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佛陀的脚印——世友先生口述访谈录
口述：世友先生（Dharmachari Lokamitra）
访谈：昭慧法师
口译：江晓音、黎淑惠、张瓈文
时间：102年10月27日、11月2日
编按：102年10月27日傍晚，来自印度的世友居士莅临本院。世友居士系英国
伦敦人，以传教士的坚毅与热情，长期留在印度，从事佛教复兴之大业。是日晚
餐之后，世友居士于岚园接受昭慧法师的访谈，由黎淑惠、江晓音协助即席口译。
其后在11月2日，昭慧法师赴吉隆坡参加INEB年度大会时，再进行补访，由辅
大张瓈文教授即席口译。这两场访谈录音，事后由江晓音居士发心听打、笔译成
文，让读者得以一窥当代印度佛教复兴的灵魂人物──世友居士之生平与行谊。
如果你想组织自己，改变你的信仰；
如果想创建一个社会，确保合作和兄弟情谊，
改变你的信仰；
如果想获得力量，改变你的信仰；
如果你想要平等，改变你的信仰；
如果你想独立，改变你的信仰；
如果想令生活在其中的世人快乐，改变你的信仰。1
家庭与手足
我生于1947年，俗家姓名是Jeremy Goody，1974年改名为Dhammachari Lokamitra。在1966那年，英国有个大型的火车抢案，很多钱被盗。犯人总共有11位，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姓Goody。我们希望透过这层同姓的关系，他能分点钱给我们，不过他并没有。姓Goody不意味品行就良好。（开玩笑）所以那件事的发生，对于你的生命，是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就要多行善。真的！自从我成为离家者（Anagarika）之后，持续从事佛教运动已经16年了。
父母亲直到1954年离婚前都还住在剑桥，我那时候才6、7岁。父母离异后，我跟着母亲（Joan Goody）住在伦敦，在那儿求学、也在伦敦念大学，主修历史。在历史系毕业后，取得教育学程（为期一年），自1971到1973年为止，在中学教了两年多的书。1971年，我开始接触禅修，在伦敦参加一个小区，在小区里进行禅修的体验。
我的母亲五年前过世了，母亲并不算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她是个很善良的人，对人相当好。母亲是相当开明的（progressive）学校老师，在1960年代晚期，她在一所学生超级难教的小学、中学的学校教书，那所学校是当时伦敦很差的学校。但是在那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洲后裔，早期当奴隶被贩卖，很多人当初是为了经济因素，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来到英国，他们讲的英语非常不同，因此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引起很多问题。其它很多老师不太懂他们说的语言，而母亲是那时主要的愿意去了解实际情况，并想好好了解他们并解决问题的人之ㄧ。在当时算是有名的人。她也带我走入反核武、反种族隔离的世界，带我上街头。我母亲影响我的是内心的层面。父亲（Jack Goody）个很有聪明才智的人，但不是激进份子，我母亲才是激进人士。
父亲是人类学家，已经94岁，还健在。我上个月去看他。他正在写另一本书。他以前在剑桥大学教书，但很久前已经退休了。几年前还在教学，不是很正式的教学，以前的学生希望他还可以再个别指导他们。带领学生的过程中还出了本书。但几年前中风了，常在医院。我父亲当时信奉共产主义，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受苏维埃政府重挫。在那之前，很多西方人都还对共产主义深表同情。
父亲比较像是个历史学家，他在书写的主题是，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他有两部著作，一部是《伊斯兰在欧洲的发展》，因为一般来讲，西方人对伊斯兰教有很多的误解，这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跟他实际做的东西是去呈现伊斯兰对西方，特别是欧洲有怎样的贡献。另外一部著作是《被偷走的历史》，在欧洲，他们常会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来诠释东方的历史、为他们发言。感觉上好像把东方的历史偷过来一样。那就像是偷窃的行为一样。欧洲人常以一种似乎理解东方、中国的眼光来诠释，而不承认欧洲是以本身西方的、优越的眼光来看待东方的发展。当你不承认东方有自己内部的发展时，有些地方可能超越西方的时候，就好像把东方的成果偷过来一样。父亲只是指出到现在为止，东方或中国都被这样的历史叙述诠释错误。他写了另外两、三部书都跟这个相关，这算是他比较大的贡献。你不能用自己狭窄的观点去看待。
父亲共结了三次婚。第一次的婚姻在1947年，娶了我母亲（Joan Goody），并生下了我。后来又生下Joanna Goody（1949）跟Jane Goody（1951）。Jane在1976年改名为Dhammacharini Srimala，在印度工作。父亲的第二次婚姻在1958年，对象是Esther Goody，生了Mary Goody（1959）跟Rachel Goody（1961）。Mary对佛教有好感，但不是修行人。Rachel在1987年改名为Dhammacharini Vijayamala，在我结婚时在印度帮忙我一年。所以我一共有四个姐妹。两个姐妹在印度帮我。有一位在我结婚时到印度帮我安顿下来。另一位每年会固定来印度几个月教授佛法。父亲于2000年又再婚，对象是一位很著名、很强势的女性主义者（Juliet Mitchell）。目前我们彼此维持很好的关系。
父亲是无神论者。外公外婆那边是属于贵格会（Quakers），所以母亲受贵格会的影响，但她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我成为佛教徒时，父亲其实不太支持，所以他会希望我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母亲认为我成为教徒之后比以前更善良，所以她认为佛教对我而言是好的。
