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之后，是否感到幸福？叔本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冲动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本质，一旦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会感到无可名状的空虚，空虚和无聊立即围拢上来，而同空虚、无聊作斗争，其痛苦决不亚于同缺乏作斗争，因此，这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决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7页）
从而，叔本华得出结论“在人的生存中来考察意志的内在的、本质的命运……证实一切生命如何在本质上即是痛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5页）
叔本华认为痛苦的根源在于生存意志，生存意志越强烈，其痛苦就越大。因此，解除痛苦的方法只能是舍弃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彻底否定生存意志。
那么，如何来否定这种生存意志呢？叔本华认为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进行哲学研究，由于哲学是一种理智活动，因而它虽然不能支配意志，但可以对意志加以限制。理智能和缓意志，知识可镇静欲望，但这种方式还只能减缓痛苦，而不能消灭痛苦；第二种方式是进行艺术创造。他认为，艺术具有伟大的功能，人们在艺术创造或艺术欣赏时，在一瞬间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欲求的动机，不考虑利害关系，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达到纯粹的无欲的思考，以摆脱烦恼和痛苦，自我通过直觉以体验意志，把自身全身心投人到对象之中，以达到主体与客体交溶，自我与对象合一的暂时的“无我”境界：“这就是没有痛苦的心境”。（同上第274页）但从艺术观审或直觉中获得的没有痛苦的心境只是暂时的。他认为，要得到永久的解脱，就必须采取第三种方式，也就是禁欲的方式，只有认识到意志的本质是痛苦，才不再肯定意志，才能走禁欲之路。
叔本华把禁欲行为分为三种：“自愿的、彻底的不近女色是禁欲或否定生命意志的第一步。”（同上，第521页）由此，意志将随这身体的生命一同终止。二，“表现于自愿的，故意造成的贫苦”（同上，第523页）贫穷自身就是目的，以此来经常压制意志，使意志不为愿望的满足、生活的甜蜜所动，没欲望当然也就没有痛苦。三是死亡寂灭。只有清心寡欲的绝食而死才是对痛苦解脱。他认为，美的美感那种怡悦的获得是由于我们摆脱了狠心的意志冲动，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的意志不只是在一些瞬间，如美感的享受，而是永远平静下来了，甚至完全寂灭，只剩下最后一点闪烁的微光维持这躯壳并且还要和这躯壳同归于尽，这个人的一生必然是如何的幸福。“（同上，第535页）这时使达到了佛教所说的那种“涅槃”境界，在这种“涅槃”境界中，一切意欲彻底泯灭，绝先所求，因此，也无所谓痛苦与苦难了，叔本华就是这样从悲观主义引出了虚无主义的结论。
三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看到，原始佛教和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认
为，人生就是苦，而苦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与现实冲突，如何摆脱这种苦，他们都认为应从自身着手，通过修心禁欲的方式，达到一种“涅槃”的境界；他们的人生观本质上都是一种悲观
主义人生观，也都是从悲观主义走到虚无主义。佛教否认自己的学说是一种消极无为的学
说，认为它是鼓励人们积极行善的。但事实上由于它奉行禁欲主义原则，便决定了它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是积极进取的，在这个问题上，叔本华则坦率得多。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可取的，但它提出的某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它认为人们之所以苦在于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看到了人们对某事的体验是苦还是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人的主观条件即主观衡量标准、价值判断标准限制的，它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
但由于这种理论夸大了这种重观体验在价值判断中的作用，完全否认了判断的客观依据，这就走到了相对主义，导致错误的结论，同时它还由祝推论出，人们要解脱苦难就要克制人的欲望，实行禁欲主义，那就更加错误了、它否认了人的欲望与需求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正是人的欲望、需求这种原始的动力推动着人邢祛进行生产活动和其它实践活动，从而使其得到满足。某种欲望、需求得到之后，在新基础上又产生新的欲望和需求，人们再去进行新的实践活动来满足这种新的欲望和需求。正是在这种欲望或需求、满足、再欲望、再满足……的过程中，社会也得到发展，不断地进人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以，这种禁欲主义的说教，从社会阶级斗争方面来看，是为了麻痹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堕性的东西，有碍于社会进步。
从两种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来看，并不一样，佛教得出它的人生哲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缘起”说和“无常”说的理论。佛教对人生和宇宙的“真实”的探求，归结为缘起说，即人生和宇宙都是多种原因和条件的和合而生起的，任何东西都是处于一种相互联系之中，有此故有彼，有彼才有此。他们通常讲“因缘“，“因”是指某一物自身的根据或原因，“缘”是指外物给它的影响或动力，凡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缘起说是佛教全部教义的理论基石。从缘起说加以推衍，进而就得出一切现象都是刹那变化、永远变化的“无常”的观点。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因此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无我”），人生和宇宙万物都是“无我”的，即所谓“人无我”和“法无我”。虽然佛教是用缘起说来进一步论证由婆罗门教提出的灵魂轮回、因果报应学说，用无常的理论来否定人生的真正价值，但它提出的因果联系思想，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思想以及强调变化的观点与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一起丰富了人类思想这座宝库，在人类思想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叔本华理论基础则要粗陋、肤浅得多。叔本华虽然正确地看到人的意志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但他没有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意志的作用无限夸大。不仅在认识活动中，意志起着决定作用，而且把人的肉体以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意志的反映和体现。再把意志冲动作为人的内在本质，用这种意志的欲望来解释人生，就错上加错了。
两种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为什么会得出同样的悲观主义结论？从社会条件来看，他们都处于社会动荡不安，人生价值受到威胁这种社会状态之中。从理论上讲，佛教主要在于“无常”的理论基础，按照这种理论，人生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又是无限的，甚至往往是不现实的，这就产生矛盾，产生苦；叔本华理论在于他的“生存意志”说，生存意志要满足自身的欲望也同样与现实发生矛盾，产生苦，他们两家都谈到欲望与现实的矛盾，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使他们有可能走到一起。
从两种人生哲学的历史地位来看，佛教是作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的对立面产生的，它的产生动摇了婆罗门教的霸主地位，“缘起”和“无常”的理论是对婆罗门教神秘主义理论的有力冲击，它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思想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此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赞同和信认。叔本华理论反映了一种在竞争中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的悲观情绪，早年父亲经商失败而自杀，以及自己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产生一种孤独感和悲观情绪。那种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愿望的德国古典哲学当然不合叔本华的胃口，他在古代哲学中找到了他的和音，原始佛教中的那些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论与他的思想一拍即合，而其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则被抛弃了。由于叔本华理论起初主要还是反映个人的遭遇和情绪，因此不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的需要而遭到冷遇。只是在1848年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丧失了其革命性，叔本华哲学才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从叔本华哲学前后期遭受到的不同命运可见他的哲学的历史地位了。
总之，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探受佛教影响的，理论上的一致证实了这一点，在他自己的有关论述中也多次谈到这一点。将两种理论进行对比的话，叔本华理论中可肯定的东西则更少了。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转载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文科版）》l996年第2期，第5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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