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美]田浩，黄梓根（译）
（1．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系，美国 874302；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朝廷还不断加强了对这类书院的监管。文章同时也认为，在书院运动中，朱熹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他的同道们—— 即便是在朱熹本来仅仅作为张栻访客的岳麓书院。①
①译者注：此文系美国著名汉学家田浩先生于2004年12月访问岳麓书院后所作，其法译版为法国的《Lieux de Savoir／Sites of Learning》一书所收录。现由作者授权将此文译为中文并刊发。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儒家道学；吕祖谦；朱熹；张栻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5）O6-00O3-O7
[作者简介]Hoyt Cleveland Tillman（中文名：田浩）（1944—），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哈佛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译者：黄梓根（1974一），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Confucian Academies in Song China
Hoyt Cleveland Tillman，HUANG Zi-gen（tr．）
（1．Department of History，Arizona State University，P．0．Box 874302，America；
2．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The White Dear Grotto Academy and the Yuelu Academy were among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Song era academies；thus，these two example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academies．Life and education at the academies are portrayed not only through their study rules and famous lectures but also through descriptions of the architecture，layout，shrines，and inscriptions at the academies．Daoxue leaders，such as Lü Zuqian，Zhu Xi and Zhang Shi，cooperated in strengthening these academies and establishing guidelines for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training conducted therein．While the government’Sschools were focused on training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these Daoxue leaders put priority on ethical training and sought to cultivate a community or fellowship among the students．Nonetheless，government support was cruc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Confucian academies．Moreover，governments over the centuries increased supervision of such academies．The article also suggests how Zhu Xi’s influence gradually overshadowed his friends-even at the Yuelu Academy where he had earlier originally been Zhang Shi’s guest．
Key words：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Yuelu academy；Daoxue Confucianism ；Lü Zuqian；Zhu Xi；Zhang Shi
从12世纪的立场，吕祖谦（1137—1181）回头思考中国书院的建立，突出了朝廷对于书院创建的重视和支持，而正是这种来自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使宋代（公元960—1279年）书院跟以前的学校得以区别开来。吕祖谦在公元1180年为庆祝白鹿洞书院重修时提到：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着，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赐之匾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①