我太太她是我们佛学院（Order）的一员，非常虔诚。我是在印度遇到我妻子Vishakha的。她来中心听课。现在还是有协助我。她平常也有工作，是在一所普通的学院里工作，但也管理我们其中的一间宿舍，还要忍受我这个顶多只算半个的老公。对与我共事的人来说，我们两人结婚是会很奇怪的。但是他们很支持。另一方面来说，两人结婚更显示出我对这个小区的投入与决心，也展现更大的诚意。直到最后他们都很感谢。两人结婚后因为太多文化差异了，因此相处是很不容易的。婚前，我们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婚后内心很多不堪的地方竟然都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修行。她很棒，但是这段关系并不容易。
我的女儿心理上是很自在、很有自信的一个人，所以种姓制度这种种族歧视影响不到她，在她身上感觉不到。我太太的姐妹们这一边对她很呵护，对她是很正面的影响。所以她其实不会受到歧视的影响。但是到外面社会，遇到他人对她的歧视态度时，她可以搞定。等到工作后，她在职场时，就有待观察。不过她妈妈那边的姐妹会遭遇到一些种族歧视。之前在曼彻斯特时读的是摄影、影片与人类学（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还是人类学，不过跟摄影、照相有关的。不过她刚回英国。我女儿刚完成学业，我告诉她，在我回印度前，妳要找到工作才行。不过我还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跟我太太相比，我尤其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女儿对佛教依然有份尊敬在，对于她要做的事情也是。她在英国读书，后来去位于曼彻斯特的佛法中心学习禅修，所以未来，谁知道呢！
动荡心灵的青年求知成长期
在1960年代，有两股对年轻人有影响的力量出现，但这两者表面上却是通往不同方向。一边具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性，像是社会参与，跟种族议题、社会平等、与解除核武有关。另一边却转向一种内心与自觉的，有部分是透过毒品，但是也会透过新时代的心理学的方式，比如像是交友团体等等。后者有助于让人接触探索到内心更深处的情感，而带给一个人信心。这自然而然会引发人对精神层面产生兴趣。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我对东方的精神领域的探索就这样展开了。有位印度大师，Maharishi Yogi，在披头四成为他的弟子之后变得非常有名。在西方，很多其他人开始教导冥想。印度教教徒、锡克教教徒、基督徒、穆斯林与佛教徒都有。
这就是当初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从社会参与开始。1962年，我十四岁时，妈妈就带我到Aldermaston参加游行。这场游行每年举办，目的在抗议核子武器。我持续参加了好几年。我也关心其他的社会议题。然而，我开始灰心了，因为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若没有从大脑与内心改变起，是很难以真正达成的。我开始尝试毒品，然后开始尝试各种精神上的练习与参加会心团体（encounter groups）。在60年代中晚期，很多新兴的心理治疗团体很流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人们发展对自我的信心、自我觉察与彼此了解。那当中牵涉到需要藉由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面对与肢体接触等等方法。这些团体一般被称呼为是会心团体（encounter groups），这些做法到今天都还有持续发展，有很多另类的心理治疗方法，例如：非暴力沟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这是从人类潜能的角度切入，时常能帮助人们变得更具信心。在60年代早期，我对社会有某种期待，对于解除核武、种族等等社会问题会关注，之后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很自我的那一面。
接触佛法的背景
我终于了解到我需要一种心灵上的方式来对我的心进行练习，为我扰动不安的心带来宁静，而那带我通往静坐。在那时，有好几位不同教静坐的老师与学习方式。我必须从众多宗教传统中，挑选出我想要学习的静坐为何。我ㄧ开始就受佛教吸引。因为佛教中没有所谓的上帝这种创造万物的形象，而且佛教似乎是奠基于理性。因此在1970年左右，我找到了一位泰国已还俗比丘Nai Boonman学习静坐，当时他在伦敦的泰国大使馆工作。但后来自己不很满意自己只学禅修，其余的都没学习。
佛教在当时的英国算是刚兴起的。但是在当时是有一些禅师，有一些西藏的大师，一些上座部法师在那里弘法。僧护大师（ven. Sangharakshita，又名ven. Bhante, 1925～）很重视大乘，但是他也有扎实的上座部修行的基础。但是我认为那些团体之所以产生，并不只是因为那些。我们当时对佛教才刚刚了解而已，都还很年轻，1972年时我才24、25岁，我们想要尽一切可能，在生活中探索佛法。
后来在1972年5月时，偶然遇到我现在的师父──僧护大师。他教导的东西就不只是禅修而已。他讲了佛法的修持，有佛法心灵修持的社群，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想。所以接触到佛法之后，将当时极端的两个我整合起来了。因此我的种种经验彼此之间很有关联性，很难分割。后来之所以中止从事两年多（1971到1973）的教职，是因为我无法想见自己的余生，继续在中等学校的教育工作当中度过。因为我找不到人生意义──我就是没法再投入、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很喜欢跟孩子一起、教导他们。但是在教学中，我找不到人生究竟的意义为何。人生要做的事不应只是这样。于是，不满意当时人生的我，离开了教学工作，转而全心投入佛教运动。
在那大约一年后，1973年中，我的一些朋友鼓励我ㄧ起住，于是我们开始建立共住的社群（residential communities），从小区环境开始做起。那时，要在伦敦居住，其实花费很便宜。那时伦敦有很多空屋，所以我跟朋友就占据了其中一栋。这些房子基本上被政府收回重整，但是经过多年，都还在那里，空荡荡无人居住，我们认为这样不对，这些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空屋，应该要被好好使用才好！所以我们才占用了其中一栋。我们其他的朋友之后也占用附近其他的空屋。
