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杀死赴巴宣教者的真正凶手？
两个中国90后宣教者在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杀害了。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神棍摇弄起其如簧的嘴皮说：“一个没有殉教士的教会，就是没有耶稣在他们中间同在的教会。李欣恒弟兄是中国90后基督徒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听了主耶稣的道，就去行了”。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都会从这话中嗅出魔鬼撒旦般的硫磺味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对这种利用他人的单纯和鲜血来为自己拓展势力范围的人感到无比地气愤！
这两个传教者实际上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们殉的与其说是基督之“道”，不如说是因穿上一神论宗教“衣服”而被设计和强化的自我意识，而杀害他们的真正凶手，正是他们对作为整体的基督教启示的无知；正是那些利用基督教洗脑术来营造江湖势力的居心叵测的吃教饭之基督教神棍。
基督教是个好东西吗？我们不妨问另一个问题——中国的鲤鱼是个好东西吗？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鲤鱼毫无疑问是个好东西，可到了美国的河里，就成了人家的噩梦。因为在美国，中国的鲤鱼少了一些足以受人欢迎的环节。在美国的中国鲤鱼，被视为生物入侵，在中国泛滥开来的美式的基要派、归正宗色彩的基督教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视为文化入侵。
当两千年前东方基督教传入大多处于野蛮状况的西方世界时，那绝对是个好东西，它为尚处于不开化状况的西方蛮族世界提供了一种足以将自身想象且塑造得更文明一点的介质。作为一神论宗教之一种，基督教难免带着强烈之独断论色彩与自我身份意识之强调。带着强烈之独断论色彩与自我身份意识之基督教在其刚被传入西方的时候，并非没有引起西方世界的激烈反抗。电影《城市广场》就生动地描述了基督教传入之初西方固有之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对基督教的强烈的排异反应。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历史主题之转移，伴随尼采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对基督教之猛烈攻击以及20世纪六十年代欧美新时代运动对基督教的信念基础的强力解构，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在欧美世界已经日渐式微。现代西方精神消化了基督教之启示性精神养料，而日渐抛弃了其中的身份意识。基要派基督教徒在西方日益沦为边缘化之小众。
中国自唐代以来接触到基督教的东向传播，并无明显排斥。甚至于后来利玛窦以儒释耶之传教作风竟引起不少士大夫之好感而皈依基督教。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接触到另一个面貌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以先进文明自居，背后跟着坚船利炮。它一边用现代西方的文明成就挑动了长期忍受着国家失败之苦的中国人之情结，一边有意识地摧毁着中国人之固有文化认同。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告诉中国人一个他们想说的“耶稣”，却隐瞒了他们不想说的“耶稣”。他们用一个“基要主义”的“耶稣”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但他们不想告诉我们的是，开启了现代性的西方自己早就把“基要主义”的“耶稣”给“杀死”了，因为“基要主义”的“耶稣”正是西方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培养起了一类工于心计善于谋利的神棍和一种半吊子傻帽基督徒来做他们的文化代理人。那些个中国的半吊子傻帽基督徒在心怀叵测的神棍的引导下只看西方传教士让他们看的基督教教义文献，而自动地屏蔽了对整个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全面了解和学习。他们自动“阉割”了自己以及基督教自带的思想免疫力、以至于西方基督教体系内部的自我平衡纠错机制（比如否定神学传统）并不被中国的半吊子傻帽基督徒所知晓和承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的半吊子傻帽基督徒到处传播的所谓“福音”不过是某种被植入的一神教自我意识，这种被传播的一神教自我意识就像传入美国的中国鲤鱼，由于在新环境中缺乏某种必要的内在平衡机制而泛滥成灾。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即在于其超越不同文化之藩篱而在人心中获取了直观的可通约性。如果我们颇认同于基督教所宣扬的神爱（agape）的话，乃是由于我们从儒家所说的“仁”与佛教所说的“同体大悲”中获取到同样的感受。此乃判断真理之基本标准。然而，被洗脑的中国的半吊子傻帽基督徒却坚决否认此基本标准，他们说除了基督教的《圣经》没有神爱。他们拼命营造着由一种固化而僵化的基督教语言方式所构筑起来的城堡、且如同搞传销般拼命地往里拉人。这一切皆用来缓解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失名”的身份焦虑。他们在用基督教言说系统不断构筑和传销他们的身份意识的同时，无条件的真理却被他们给屏蔽了。