随着全国范围内政府官学的扩充，书院在经历了11世纪的繁荣之后，已开始呈现衰落之势。然而，在12世纪晚期，士大夫们，特别是那些恪守儒家道统的道学家们又开始重建和复兴书院。②这些士大夫们对儒家的道德原则、社会政治价值以及知识传统皆有着强烈的关注和信奉。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些道德原则和知识传统在政府官学中正日益被忽视，官学所集中关注的只是如何培养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并成为朝廷的官员。③因此，一方面，书院的修复和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府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书院及执教于其中的士大夫们和官府之间又存在着不和谐，二者处于一种既合作又紧张的平衡关系之中。尽管白鹿洞书院讲授儒学的历史渊源要比岳麓书院早，但岳麓还是早白鹿洞一年正式取得书院的称号，即公元976年，在白鹿洞正式成为书院的头一年。公元1165年，张栻（1133—1180）重修岳麓书院，这为朱熹（1130—1200）在公元1179年至公元1180年修复白鹿洞书院提供了一个先例。尽管白鹿洞书院不像有些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有着制度上的那些创新，但是其名气却因为朱熹的原因而赶上了岳麓书院，并被广泛认可为南宋书院运动的典范。④总的来说，综观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视角，来管窥书院作为一种学术场所在宋代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一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傍溪而建，茂林环绕，风景秀丽。其址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脚下，距南康城北约五里。这里，原先是一座佛庙的旧址。作为一个讲习之所，白鹿洞的历史和得名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末。当时有一名学者隐居于此，因有一头白鹿相伴，故而得名白鹿洞。⑤然而，时至公元977年，该书院才被朝廷赐予匾额和书籍，成为一所具有官学性质的书院。ll世纪和l2世纪初，由于政府官学势力的扩充，白鹿洞书院曾被长时间废弃，以至于朱熹在公元1179年主持重修的时候，不得不雇佣一名当地的樵夫到树林中来确认旧址。
①吕祖谦《东莱文集》卷6，第138—139页，《丛书集成》版；也参Linda A．Wahon，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SongChina（《南宋中国社会与书院》）（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第25—26页；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8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②宋代的“道学”足比“程朱理学”更宽泛的一个概念，然而二者又都属于一些学者所泛指的“新儒学”的范畴．见田浩，《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指向：新儒学与道学之间差异的检讨》，载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97页。
③关于与官学的比较的英文著作，见Thomas H．C．Lee（李弘祺），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a History（Leiden：Brill，2000）关于科举文化，见John 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o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Thomas H．C．Lee（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以及Benjamin A．Elman（艾尔曼），A Cuhu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Emperial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
④Walton，32—35．另见John Chafee，Chu Hsi and the Revival of the 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之重修》），1179—1181A．D．，T’oung pao 71（1985）：第40—62页。
⑤如非另有注明，关于自鹿洞书院的材料主要取自朱汉民、邓洪波、陈和主编的《中国书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含Thomas Lee（李弘祺）的英文介绍，其次来源于Wing-tsit Chan，“Chu Hsi and Academies，”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The Formative Stage，edited by Wm．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Chaffee（伯克利：加利福尼业大学出版社，1989），第389—413页。