在700年前有条法令规定：一旦你住进空屋里，就没有人能将你赶出来了。因此我们得以没有经济负担，全心修习佛法。因此，在我们位于伦敦北方的中心附近，有很多社群就逐渐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年内总共有5到6个社群。那时一同住在房子里的人，慢慢从5个、6个，增加到10人。所以社群就越来越多大了。之后有些修行团体也跟进，在那一区也建立起来，所以那一区（伦敦西北区）逐渐成为共住社群（residential communities）。
那时候你会觉得氛围是很活络、有生命力的，大家都希望在生活中严肃认真地探索修习佛法，能定期一起禅修、学习正确的佛法、想知道人活在世上真正的目的，因为我们有收入，我们该如何依据佛法正确的生活？那是很令人兴奋的时光。 每天我们的小区成员都会一起打坐与每周学习佛法。我们有时讨论佛法，有需要时，我们也会支持我们其他的佛法中心。
当时对西方世界来说，「佛教」还算是相当新的概念！那时我差不多26岁左右。那是佛教还很新，所以那是一段很新奇、很令人开心的时期。除了我们的老师，我们那时没有其他的「导引」（guidance），比如比我们年长的人可以给我们指导之类的。那时的西方没有像台湾或泰国那样的佛教文化。我们很想知道，佛法究竟如何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所以我们必须从自身中找答案。
那时的我们都刚接触佛法，但是我们都想了解佛法。所以我们早上一起进行冥想（禅修），一起读书（经），同时我们也在佛法中心（dharma center）工作。
所以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工作。当时我们想要在这两个情境当中真实实践佛法。因此「我们如何能在那样的情况底下生活，并修持佛法？」那样的想法支撑着我们继续佛法的修行。在家庭的时间大约会占用8到10小时，工作八小时。你所做的事，对你的生活是会有影响的。这中间是个有个制约的过程（conditioning process）的。因为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方法，将生活与工作做个结合。因此僧护大师鼓励我们建立那样的修行团体以修行佛法。因为若不依照这样生活，大多数在英国修习佛法的人他们的父母、朋友是没有学佛的，因此你会跟一些不是很认真的人一起过生活，那样对修行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希望跟正在修行的人一起住。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我要知道，那时在英国是不存在所谓的佛教文化的。因此我们必须一切都要靠自己来。西藏的修行人在当时的英国还很少，但是那时有很多严肃的修行人。
想学佛的女性有自己另外的团体，也就是男女是分开的。我们现在在英国还是有很多团体，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联系管道，从事不同的运动。我们在印度也有一些，但是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已婚了。结了婚之后就跟配偶居住了，就不适合住在小区了。
恩师──僧护大师
僧护大师是英国人，在印度住了很多年（1944～1964）。他受上座部与大乘的戒律。但是他主要的老师有大乘、中国与西藏三种传统。僧护大师说，他还跟很多其他的人学习。我的师公陈健民上师（C. M. Chen; Yogi Chen），是个居士，住在北印度的噶林邦（Kalimpong）有25年了，他后来在台湾很有名。他在1984在美国往生。他们住在同一个城镇，但是师公陈健民说他不收学生，僧护老师说他主要是跟陈健民学佛。他的菩萨戒是从他的诸多藏传佛教的上师之一那里得到的，陈健民是引导他的人。不过僧护老师认为他自己从陈健民那里学到最多，因为他浩瀚的知识与修行，他（陈健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东西。
因为陈健民上师，我跟游祥洲老师有了联结。因为他在1989年邀请我到台湾，他有本关于陈健民教法的佛书，是僧护老师写的，他说：「这是你的老师啊？」我说：「是啊！」他那时还以为陈健民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跟游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法缘。
僧护大师建立的西方佛教之友会[旧称]（The Friends of Western Buddhist Order, FWBO）是佛教社群，在印度我们叫做印度佛教普济会[旧称]（Trailokya Bauddha of Mahasangha, TBMSG），在东西方各有不同名称。但是现在有统一的名字了，名为「三宝普济会」（Triratna Buddhist Community）。他们刚开始成立了慈悲信托基金（Compassion Trust），一开始他们帮助我们很多，但是现在就没那么多了。我们有紧密连络，不过他们跟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同。在印度，1982年，我们是五个学佛团体的在家居士，但是我们的团体（Order）的成员受的不是五戒，而是身口意的十戒，我们想跟别人做出区隔。所以在正式场合，我们会穿蓝衣、你会看到我颈部的白色case，这是我们当初决定的。我当然也穿其他衣服，但是当我穿上这样的衣服我是很自在的。不过我们发现这在印度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佛法活动（dharma programs）当中。