即使站在基督教教义立场看，基督教的上帝也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但在中国的半吊子傻帽基督徒的意识中，上帝却成了一个在万名之中的某一个非此即彼的名。换言之，上帝的名就是教义中被定义的名，传福音就是传教会定义好的那个“福音”，所以，传福音实际上就成了让别人成为基要派基督教徒。他们也不想一想，基督教徒有什么资格把“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拉到非此即彼的众名之中？凭什么剥夺上帝用佛教、儒教和回教的方式说话的自由和权力？
今天，疯长之基督教组织之在中国犹如入侵美国之鲤鱼般惹人厌恶。因为他们传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是用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分裂的自我意识、且对他人的自我意识展开征服。当他们遇到那些被现代性夺走了自我意识的倍感软弱和孤独的人，他们也就很容易地俘获了他们的战利品、用之来构筑自己的镜像城堡。可一旦当他们遭遇到同属一神教传统且有着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宗教势力时，他们也就必然地沦为他们的自我意识之争的牺牲品了，因为两个自我意识的相遇犹如越擦越热的手掌。最可悲的是，他们甚至忘记了耶稣“别人夺走你外衣，把内衣也给他，别人逼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二里”的放下自我意识的教导，罔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圣训，把“超乎万名之上”的主之道，变成了营造属世的宗教势力范围的“贼窝”。他们意识不到，在上帝看来，对回教徒最好的传教就是和他们一起读《古兰经》，对佛教徒最好的传教就是学佛修行。在他们的天上主看来，道并无身份，而是既隐藏于万物之中、又超乎万物之外。然而，他们却把他们的自我意识与宗教身份当成了道本身！他们死于偶像崇拜却正因为是殉道，他们在天上的主看着这一切，当多么的悲哀啊！正如《圣经·诗篇》所言：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
地狱，上帝的秘密所在
李野航
日本，是一个极端善于凝视地狱的民族。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是又一部杰出的凝视地狱的电影作品之一。可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凝视地狱呢？那些个善于凝视地狱的人们不总是被地狱给抓住吗？我们中国人总的来说没有凝视地狱的传统，或许，正因为中国文化总的来说不善于凝视地狱，因而在关乎“上帝”的问题上，总是缺乏“存在”的深度。而恰恰是地狱，却隐藏着解开上帝之谜的终极钥匙。
松子，是一个心地纯洁、固执地把世界看得如同童话般美丽的、因为害怕孤独而总是扮鬼脸讨好他人的女子。然而她试图讨好的这个世界却潜伏着地狱。她被她试图讨好的人一一离弃和背叛。然而，她仍然死不悔改地、纯洁而固执地把世界看得如同童话般美丽、这是她活下去的理由。最先又是最后一个背叛她的流氓从她眼中看到了上帝之光，但由于那爱之光实在太强了，流氓心中的地狱驱使他选择了逃离。松子的精神世界坍塌了，人沦落到一种极端颓废的境地。在她的家人和旁人看来，她度过了令人嫌弃的愚痴之极的一生、直至死去。电影用她死后找来试图探寻她的生活之谜的侄儿的视角，逐渐剥开了她身上那上帝之光与地狱的纠缠不清的头绪。最后，她侄儿说：如果宇宙中有一个上帝的话，他宁愿祂像这个姑姑。
一个像叫花子般颓废愚痴不堪的上帝，何以可能？
然而，这却是基督教内在精神之奥秘所在——上帝下到了地狱，又重新升上了天。在德国哲学家波墨看来，在这世界最不堪的处境中，上帝旅行到了祂自身的最远端，因而完成了祂作为存在本身的自我显示。如果上帝不能体验到祂自身的最远端，祂又何足以完成其作为存在本身的属性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实际上是一部基督教神学电影，这部电影试图揭示一个秘密：上帝在地狱中“是”祂自己。
论加尔文归正宗
谈到加尔文归正宗，我说：不可否认，基于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自组织需要，基督教归正宗教会做了块体制化加一点超验信仰的“夹心锅盔”售卖。这无可指责，因为人的体制化自组织需要无可指责。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实际上去到这类教会中就会强烈感到，总是体制化的“面粉”越来越厚，而灵性体验的“夹心”越来越薄。以至于当体制化的基督徒在祈祷的时候，会越来越不确信上帝是否在听。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体制化的本质就是用一个符号的外壳来武装自己属世的现实生活。宗教信仰一旦体制化，就越来越不属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