当年，朱熹官南康太守，赴任伊始，便开始每周至少一次在城中的州学授课。朱熹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过程中觉得，对于经典的学习，应该把注意力从对科举考试的准备转移到对个人德行的修炼上来。但是，朱熹的这种想法和尝试在州学中遭遇到了阻力，朱熹颇为失望。所以，在他即任的一个月内，就奏请朝廷，请求支持，准备在山上修复白鹿洞书院，作为讲习儒学之所。而且，如果不在此重建儒家书院，庐山又将尽为佛庙或道观所占。朱熹坚持不懈地推动着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以致工程不出一年便大功告成。由于在奏请朝廷许可和财力支持的方面曾得到吕祖谦的诸多帮助，所以朱熹邀请吕祖谦为重修后的白鹿洞书院撰文作记。朱熹节选了部分内容刻在石碑上，立于书院中，传诸后世。吕祖谦称这次重修是对三大挑战的回应，既回应了来自佛道的竞争，又确立和完善了当前的书院教育体制，还对儒家道学进行了提升。①重修后的白鹿洞书院，成为当时其它书院的典范，并由此而闻名于世。然而，尽管白鹿洞书院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对东亚地区书院的发展和繁荣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它今天却几乎仅仅是一个以朱熹为中心内容的陈列馆（包括朱熹的祠堂，157座石碑，以及刻在石壁上的57座有的出自朱熹手迹的石雕），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遗址，落寞在那座自然风景名山之中。
白鹿洞书院素以公元1181年陆九渊（1139—1193）的讲学而著名。陆九渊是当时著名演讲家，应朱熹的邀请前来讲学。当时，陆九渊就《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阐发了自己的看法：
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②
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科举取士由来已久，名儒巨公皆出自科举。虽如此，陆九渊告诫学生，不要把科举考试的成败视为评判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如果陷入科举而不能自拔，将有悖于圣贤之道，并且使人不能悉心于国是民隐。因此，他鞭策学生：
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②
据说朱熹听了陆九渊的讲学时，大为所动，虽然当时已“天气微冷”，朱熹却“汗出挥扇”。讲课之后，朱熹称“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于是，朱熹请陆九渊把讲义写下来，并请人刻于石，留于书院，传诸后代。
白鹿洞书院最负盛名的是朱熹所订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强调学生在处理家庭和朋友关系时要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朱熹反复提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主要的伦理关系，认为要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进一步称，履行这五教之目与实践儒家义理是一致的，认为践行这些伦常即是为学的内容和目标。基于此，朱熹还提出五教之目的五个至关重要的学习顺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中庸》所述）朱熹还引用其它一些经典中的成语来作为学生修身、处事和交友的基本原则，并对这些原则做了一番评价。朱熹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朱熹说，圣贤之意并非要学生徒记词章以获取功名利禄，但是，“今人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正是因为学生舍其本而求其次，急功近利，忽略道德的修养，所以近世以来，各地学校纷纷制定学规以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如果朱熹的学生能够根据他的《揭示》自觉地来进行内在的修习，则不必受此等外来的约束。朱熹将所订学规张贴于过道的门梁上，告诫学生应“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③
在13世纪，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很快被宋朝廷提升为其它书院学规的蓝本。然而，朱熹的学规又是以吕祖谦早先提出的书院训示为基础的。在吕祖谦的书院训示中，除了有关于在处事之中如何培养儒家道德的内容以外，还涉及到了关于学生的行为举止和学习实践等一些细节的规定。此外，朱熹对吕祖谦重视师友相辅，依靠明师良友“泛观广接”、互相讲习以修正过错的做法也是有着明显的吸收的。④尽管朱熹重点在理论上通过诠释经典提出了一些关于修身内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但在教学实践上，他也切实关注到了学生行为举止和学习纪律等一些细节。
①《吕东莱文集》卷6，第138—139页．参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5，128页。
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23，第75—276页。
③朱熹：《朱子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卷74，第3893—3895页。
④参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第126—128页。
朱熹对学生日常规范的期望和要求反映在现存的13世纪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的学规当中，而这些学规正是根据12世纪时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为蓝本制定的。除了例行的一月两次的书院祭祀仪式外，该学规还提到了书院课程学习和学生生活行为的一些具体规定：