僧护（Sangharakshita）老师待在印度二十年（1944～1964）。他是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杂志主编，深受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意思是「保护者」，斯里兰卡人）的启发。上座部大寺派（Great Temple, Mahavihara）的达摩波罗成立了摩诃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他是将菩提迦耶（Bodh Gaya）的摩诃菩提寺（Mahabodhi Temple）从外道手中重新夺回的人。老师后来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团体（西方佛教会）。他认为在英国弘法，比丘的身分不恰当，因为你不可能照着戒律行持。因此若你要过不淫（独身）的生活，想要离家、没有自己的家庭，那你要成为离家者（Anagarika），而不是成为比丘。因此原本僧护老师的身分是比丘，后来还俗成为离家者，一个没有城市与家庭束缚的人。在上座部（Theravada）的传统中，很多人都穿黄色僧袍。独身的人，他们没有家人的牵绊。就像达摩波罗，我们一样走过这样成为离家者的道路。所以我一路跟着老师学习到现在。
在英国修行的生活
那时，对于我们世俗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会有疑惑，因为我们需要钱才能生活。那么佛陀对于过生活这件事是怎样看待的呢？佛陀说，要依照正命过生活。有些佛友跟我一样，在佛法中心工作，但其他人需要有其他方法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份自己擅长却又不违背佛教伦理（ethically skillful）的工作，并让大家一起。因为如果你跟学习佛法的朋友一起工作，有助于我们自己实践佛法。这两个领域──生活与工作，就占掉了我们一生70%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要努力将佛法的理论整合到上述两个领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社群的生活与正命（工作），我们是在早期的生活里培养出来的。你如果必须在外面，过着一种在道德伦理上妥协的（ethically compromising）生活，与不尊重你的佛法实践的人共事，那么我们在实践佛法上会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跟支持你修行的人一起工作，那会容易得多。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这些社群和后来发生的事，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净化。
然后在1974年1月，我在老师门下，受戒成为Dhammachari（法行者），依据佛法而行的人，是在家人。不过这阶段的我，依然受持独身戒。加入西方佛教会（Western Buddhist Order），那是旧名，现在叫三宝普济会（Triratna Buddhist Order）。
在英国，我们僧团（Order）叫西方佛教会（Western Buddhist Order）。而我们的组织叫做西方佛教会之友（The Friends of Western Buddhist Order, FWBO）。在印度，我们将僧团翻译成TBMO，叫三界佛教僧团/印度佛教普济会（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而不是叫西方佛教会（Western Buddhist Order）。TBMSG（即FWBO）中文把它翻成印度佛教普济会，那是印度的译名，希望可以普遍化。但是在3或4年前，我们两个名称都改了。将西方佛教会（Western Buddhist Order）跟三界佛教僧团/印度佛教普济会（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改成三宝普济会（Triratna Bauddha Mahasangha）。所以两边名称都改成同一个了，因为我们希望这样中西方名称可以统一。因为叫做西方（Western）这个词好像是西方人的佛教会，这对在印度来说并不适当，而叫印度佛教普济会，西方人也不懂那是什么。所以现在叫Triratna，意思是三宝（佛法僧），是我们生活的重心。
人生的转向
我认为僧护老师的教法，总的来说，在我身上带来某种两面影响。比如，在我年轻时，在我提到反核、种族问题之前，我就对社会感兴趣。之后我有很大的幻灭，因为什么也改变不了。之后内心有个洞，让我后来走向辅导、吸毒、跟自我或内心有关的事。后来我遇到佛教，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透过佛教改变我的心。
1972年，是僧护老师带我进入佛教的；但是直到1976年我听到这系列的演讲，我才真正领会到佛教的精髓。因为，若你想转化你自己，第一步得先付出行动、接触这个世界。举例来说，若你只是独自修行，修行是很困难的。若事事违逆你，没人与你分享想法、没人跟你分享你的修行、社会机制也不支持，我们需要周边很多资源，才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因此，若你想要真正让修行有进展、往上提升的话，你需要周遭环境或文化上面的支持。同时，若要世界有所提升，我们都知道，若你想改变世界，我们都不够坚强，这是要成就菩萨的六度教法（the principle of Bodhisattva Paramitas）。我们要让自己变强，内心的力量要够强大，可能需要周边环境对你的暸解，以便我们能行走于世间。所以回过头来，要强化我们自己，我们得看看我们基本的修行。我们对于戒律的训练与修持，发现这戒律其实都与他人、或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因此，在自身上进行改造，即意味着能影响世界（Working on your self means impacting the world）。那是在训练我们的感官（the sense）。若你要遵守第一条戒律—不伤害如母有情，第一条戒律的根本意义，即在帮助其他众生。这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也有部分是自己修行的体会，所以很难将自我修持戒律本身跟利他之间作切割（an inextricable link working on my self and helping others）。
剃度与还俗
