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上海七七事件回顾

　　七七在天主教很自然的就与马达钦发生了联系。去年的七七，双合法的马达钦成为中梵双方认可的新主教，可是他却出人意表的提出，为了专心圣工决定辞去爱国会职务。这叫许多人难堪，在场的金鲁贤主教，不在场的中梵双方的决策者，谁都不好受。尤其是中梵双方的决策者明白，这个人的不负责任的自由行动，使中梵关系再一次出现严重裂痕。　　　　但是，地下教会或是倾向于地下教会的信友，却为马达钦大声喝彩，那也是在为他送行。马达钦从七七那一天开始，就不会接班成为管理上海教区的主教了，甚至他连主持一场弥撒的资格也失去了。

　　

    在发生马达钦事件之后，《中国天主教主教备案办法（试行）》见诸于报端，网名“山雨来”的天主教徒声称：“《办法》是与梵蒂冈公开决裂的宣言书。《主教登记十六条》是彻底的‘中国天主教’的认证证书。她的顶头上司就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爱国会。”有什么办法呢？本笃十六世既然喜欢恢复传统，甚至不惜以触碰政治问题这个雷区作代价，那么，中国天主教会势必再一次发生分裂，继马达钦之后肯定还会有新的牺牲品。

　　

    一会一团很快就撤除了对马达钦的任职。接着金鲁贤主教彻底地倒下过世了，他是中国天主教会真正的巨擘硬汉，却也无法承受再一次失去接班人的痛苦。罗马教廷对金鲁贤主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对马达钦的境遇却不闻不问。很明显马达钦成为了中梵博弈的牺牲品。但是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却带领着一些香港天主教徒到中联办前示威者游行，抗议中国侵犯宗教自由，他们要求释放被迫“休假”的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主教。其实是马达钦自己囚禁了自己。在马达钦的住所，没有军警，便衣，流氓，他只要迈动双脚，大可以自由走出佘山修院。他不这么做，就证明他开始了反省。然而需要反省的，又岂止是一人一事？

    应该承认一会一团对马达钦做出的处理，有些专横。马达钦既然是中梵双方认可的主教，撤免他在情在理也应该由中梵双方一起坐下来协商。就是做样子也应该如此。

   如果若望保禄二世还在世，就不会发生马达钦事件。若望保禄二世的对华政策非常成功，他的“非法可以变合法”的方针为中梵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前提。当时，政治上合法的教会，陆续成为宗教上合法的教会。中国天主教会也借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形成的宽松环境和天主教梵二会议带来的对话开放精神，满有热情的开办了修院，出版了教会书籍、刊物、网站，传播了福音，落实了大部分教产，也参与进行了很多社会慈善福利活动，让中国人体会到了一些信教人群的奉献善良的精神面貌。

    若望保禄二世搞宗教，不触碰爱国会一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梵之间就有了交集，即便是面对主教任命权争执，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协商解决，不至于弄到你越是反对，越是绝罚，我就越是要自选自圣，走自己的路让你心烦，让你无奈。甚至可以和梵蒂冈叫板，让你无法下台。新教宗方济各在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之后，要对中梵关系做出认真反省，充分尊重非基督教文明地区的自身传统才能为改变当前僵化的中梵关系做出贡献。

　　可是作为中国人，通过去年七七发生的马达钦事件，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的局限性、保守性和落后性。我们既然讨论发展民主的问题，甚至希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中国传统的一些理念，就不应该继续坚持。在中国传统的理念中，任何宗教都不能具有独立地位，不能与世俗政府平起平坐。结果弄得，宗教领袖不像宗教领袖，倒像是会念经的官吏，宗教组织不像是宗教组织，倒像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宗教信徒对此意见很大，政府也有抱怨，认为自己为宗教组织花钱办事，反倒落下埋怨。为什么就不想想，宗教信徒如果只认钱只认权，又何必信神信佛呢？官办宗教没有神圣性，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不得民心的地方。不信教的人会说，政府不应该把我们的血汗钱花在神佛身上，信教的人却说，我们不稀罕拿政府的钱办事，给我们宗教信仰自由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宪法中，确实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然而那只是文本上的东西，到了现实之中就打了折扣。不然，马达钦要求辞职就不会影响到他的宗教身份，就不会弄得连露面都有了困难。马达钦要求辞职，其实就是不想再作官了。上海教区一个主教的政治地位不会低于厅局级，许多人打破脑袋也想弄到手，可是马达钦却要放手不干，只想老老实实地做他的主教牧人。当然，马达钦辞职的方式大有问题，像是有意要让许多人下不了台一样。而且后果太严重，影响到了中梵关系，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大事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连宗教自由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他们还会有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结社出版的权利，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吗？宗教信仰自由在所有的人权之中，大抵处于最基础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民主政治发达的国家一律严格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国家与宗教团体从根源上完全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