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复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簿。诸生德业修否，置簿书之，掌于直学，参考黜陟。职事生员出入，并用深衣。请假有簿，出不书簿者罚。应书院士友，不许出外请谒投献，违者议罚。有讼在官者给假，事毕日参。①
该学规对生员的学习、品德，乃至衣着、请假制度均作出了严格的要求，由此可窥见当时书院学规之严苛。
二 岳麓书院
与其它大多数的宋代书院不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官学。它始建于公元976年，由当时朝廷任命的潭州（以长沙为中心的地区）太守和当地的一些士绅所创建。书院建成后不久便衰落了。公元999年，新任太守李允则奏请朝廷支持，扩建书院，招60余生肄业其中。当时的真宗皇帝（公元998—1023年在位）钟情于书院，于是大兴文风，鼓励发展书院。公元1012年，真宗召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入京，讲学国子监。然而，周式虽身在京城，却心系远在长沙的岳麓书院，不愿在京为官。公元1015年，宋真宗恩准周式回到岳麓书院。为褒奖周式在岳麓书院的办学，真宗赐给书院内府书籍，还亲自题写“岳麓书院”匾额赐予书院，称赞岳麓书院是湖湘英才荟萃之地。②
①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宋元地方志丛书》版，卷29，第5页下—6页上。
②如非另有注明，关于岳麓书院的材料来源于《中国书院》和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制作，湖南音像出版社发行的《千年学府》光碟，以及本人于2004年12月份对岳麓书院的实地考察。我对该书院的一些了解得益于朱汉民先生和他同事们的慷慨赐教。
由于得到了皇帝如此高的褒扬，岳麓书院遂声名远播，并且很快成为湖湘道学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的湖湘学在张栻主教书院的期间曾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在公元1194年朱熹重返长沙、兴学岳麓的时候，岳麓书院的学术风向开始有所变化，呈现出融合朱熹学派的道学的趋势。湖湘学与朱熹学的道学开始结合。而事实上，这种以朱熹为方向的转变与融合是不难做到的。原因是，早在公元1167年，朱熹就曾到岳麓书院拜访张栻，并且两位好友曾会讲于书院讲堂，日夜切磋，达三个月之久。纵然岳麓书院历经了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朝文化思潮的洗礼，（译者注：指阳明心学和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岳麓书院至今还深深保留着源自张、朱的湖湘学统。例如，目前岳麓书院的最高管理者朱汉民先生就是一名朱氏后裔，并且是中国研究朱熹学的最卓越的学者之一。
在官府的监控和扶持之下，书院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个发展历程已经被历史学家们贴上了“官学化”的标签。到20世纪初期，书院的发展顺理成章地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由于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书院改制运动，书院骤然成为了讲授现代课程的新式学堂。岳麓书院在其间的二十三年当中也三易其名，到1926年成为了湖南大学的一部分。自此，岳麓书院的名称和地位又重新稳定下来，而湖南大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科和自然科学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
由于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它在湖南地区的首要的文化重要性，岳麓书院不断地得到保护和修复。今天的岳麓书院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并且仍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书院。岳麓书院的宋代建筑于公元1275年被攻入长沙的蒙元士兵毁掉。当时为了捍卫书院，十之八九的书院师生献出了生命。书院的石门和两个石狮子可以追溯至明朝，而现存的其它建筑大多都始建于18至19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岳麓书院开始全面修复。修复后的千年学府保留了许多宋代的特征和布局。除了一些明显的现代设备，如电灯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书院与它的原貌基本一致，与中国其它地区现存的或重建的书院在建筑风格上也大体一致。因此，对这所书院描述性的介绍应该可以唤起我们对东亚地区传统儒家书院学习和生活情形的联想。
岳麓书院位于湘江西畔，地处岳麓山脚下的一个峡口处。与其它书院一样，风景优美的背景和适宜于读书的清静环境是当年岳麓书院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从岳麓山上可以鸟瞰湘江和长沙全城。岳麓山最开始是道士们隐居的地方，后来，大约从公元268年开始，又有和尚在此修建佛庙。从公元8世纪的时候起，才开始有儒生在山脚下结庐读书，后来这里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稍具雏形的儒家书院。