后来在1977年九月，我就剃度成为沙弥了，法号Lokamitra（世友），这是佛教的名字。之后我也帮忙在伦敦举办的活动。这个剃度，不是一般寺院里的剃度出家，不过在心灵成长团体中，这依然是其中的一种仪式。我没有受比丘245条戒，但那是僧团的教法、本质（principle）。我们只强调三皈依（three refuges），与受身语意相关的十戒。首先是与身有关的不杀生、不偷盗等相关的。之后是与语言相关的四条戒，不妄语、不两舌等。接下来是与心有关的戒律。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这就是我的名字Lokamitra（世友）的由来。所以受戒，代表了一种终生决定遵守这些教法的承诺与约定。我们其实只有一种剃度形式，在这中间你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来领受不同的戒条。
我从印度回英国，停留了五个月处理俗务。那时我31岁，还没有想很长远的事，但是我想说，我这一次去印度可能就是五年，但只跟妈妈说我只要去两年。老师就举杯（苹果汁）说：敬他的第一个25年！后来我在哪里待了35年。僧护老师之前是受英国团体邀请去弘法帮忙募款，本来想短时间就要回印度。但是他后来想说他更重要的任务是还是要留在西方，没有待在印度，是因为他觉得要把佛法向西方弘扬。那时的佛法，在西方还很少，他已经声名远播了。就影响力来讲的话，即使他住在印度，尚未到西方，他的贡献是被高度赞扬的。所以他弘扬佛法，这件事是到现在还很被人感谢的。他现在还是离家之人。他是个有争议性的人。他发展出来一种方式让西方人可以同时结合生活与修行。我认为西方大部分的人，不是喜欢禅修，而是喜欢往内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佛教不只是禅修。僧护老师展现给我们看到的是佛法运用在生活上的每个部份、包含一切的。
我的出家身分维持五年，然后我还俗（1982），两年后1984年十一月我结婚了。所以我现在不是离家者（Anagarika）了！
要成为离家者，我受了与一般沙弥相同的十戒，但是第3条是独身/不淫戒（celibacy）有一点不一样。在巴利文中，不淫戒（独身），这是一般沙弥不会做的，就是不结婚。跟一般中国佛教的五戒是一样的。但第三条是给居士受的，但是这个就是居士与比丘、比丘尼不同之处。我也曾剃度，但是没有接受比丘剃度。但是生活过得就像比丘一般。
还俗有诸多原因。有些很明显，有些则否。我其实本来就无意维持很长的出家身分，因为这只是短暂的一段经验。还有其他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我不喜欢那种距离感。当师父好像高高在上，会离人群很遥远。上座部的僧侣比大乘的僧侣更会给人家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你也知道，以上座部佛教的传统，你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以居士的身分，跟师父坐在一起的！所以我不愿意当僧侣。
但是我自己真的对这样备受敬重、高高在上的情况很不自在，所以成为法行者对我来说比较好。但是我对僧侣是极度尊敬的，只是我自己并不喜欢。我那时还蛮年轻，也还在修行。我只是觉得我是个虚伪的人，因为我没那么伟大到受到这种礼遇。我觉得这样不对，而且没有帮助。因为在上座部的传统里，你高高在上，被抬得很高，因为你是僧侣，我们只是在家人，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觉得那是错的。对僧侣的敬重在中国是这样，在上座部更严重。在台湾还好。
印度佛法事业的缘起
1977年十月，那时我人在印度，是个披黄色僧袍的离家者（Anagarika）。那时的我，坐在长长列车上，从印度东北方的加尔各答，要前往位在西边的浦那（Pune）。这趟旅程，搭火车大约要花36小时才到得了。这年之所以去印度，是希望能从中充分了解佛法的众多面向。
我在1969年就有过去印度这个想法了，那时到印度浦那学习瑜珈，不过1969的我还不是佛弟子，但是我感觉那是很自由的，有自由解放的经验，所以1977年想再体会一次。
所以在我去印度（成为离家者之前）前，僧护老师对我说了很多。我问老师去印度前我是否能成为一个离家者，这样比较方便。后来我就持续保持离家者的身分有五年之久，到1982年初为止。所以跟我的老师聊过后，之后我就成了离家者，但其实一开始我找老师谈话，我必须很诚实地说，只是为了想去印度，因为成为出家人生活比较方便，因为那时的我没有任何资源。
1977年我在印度，正在鹿野苑（Sārnāth，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旅行，我打算要到印度圣地菩提迦耶朝圣，并且到噶伦堡（Kalimpong）去拜访我的老师的老师──Dhardo仁波切，我就是在这里受了藏传的菩萨戒。我的老师鼓励我去，但最后是我做的决定。所以我从加尔各答坐火车出发要去浦那，但因为旅途太漫长，坐36小时的车太久，刚好中间有个城镇叫龙城（Nagpur），就在中部。因此我就决定先在龙城下车，只打算停留一天，并拜访僧护老师在龙城的弟子与故友。
抵达的那天，在龙城到处都有佛教旗帜，当时我刚好披着黄色僧袍，身为僧侣的我，很多人对我致敬，因此感到很震惊。这是我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受到那般人们对僧人的崇敬。我抵达那天刚好是安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皈依佛教、推动佛教的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每年在大皈依的周年纪念日，数十万人就从各地赶来庆祝。在那之前我不晓得，也没有计划要到那里，我当时只是想下车而已，就恰巧在那天抵达龙城。就像是注定好一样。那一天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今天我依然还在那儿工作，试图要实现安贝卡博士远大的愿景，我依然如往常感谢他。2
安贝卡博士，一生下来就属于贱民阶级（Untouchable），他是在他的年代里，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只因为他是贱民的身分，一直找不到工作。他在佛教中找到了不公义的解决方法。他觉得要摧毁贱民这个身份，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跳脱出制造贱民的体系。3 1956年10月14日，那时有五十万名弟子追随他，在龙城改信佛教。龙城也是印度信仰佛教最虔诚的地方。
