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困境
近些年来，随着宗教热的升温，在各种宗教出巨资资助宗教研究的背景下，在宗教研究领域，宣扬宗教的积极作用成为主流话语，而分析宗教消极作用的声音被边缘化。在宗教研究领域，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微弱，几乎成为“绝学”。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宗教，成为主导话语。某些学者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海内外神学家联手推动“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进入中国大陆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已经形成影响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圈的态势。
这种“学术神学”思潮在某些学术权威的倡导下，已经成为影响学术研究方向和制定政策的因素。一位著名学术权威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内地语境及其人们的观念中有着‘批判神学’的影响”，“学术神学”需要“正名”。关于如何界定“学术神学”，他赞同汉语基督教运动发起者的论述，即“学术神学”也是“关于基督上帝的理性化言说，‘上帝’、‘神’或终极之在是神学的主词”，而当其“关于‘神’的言说”已经“形成一套理性化的知识系统”时，理所当然可以“成其为神学”。这位权威人士高度评价“学术神学”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他认为“‘学术神学’是中国内地‘学界’对基督教的重新认知和对‘神学’的重新定义，它对两者在当今中国的定位既造成挑战，亦带来机遇。这也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对其宗教认知，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认知的一次重新梳理和鉴别。其思想启蒙乃空前。”在这些宗教研究领域权威人士的大力推动下，“学术神学”学术范式的确形成对“批判神学”学术范式的挑战。
随着“宗教热”的兴起，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请外国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一些境外传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台，组织出版传教著作。北京某著名大学翻译丛书，出版美国威廉.邓勃斯基的《理智设计论》，作者在提要中明确宣布，“本书从考察用圣经迹象指导人类决策开始。”大力推销现代版的神创论——智能设计论。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教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某些著名高校为传教士向大学渗透自觉不自觉地开启绿灯放行，高校与神学家联姻，成为西方基督教界向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渗透的重要手段。
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很多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信教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高于全国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之势。
2011年—2012年，我们承担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以北京大学为重点》。课题组调查时发现，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宗教现象逐渐升温。浮出水面的标志之一是，大学生宗教信徒持续增长。根据此次国情调研的样本，大学校园传教的现象比较普遍，遇到校园传教学生的比率高达到60%，基督教势力最为活跃。大学生信徒不断增长，呈上升趋势，其中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田野考察表明，非注册类型的大学生基督教团契增长迅速，其神学倾向，认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参加家庭教会，才能获得“纯正的信仰”。这类基督教团契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张力较大。
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大学讲坛上，有些教师罔顾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教的有神论本质及其消极性，片面强调科学的局限与宗教的优长，忽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教育，不利于培养学生客观理性认识宗教问题。宗教类课程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带有某种宗教倾向性。例如，在一门关于基督教概论的通选课中，教师将“圣弗兰西斯的祈祷词”作为重要参考材料下发，强调“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宗教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人类对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说方式”，甚至是“一种人类内在的精神特质”，将基督教鼓吹为“西方世界社会群体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站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我们反对宗教信仰向教育领域渗透，是贯彻“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对宗教信仰者的敌意。信不信教，应当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信仰是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国家的决策上，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
我们课题组调查时发现，近些年来，境外基督教势力的大力资助，是著名高等院校中宗教因素日益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邓普顿基金会（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最为活跃。邓普顿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具有基督教背景，其创办人约翰•邓普顿（1912－2008）是一位投资家，也是一位基督徒。目前全世界奖金最高的个人年度奖——邓普顿奖，由该基金会颁发。2012年度邓普顿奖颁发给达赖喇嘛，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该基金会资金雄厚。据称，2011年捐赠的金额已达23亿美元。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具有明显宗教倾向。就全球范围而言，它资助的研究项目涉及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而在中国，其主要资助对象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哲学和宗教研究者，目标是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以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哲学和信仰：中国学者计划”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于 2005年启动，由美国加尔文学院获得，项目经费为200万美元。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中国产生一个成熟的有关‘哲学、科学和信仰’的交流体制，用以训练学者，强化对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并维持和深化在中国的调研。”具体方案包括：（1）邀请24位中国研究生和9位博士后到贝勒大学、圣母大学和加尔文学院等教会大学和神学院访问学习；（2）提供一万册的有关图书；（3）召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由基督教哲学家协会选派12位学者轮流执教;（4）选24位中国学者到西方国家开密集研讨会；（5）在北京大学召开重要会议，请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员到场；（6）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并作为教科书广泛采用。该项目负责人还表示，期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在今后做出“独特而有力的贡献”。这个方案和目标鲜明地指向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教化。
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已有多位毕业生到美国教会大学或神学院学习。其中，有些人士成为基督教职业传教者，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传教活动，组织大学生基督教团契，拒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的领导，成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难题。
从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考察，宗教不只是一种文化，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从当前世界看，凡发生血腥冲突的地方，几乎没有不与宗教相联系的；对大多数地区和国家言，不了解战争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了解战争的文化原因。打着宗教旗号制造事端，在我们国内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对我国潜在威胁最大的，乃是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
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他们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资金，长远的战略，以及为扶植和培训宣教骨干的教育体系。与这种强大的宗教文化传播阵势相比，我们科学无神论的声音过于微弱。这种形势若不及时改变，后患无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