从湖南大学校园内往山上走，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水池，池中有一座亭子，名唤风雩亭。池和亭子都是旧时书院的一部分。水池是当时给马饮水用的，所以叫做饮马池。据说，公元1167年朱熹和张栻在岳麓书院举行会讲的时候，前来听讲的读书人达一千多人，饮马池的水全都被他们骑来的马喝干了。书院的主体建筑由一道高高的盖有黑瓦的白墙围了起来，里面的墙和建筑将书院分成了一些院子和相对独立的区域。书院的布局具有一种传统的庭院式风格，既像是大家族式的院落，又有点类似旧时官府的衙门，还夹杂着一点寺庙建筑的风格。通过入口后，大门所指向的是书院诸多院子中的第一个。院子的四周都有建筑物。不像以佛殿为中心的寺庙那样，书院的中心是一个用来讲学和举行儒家典礼的大厅。
从清代开始，人们从头门进入岳麓书院二门前的大院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用于表演节目的戏台，这个台子有着带湖南地方特色的弓形瓦顶。一般的佛庙和道观通常都有类似的场所，用来上演一些节目以娱乐神灵，同时也可以吸引善男信女们前来朝拜。这个台子朝里面大厅的那一方是敞开的，所以我们从头门一进来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台子的背面。台子两边的内墙上各有一个三米多高的黄色大字：一个是由当时书院山长手书的“福”字，另一个是由某位来访道士所书的“寿”字。戏台上这两个对称的“福”字和“寿”字以及台顶天花板上六角形的八卦图，似乎反映着儒、道文化在岳麓书院的相互交融。天花板和台顶的其它图案描述的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戏剧主题，这似乎反映出中华帝国晚期的人们对通俗娱乐的需求日益提高。台子的名字——赫曦台，却还是能让人们想起关于朱熹和张栻在这个院子中的往事。朱熹在公元1167年对岳麓书院的访问期间，曾与张栻一起从书院登上岳麓山顶观看日出。
后来，他们在山上观日出的地方修筑了一个有雨棚的站台，这就是朱熹在碑铭中提到的赫曦台。人们也许有理由怀疑，当年的朱熹和张栻是否会赞同后来戏台上的那些庸俗的娱乐表演，因为这些表演无疑会转移学生们对圣贤书的注意力。可不管如何，至少台子的名字还是会让人们想起朱熹和张栻以及他们在这座山上留下的足迹。在欣赏完这个台子华丽的弓形屋顶之后，转过身来，便可以看到岳麓书院的大门了。
走上几级台阶，在大门的正上方，映人人们眼帘的是一块水平悬挂在门额上的匾额，上面题写着由宋真宗手迹临摹而成的“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门柱上挂着一副大气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幅出自《左传》和《论语》的对联告诉人们：自从古代以来，岳麓书院就一直是人才荟萃之地。穿过大门，便进入了一个大院子。大门后面还有一道门，这道门（二门）将大院子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过厅，是学生拜谒老师和老师送客的地方，后部分是面对讲堂的院子主体部分。
二门门额正面悬有“名山坛席”匾。在二门由里往外看，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赫曦台，这刚好是整个书院的中轴线所在。在宋代，二门所在地是书院拜祭孔子及先贤的礼殿和孔庙所在。公元1507年，在书院北面的另一个院子里格外修建了一组建筑，用做文庙。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里就成为了书院的二门和边上几间其它的房子。l6世纪的这次改建，更加凸显了讲堂对于这座院子的支配地位，讲堂成为书院中轴线的核心地区。
讲堂规模宏大，东面是敞开的。讲堂内到处都是颇具书法价值的碑铭和题字，内容多为劝诫书院学生怎样为人处世、为学修身。讲堂中央最显眼的是悬挂在中央横梁上的两块由清帝国两位最有影响的皇帝南巡时所赐的匾额。康熙（1662—1722年在位）赐“学达性天”匾来勉励书院师生。乾隆（1736—1795年在位）认为岳麓书院所传播的湖湘学是理学南传之后的正脉，赐“道南正脉”匾给岳麓书院。这两块匾额中，乾隆所赐的匾额为原物，而康熙的“学达性天”匾是复制的。讲堂南北两面的墙上嵌有青色的石碑，碑上刻有“整齐严肃”“忠孝廉节”八个巨大的汉字，每个字大约有两米高。其中“忠、孝、廉、节”四个字是朱熹在公元1167年访问岳麓书院时所留下的手迹。“整齐严肃”和“忠孝廉节”两句话基本概括了书院教育指导原则的精髓。在讲堂的中央位置有一处高出的讲台，台上摆着两张供老师坐的空椅子——象征着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师。当年，正是在这个讲台上，朱熹和张枝向端坐在前面的学生讲课，而学生们在桌子后面挥动着毛笔做笔记。讲堂朝东的前部没有墙，是对着院子敞开的，这给那些远道前来旁听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地方。根据书院现存记载：当时有超过千数的人赶来听朱熹讲学。但是，除了举行特别的大型会讲之外，朱熹和大部分的老师都更愿意以回答学生提问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而学生则分成小组各自讨论学习。这样，学生日复一日的时间不是用来听课，而是用来读书和诵习，并与同学讨论其中的问题。即便是在书院，像古希腊传统中那样普遍的公开辩论在古代中国是比较少见的。东亚地区的学生上课时，通常只是坐着被动地听他们的老师讲课。而当老师或师生之间有问题要相互“辩论”时，他们通常通过交换书信的方式来进行。①
①译者注：在岳麓书院的教学传统中，这种公开辩论的方式还是有的，如书院学规就有一条：“疑误定要力争”。
在朱熹访问岳麓书院并首次讲学于此的前几个月，张栻写了一篇《岳麓书院记》，现被刻写在讲台后一块很大的木质屏风上，作为整个讲台的背景。