僧护老师跟龙城的渊源很深。安贝卡博士在1956年12月6日于德里往生那天，他的众多弟子们在龙城，而僧护大师人正在龙城。僧护大师三、四天内演讲了34场，所有不同的，因为就在一个半月前他们才皈依了佛教（大皈依）！因此老师对于坚定安贝卡博士弟子对佛教的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老师就跟龙城结了一个很深的缘，因此在那儿就有很多朋友。
我那时才刚到龙城，不认识安贝卡博士，也不知道这个日子有其重大意义，也不晓得他所推动的种种活动。因此抵达时，正逢此纪念性活动正在举行。
身为僧侣的我，那时对现场情况毫无所悉，当天晚上被带到会场当中，在政治人物发言完毕之后，我这个僧侣，直接被引领要求要对数十万人演讲。我想在英国，大部分的演说对象顶多是130人吧！但在这里听众成千上万，是以数十万人计算的。所以我认为那天改变了我的一生。那天启发了我的是，在龙城这个地方，透过转化自己，真的可以转化世界。
隔天，我留下来跟很多人谈话，有很多人还记得我的老师，很多人都说，在安贝卡博士过世后，是我的老师拯救了佛教。1956年10月14日安贝卡博士改信佛教──佛教复兴后6周，他就病得很重了。龙城是安贝卡博士主要的根据地与支持他的地方（但他是在德里去世，在孟买荼毘的）。
在1956年12月6日，我的老师（僧护）抵达了龙城。当安贝卡博士去世的消息传来，每个人都来找老师（僧护），说安贝卡博士走了，请您帮帮我们！所以我的老师在四天内不眠不休，做了34场演说。龙城是最穷困的地方，因为传播佛法者，想将佛法宣扬给贱民，因为贱民在印度的社会阶层当中，是最低贱、被压迫的一群人。我的老师在他的书中提到了安贝卡博士时，描述了当时大家聚在一起哀悼他的情形。所以有20万人来到了这里，没有人可以讲话，因为顿失精神依靠的他们，已经泣不成声了。这其中只有我的老师还可以讲得出话来。因此我的老师在当时是将他们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的老师跟龙城这个地方有了很强烈的连结。接下来的几年，直到他1964回到英国，他每年都会拨几个月的时间给龙城或其他安贝卡博士的弟子所在之处，给予佛法指导，带领他们认识佛教。
而我，1977年来到龙城这个典礼会场，隔天我就到了浦那，待了两个月。浦那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师最主要停留的地方。这个地方他花最多时间在教导安贝卡博士的弟子佛法，因此这里有很多他的信徒。后来跟我的老师的学生住在一起、修行。因此，我就开始对他们授课了。
后来在1977年11、12月左右，我的老师写信给我，他问我，「我们要不要在浦那成立一个佛法中心，教导大家佛法呢？」我得谨慎考虑。因为，如果我说好，他一定会说：「那就让你来做吧！」我的老师在浦那花了很多时间，有很多他的学生。可是在老师离开后，那里其实没有很多佛法教学，没人来引导他们、指导他们修行，所以他们很渴求佛法。安贝卡博士过世得早，那里的人想要佛法，来转化个人跟社会。所以这是我的感受。我那时看人们真的渴求佛法，虽然当时在印度的我，还只是个年少的佛教徒，但是我至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所学到的佛法。
深受佛法启发的我，发现有些人成为佛教徒之后，能将佛法真正实践在生活中，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那些启发我的部份，包括我们所说的净土，我认为这是可能的。透过佛法，实现它，真正的社会改革就达到了。这是我在印度生活的体会。
所以在浦那时，我就想：我们必须要过去帮助他们！后来在浦那，我往北去（第二站）圣地舍卫城（Śrāvastī，佛陀主要说法处），并参加两个月的禅修后，回到英国就告诉老师我接受了他的提议了。因此思考过后，我回答：「是的，如果您要成立佛法中心的话。」果不期然，老师就说：「那就你来做吧！」所以我回英国几个月，打包行李后，然后就回印度了。
自从1978年8月到印度，我就ㄧ直留在那里，印度就成为我的家了。成为离家者的五年中，我短暂回到英国两次。后来又到浦那，1982年舍戒。1984年11月结婚。
佛法中心──浦那
佛法中心有时会有一两位老师跟我一起授课。几年过后，我们陆续培养了一些人才。其中一两位是英国籍的，但是这么多年来，现在已经大多数都是印度人了。
婚后，我们开始在浦那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老师停留最久、付出最多的地方。我们会在很多城镇与乡村传递佛法，之后开始在各城镇成立中心，在中心授课。
龙城──龙树学院
我们不时在龙城也说法。因为龙城这地方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得谨慎点，然后逐渐在那里扩大说法。几年后，我们也培育了在那儿的联络人。我自己在1981年开始传授严肃的佛法。然后在1990年，我们在那儿开始有小型中心，然后在1994或1995，我们成立了龙树学院（Nagarjuna Training Institute），师父在那里成立学院。在1980年代晚期，我也在龙树学院周边附近地区演讲与进行禅修。所以我们开始巡回性演讲，停留一个星期，然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在这一周的巡回演讲中，我们也有禅修活动喔，然后大家也都会来参加。有些人被启发了，会一个个村庄跟着我们，但也有些人只待到当次禅修活动结束。
这些参加活动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其他阶层的人，99%还是贱民（Untouchable）。他们深受启发，所以凝聚力很强。当你希望人们回到几百年前佛法还兴盛的时候，而后来佛法消失了，当它再起时，力量是很巨大的。我的意思是，这是件很重大的事，因为新的佛教凝聚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假如，有足够的人能严肃看待佛法，那么就能够对人心产生冲击，这样佛教在印度会越来越普及的。
龙树世界（Nagaloka）提供的教学训练已经有十一年之久，不过佛法中心则是更早之前就建立了，1997年。学生依据各自的需要，建立符合自己需要的小区与网络。女众学院也是同时建立，依大楼做区隔。在印度社会，男女习惯上都是分开的。但在1978年我们举办禅修营时，我们的伙食都是自己料理的。我就发现用餐时女生会自动进厨房准备伙食，服务大众。所以后来有几次我就开始禁止女性进厨房，不允许她们煮东西，叫男众进厨房料理。我自己也是，一开始他们也不太习惯。首先，男女分住，但是进同一间教室。关于两性平等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有持续在做。