张栻在这篇庆祝岳麓书院1165年重修的《岳麓书院志》中称：书院的办学宗旨并非只是帮助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并成为朝廷官员，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书院教育的目的应该是用儒家学说来培养传道济民的英才：
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①
张栻还提倡，不但要辨别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还要将所学运用于治理天下，而不是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辩哲学。讲堂另一处值得注意的碑刻是一块清代制定的书院学规。学规不但劝诫学生要勤勉学习，而且要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
在讲堂前的这个院子的南北两面有两排长长的平房，在过去是用作书院教师和学生的宿舍的。山长则有自己专门的住所和书房，通常是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面。在这所书院，过去的山长住在后花园里面一栋独立的房子里，这就是位于讲堂南面的百泉轩。百泉轩在园林和讲堂之间。据说12世纪末的岳麓书院有学生上千名，学田大约七百多亩。②书院的教师和员工们除了每月的薪水外，还有额外的日常生活津贴。从另外一所宋代书院的一份支出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出，书院的学生同样也能拥有薪金和津贴，用于购买食物和灯油。甚至在冬天，宿舍里还发给木炭。③书院的勤杂人员如门卫、伙夫等则住在靠近前门或厨房的房间里。书院的厨房和饭厅一般设在某个院子边上的厢房里。书院学生就餐时通常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已婚的学生，如果要来书院求学，就只能把妻子留在家中。这种集体形式的食宿环境就是刻意为了加强学生们的群体意识。而书院作为一个由道学家们所经营的学术阵地，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和团结出一个具有共同的儒家道统和价值取向的士友群体。
从讲堂的后面，穿过一座桥，进到一个院子，往里便可以看到一处用作藏书楼的建筑。桥底下是一座大的水池。水池不仅把院子点缀得更加雅致，而且可以为藏书楼提供一道防火的保护带。如果前面的宿舍或讲堂万一着火，这座水池便可以阻止大火蔓延至藏书楼。另外，四时陪伴着藏书楼的一泓池水还可以随时取来灭火，因为藏书楼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木质的。在这座藏书楼建成的几年之内，宋真宗曾赐给岳麓书院一套儒家经书和一些其它的书籍。后来清代康熙皇帝还从内府藏书中赐予岳麓书院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一批书籍。所以，尽管在明代这座藏书楼曾为了突出经书而命名为藏经阁或是尊经阁，它的名字在其它大多数时期仍叫做御书楼，以凸显皇家对它的赐予。到18世纪时，其中的藏书已达两万多册，作为一所书院，如此藏书规模已经是十分庞大的了。如此丰富的经史典藏，极大地丰富了书院读书人的阅读，甚至可以说，对提高湖南当时的学术水平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保障作用。除了用于藏书以外，御书楼两边伴墙而建的带瓦顶的走廊都还是不错的读书之地。
背对御书楼，把目光转向左边院子靠北的一个建筑群，可以看到一个用来供奉书院先贤的祠庙群。尽管这个区域的建筑大多始于元代或是明代，但我们应该记得：在宋代，这种对先贤的供奉和祭祀就已经是书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在一些特别的时候更是如此。实际上，书院敬奉祭祀圣人和先贤的传统正是为什么道学家们花费如此多心血在书院经营上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都希望死后能得到这种待遇）。例如，在福建竹林精舍一份由朱熹学生所作的记载中称，学生们到“影堂”中朝拜先贤以及到文庙拜祭孔子已经成为他们每天要例行的仪式了：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书院，皆先着衫到影堂前击板，俟先生出。既启门，先生升堂，率弟子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随侍登阁，拜先圣像，方坐书院。④
①张栻：《南轩文集》，《四部丛刊》版，卷l0，第l页下。
②见李瀚章：《湖南通志》，1885年版，卷68，第l页上；Walton，36．
③见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中的支出清单，卷29，第5页上下；Walton，217．
④朱熹：《朱子语类》卷107，第267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影堂”是指供奉书院前贤的画像或雕像的地方。那些先贤们的像，在没能进入文庙之前是被供奉在“影堂”的。
岳麓书院这个供奉先贤的祠庙建筑群包括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6）程颐（1033—l107）兄弟、朱熹和张栻以及对岳麓书院的重建和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六位先儒的专祠。在宋代，后儒往往修建祠堂来纪念周敦颐和二程兄弟，并把他们奉为宋代道学的创始人。同时被列入祠堂的，有时候也包括宋代一些别的贤儒名士。在岳麓书院的祠庙群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祀朱熹和张栻的崇道祠。崇道祠的前身是诸贤祠，始建于公元1314年，即蒙元王朝（公元1260—1368年）恢复科举制度并循南宋旧例以朱熹的注释为科考核心教材后的一年。当时，和朱熹、张栻供奉在一起的还有几位对书院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先儒。公元1494年，在讲堂附近修建了新的崇道祠，专门祀奉朱熹和张栻二人。而其它六位曾对书院的创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先儒被列入了另外的祠堂。从13世纪开始，凡是朱熹或其门人执教过的各类书院和学校都纷纷为朱熹建立起专门的祠堂。