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摩诃菩提会
现在印度的佛教徒有多少人，没人确切知道，但是估计约有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人，而且一直在增加中。基本上佛教七百年前在印度灭绝了，有少数佛教徒在印度，但是不是很多。摩诃菩提会是在安贝卡博士之前就设立的，摩诃菩提会在19世纪末又重建了佛教，所以人们得以又重新认识佛教。在那之前，学佛的人类学家们在印度发掘了很多佛教的古老遗物。印度人原先并不知道印度还有佛教，因为可能被印度高层掩盖这个事实。
摩诃菩提会想帮助人们了解在印度有丰富的佛教文化资产，所以摩诃菩提会的成立其实跟修行是无关的。因为安贝卡博士的运动，人们才开始认真看待修行这回事。我也是摩诃菩提会的终身会员。
达摩波罗（Dharmapala）是个虔诚的佛弟子，他在1891年1月造访圣地菩提迦耶后，致力于让摩诃菩提寺重新回到佛教徒的手中，而这是120多年前的事了。之后他在印度建立摩诃菩提会，让印度人知道佛教的历史。他可以说是让佛教开始复兴的第一人，因此在斯里兰卡和印度，很多人都非常感激他。他（达摩波罗）称呼他自己叫离家者（Anagarika），披黄色僧袍，但是他不是受具足戒的比丘。因为若是他受具足戒，他必须不能处理钱财、不能做很多事，也因此就无法将佛法传播开来了。因此他决定只成为受十戒的离家者。因此我的老师僧护也说，若是你想传播佛法，不要成为受具足戒的比丘，成为一个离家者吧！所以当初到印度，我才会穿上黄色的僧袍！因为离家者有它悠久的传统，只是达摩波罗他算是当代非常著名的范例，所以老师才鼓励我学前人的典范。启发我的是我的老师──僧护，而达摩波罗启发了我的老师僧护。达摩波罗在1934年往生。现在我的老师也是离家者，住在距离伦敦大约要两小时的车程的地方。上次他来看我大约二十年前了，我上个月去英国时去看过他，现在他88岁了，不过身体不太好，在进行胸部物理治疗（CPT）。
佛法教育──龙树学院的情况
我们大部分的活动，一开始是从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省开始，这个省是孟买（Mumbai）所在的省。现在安贝卡博士大部分的弟子都是从Maharashtra来的，在印度有28个省（states）。Maharashtra是个很大的省，拥有上亿人口。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Maharashtra，我们在这里也进行了许多活动与社会计划。之后大约在1990年，Dalis或贱民（Untouchable）开始对安贝卡博士感兴趣了。因为他们对安贝卡博士感兴趣，他们也同时对于安贝卡博士为何要改信佛教感到好奇，因此他们想要了解佛教的教义。因此我们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去，我们人手也不足，但是我们可以延请不同地方的人到龙城来接受培训，然后再派他们回去自己的地方传布。因此我们有来自24到28个省不等的学生接受我们的培训，所以Maharashtra大致就是采取这种模式。龙城在Maharashtra省的东北，位置大约是印度的正中间。在龙树学院（Nagarjuna Training Institute），我们有来自印度各地的学生，之后他们回去自己所属的省，担任种子教师。
我们2002年开始在龙城做正规的训练，今年是第十二年了。我们有750位学生，所有的人花7、8个月、一年、两年不等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学习，已经经过十一年了。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教导来自各地的学生佛法，希望我们训练出来的学生，能够吸引更多其他地方对佛法也有兴趣的人4。
我今年66岁了。我们也培养了很多人，是有很多人可以教授初级佛法的。我有很多计划，但是主要是希望在龙城的学生能在龙城教授佛法，而且我有信心这个事业是会继续下去的。此刻，我其实依然在留意行政、也引领着行政团队进行教学。我想在三、四年内，我就可以退出，不用再这样做了。
我希望这些学院机构未来能自给自足。现在印度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这个社群的有些人已经有攒些钱了，当初在我开始创立时他们还非常穷困，但现在不同了。大约在接下来三、四年后，我的朋友们应该就能够负担现有全部的支出，而不需依靠各界捐助了，这真的是我真正想实现的。这是我们龙树学院的情况。
在印度，我想是有一些其他佛学院成立起来，不过他们是比较世俗性的，不是那么的佛教，不是那么重视修行。
但是佛教正在印度各地发展中，尤其是在印度那些更贫穷、更糟的地方。我认为其他地区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需要佛法的帮助。我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帮助是由印度人自己帮助自己，而非由外国来援助。举例来说，在奥里萨（Orissa）这个你难以想象、如此贫困的地区，听说妇女得要卖掉自己的小孩，因为他们需要钱才能活得下去。这个状况真的很艰苦。
印度社会宗教歧视
贱民阶级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成功致富。当你想到贱民阶级，他们的人口超过两亿人，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在比例上，成功致富的全球富豪来自贱民阶级还是极为少数。因此整体状况还是难以撼动。
在做佛教复兴运动的时候，社会是个要非常小心（delicate）的领域。你必须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行。若你讲话有一点点冒犯了、批评了印度教，即使是正面赞扬佛教，人们也会认为那是在批评、亵渎印度教。人们不喜欢这样，这是很敏感的，因此是要很谨慎处理的，我就曾在演讲当中被丢掷过石头。当我在1981年或1982年，还是离家者（Anagarika），我受邀参加在印度浦那的讨论会，之后报纸刊出的文章，错误扭曲了我的言论。他们说，我因为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说印度教的坏话（因为他们非常反伊斯兰教），但是我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即使此刻在印度，改信佛教就是对印度教存在的威胁。常常我们要对抗的，是存在于政府部门等等之类的偏见，这是我们生活中要与之共存并对抗的。我们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全都遭遇过歧视！有时候是很糟糕的歧视。有些被开除了，有些被劫持。即使是我太太还曾经被攻击过！所以我是很贴身地观察到这些。5