当年朱熹在书院拜访张栻的时候，他们大部分的学术讨论都发生在当时山长的住处——百泉轩。百泉轩面对的是一个优美的园林。根据记载，朱张二人当年就坐在百泉轩外面的走廊上，看流泉涓涓，听溪水潺潺，一起讨论《中庸》和相关的学术问题（《中庸》后来被朱熹提升为《四书》之一）。据说，二人讨论《中庸》之义，兴致来时，三天三夜都不曾停息。朱熹亲手题写的“道中庸”碑现在还保存在园林的碑廊中。包括朱熹的“道中庸”碑，碑廊共有历代遗碑一十三方，另外还有二十七方新立的碑刻，这些碑刻的内容反映了历代岳麓书院的建设过程。在园林的南端，有一座特别修建的亭子，里面保存的是一方最为珍贵的石碑，这就是著名的麓山寺碑。该碑于公元730年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亲自题撰刻写，其内容记录了麓山寺的历史沿革。风景雅致的园林到现在还是学生学习和讨论问题的一个不错的去处。
书院及其周围还有一些遗迹反映了朱熹与岳麓书院的渊源。除了山顶上朱熹与张栻为观日出而修建的赫曦台遗址外，还有当年朱熹访问岳麓书院时所居住过的山斋旧址。山斋于朱熹来访的前三年由当时的长沙安抚史刘珙所建，专供山长避暑居住。当年的山斋位于草木丛生的山坡上。朱熹和张栻曾共同作过一首《山斋》，反映了当时山斋的一些情况。宋末，山斋毁于战火。公元1840年，为了纪念朱熹，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于旧址重建了山斋。另外一处间接地纪念朱熹的旧址是位于书院东面200米处的自卑亭。该亭建于公元1688年，由当时长沙郡丞赵宁所建，供行人歇足之用。“自卑”二字出自《中庸》的第十五章，它提醒人们：“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朱熹特别的地位也体现在文庙里。在宋代的时候，在书院今二门的位置建有一所小的礼殿。今天的文庙在书院左侧，始建于公元1507年，是一个独立的、大规模的建筑体。每一所书院都有祭祀孔子的地方，而且宋代的学校一般都以文庙为其中心，以至于往往被称为“庙学”，但是像岳麓书院这样，附有一个如此完整、独立、宏大的文庙，则是非常特别的了。在文庙的人口处，是16世纪风格的石质牌坊，上有颂扬孔子的话：“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文庙大门外有一对石狮子守护着。大门外的照壁远远地盾护着文庙的入口，不让人们径直地进入神圣的庙堂。文庙的大成殿里供奉着孔子和十哲的雕像，而大殿两侧的廊屋，则用来祀奉自孔子以后历朝历代的一些重要的儒门先贤的牌位。
在13世纪，朱熹和张栻就已经由官方确定为有资格进入文庙两庑接受祀奉了。然而，在明代，也就是岳麓书院的文庙建成的时候，朱熹的地位已经开始提升，到公元1712年，朱熹已经作为承接十哲的圣贤被请进了文庙大成殿。①这样，当书院生徒在拜祭孔子的时候，被列入正殿的朱熹就特别显得突出了。尽管朱熹最初只是张栻请到书院的客人，而正如朱熹在教学中所获得的、不断被朝廷提升的学术正统性一样，朱熹在书院的传统中日益取得同等甚至是首要的地位。
三 结 论
书院祠堂和文庙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书院的讲习内容朝着科举考试课程发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疑又标志着朱熹在书院中正统地位的必然提升。同时，这种发展过程也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朝廷对书院监控的日益加强，书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随之日益明显，于是书院呈现出“官学化”的发展趋势。尽管现代的研究对朱熹于宋代书院传播和发展的影响力看法各异，然而众多涉及到朱熹的历史材料都表明，朱熹曾经极大地引导和影响了书院运动。②尽管书院既曾在明代后期受到过王学风气的影响，又曾在清代受到过汉学考据之风的影响，然而，书院还是保留着源自朱熹的学术传统、教学课程以及它们的官学正统地位。
①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台北：允晨文化1994，以及Thomas A．Wilson，ed．，On Sacred Grounds：Culture，Society，Politic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2），83，85．
②关于这些不同的看法，参见Walton，especially 56—70；关于朱熹中心论，参见《中国书院》，以及Thomas Lee，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转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3—9页。
博主补记：
田浩（Hoyt Tillman），1944年生。本科学习美国史和欧洲史，研究生转向中国史研究。1976年取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导师是史华兹（Benjamin J．Schwartz）和余英时。毕业后，他加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宋元思想史研究。著有《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等，编有《宋代思想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