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单位没有什么特别的连络。在一些社会工作上也的确有连络，跟伊斯兰教徒、基督徒、锡克教徒等等，因为他们以前也是贱民。在成为伊斯兰教徒、基督徒以前他们也是贱民，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些联系。
达利人（Dalit）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了。自从英国人到印度之后，愿意成为佛教徒，只有约五十五年的历史。现在的印度，佛教徒跟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可能差不多一样了。也有很多基督徒来到这边（Nataloka），想要学习佛法。
我想印度教徒或许有个仇视阶层体系。首先是伊斯兰教徒、其次是基督徒、然后是佛教徒。换言之，也就是佛教徒会知道：基督徒比自己更易被仇视。印度教徒认为佛陀是好的，但是他的教义是不好的，他们认为佛陀的教义是在欺骗世人。所以印度教徒可以很推崇佛陀，但是不能接受他的教义。
有时候人们可以从外观与言行举止知道谁是达利族，如果他们本身又没有自信的话。我女儿基本上心里就没有任何种姓这样的概念，在她出生时的印度社会，其实已经改变非常多。所以在镇上，的确是有人是没有在考虑种姓这种东西的，她遇到的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歧视在镇上没那么严重。所以她跟很多宗教的人都可以变成朋友，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还是很困难的，对我女儿来说她还没碰到过。但以她的个性，应该也不会忍受这样的歧视的，所以她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是有待观察的。
今天佛教成长最快速的地方在西方跟印度。在西方，虽然持续有影响力，大部分主要受限于中产阶级，而大部分转向佛教为的是自己的快乐与发展。在印度，情况没什么不同。数以百万计的新佛教徒来自于极度受到压迫与社会剥削的一群人，情况糟到大部分的人认为只有透过激烈的社会改革才有办法、也才有可能促进个人发展与幸福。安贝卡博士（Dr. Babasaheb Ambedkar）是他们伟大的领袖与向导，他受到佛教的吸引是因为佛教承诺了这样的改变，它承诺了一种社会，我们能在其中过着有尊严、自由、和人类实现的生活。这两种途径或许看来遥不可及，但是调和这两者便是佛法的精髓。6
1 1937年在孟买的一场大型会议，安贝卡博士发表了题目为「哪条路通往自由？」的演讲中，他以声嘶力竭又激扬的态度，明确地告诉贱民们改变信仰的必要性。上述引文已经清楚说明理由。引文来源为世友先生的演讲稿：Dr. Ambedkar, Buddhism and the Modern Buddhist World,’ “INEB 2005: Transcending Barriers - Dr. Ambedkar and the Buddhist World,” October 9th, 2005。
2 参见世友先生的演讲稿：“The mission of Anagarika Dharmapala and Babasaheb Ambedkar, and how far they were successful in foreign countries,” November 18-20, 1991。
3 参见世友先生的演讲稿：“The mission of Anagarika Dharmapala and Babasaheb Ambedkar, and how far they were successful in foreign countries,” Maha Boddhis Society centenary celebrations Sarnath , 1991。
4 这些学生来自印度一些被最严重迫害与压迫的地方，他们常感到绝望感以及对未来毫无希望。几个月的佛法修行后，大部分的人觉得自己改变很多，对人生有新的看法，是佛法带来这样的改变的。他们学习将笨拙转化成熟练的方法。他们学习十二因缘（Pratītya Samutpāda）、因缘法（conditionality），并了解到他们不需再被动接受一出生就伴随之而来的可怕处境，而是可以对它做点什么；他们可以真正过着人的生活。他们不仅被佛法转化，还被佛法赋予能力。这些年来，从佛法与安贝卡博士伟大的愿景中获得的信心，让他们注入活力，让他们愿意与其他村里或镇上很多人分享他们所学到的佛法。（参见世友先生演讲稿：“Conference Theme; Health and Happiness through the Dhamma,” Bangalore, Aug. 18, 2013。）
5 1981年，古吉拉特省政府提供了政府部门的职缺给达利人（Dalits）。种性制度底下的印度教徒很恼火，于是在Ahmedabad鼓动可怕的暴力事件，以对付当地的达利人和少数佛教徒。我在这段期间到了那里，每天晚上会在达利人聚集的地方（主要在贫民窟）发表演说。人们会过来聆听，头跟四肢都还以沾满血的绷带包扎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并不想要寻仇，而是想找到一条能令自己前进的道路。尽管受苦，他们充分接受了佛陀想传达的和平的讯息！（参见世友先生演讲稿：“Conference Theme; Health and Happiness through the Dhamma,” Bangalore, Aug. 18, 2013。）
6 参见世友先生演讲稿：“Conference Theme: Health and Happiness through the Dhamma,” Bangalore. Aug. 8,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