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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Th.H.康:西方儒学研究文献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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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儒学研究文献的回顾与展望

 

〔美〕Th.H.康    衣俊卿  译

 

    引论

 

    儒学是一种东方遗产,一种文化基因,其机制左右着那些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降生和成长的人们,而不管他们是否学过儒家课本或文献。依据历史的必然性,在现代化开端或各国向西方开放时,儒家行为会变得僵化、保守和具有民族主义性,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可以变得更灵活、更进步,甚至是革命的。这一儒家文化是东亚民族行为定向的核心,正如基督教对西方民族行为的意义一样。构成儒家文化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作为儒家精神堡垒的另一长城。对西方人而言,要征服这一长城并非易事。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语言的儒学出版物的全面考察,来探究西方人是如何穿越这一长城而把儒家意识形态引入他们的世界,以及儒学文献如何通过各种出版物而在西方世界逐步得以传播。

 

    为了能像研究其他任何课题一样地研究儒家学说,我们需要某种接近这一课题的基本工具,例如,辞典、传记,以及各种文献。其中,文献目录是接近有关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钥匙。例如,以西方语言发表的文献有10%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然而,却没有编纂一个专门用于儒学课题的文献目录。贝斯特曼(Besterman)的《世界文献目录》只有一个条目—包含36个题目的打字页是关于西方儒学研究的著作,这是1917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部编纂的。当然,有几本关于中国哲学和宗教,其中包括儒家学说的著名学术文献,如陈荣捷(Wingstit Chan)的《中国哲学概要和注释文献》,傅伟勋(Charles Wei-hsun Fu)与陈荣捷合编的《中国哲学人门》,L.G.汤普森(L.G.Thompson)的《中国宗教研究》。但是,儒家学说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或宗教。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涵盖儒学所有方面的综合文献目录汇编,搜集并编制这样一个覆盖工662年以来所有时期的文献目录,无论从个人还是机构的角度,或许都是第一次尝试。它包括5000个以西方语言印刷出版的书或期刊文章的目录,其中大多数目前可以找到。以这一资料搜集为基础,可以概括出西方语言中儒学研究的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儒学概念在西方的发展

 

    在西方,儒学的概念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殷铎泽(Fr.Prospero Introcetta,1625一1696)把儒家思想定义为中国哲学。伏尔泰强调儒学的非宗教方面,他认为,孔夫子对虚幻之物不感兴趣,并未自诩为先知。儒学也被解释为政治哲学。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智者中最聪明者”的教导。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断言孔夫子“创立了一个宗教是误入歧途”。

 

    在关于孔夫子和儒家经典恩想家的儒学文献中,在西方最为流行、最为著名、人们广泛阅读的是《活跃于耶稣基督降生500年前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生平和伦理说教,那一民族遗留下的最珍贵的著作之一》(1691)。这本书是J.韦布(Joseph Webb)以J.泰拉(Josephus Tela)的笔名发表的。它由五部分共94页组成,主要选自《四书》中的三本(《孟子》除外,以及其他最初由殷铎泽和柏应理(P.Coupelt)从中文译成拉丁文的文献。第一部分是对孔子生平的简要介绍,第二部分解释七位儒家经典作家表述的孔子的教导。第三部分由《大学》的片断组成,第四部分由《中庸》的片断组成,第五部分由《论语》的片断组成。这本小册子认为,这三本书包含了整个中国哲学,说明和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五经》的思想,虽然《五经》由于年代久远而比《四书》更具权威性,但是,《四书》无疑更为重要,以至于儒家作者都能背诵并理解它们。

 

    韦布的这本书虽然只是本小册子,但言之成理,使西方一般读者都能理解孔子和儒家学说,并特别使读者了解到,儒学是一种崇高的和杰出的道德信仰学说。时隔很久,理雅各(James Legge)从不同于韦布的见解出发,发表了《中国宗教》一书(1880),这是对儒学与基督教的全面比较研究,它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种对儒学宗教性极端否定和矛盾的见解。后面将详细讨论他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说来,西方学者不把孔子视作宗教家。然而,许多学者在自己论述宗教的著作中引证儒家学说。J.北川(Joseph Kitagawa)、陈荣捷和N.斯马特(Ninian Smart)等当代学者也同意M.韦伯的见解,他们发现,儒家学说的核心有很强的宗教性。从西方灼儒学研究来看,孔子思想有点介乎于哲学与宗教之间,儒学既有宗教维度,一也有哲学维度。然而,后来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拓宽自己的学术眼界,从对儒学的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单纯研究,扩展到对决定东方人行为的整个儒学体系的研究。

 

    儒家经典的翻译和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花费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掌握中国语言和把儒家经典译成西方语言,才开始理解中国(或东方)的精神。

 

    第一阶段是1650一1750年:向欧洲介绍儒家意识形态的第一人是利玛窦。最早的儒学研究学者之一是殷铎泽,他的第一部著作,即《大学》和孔子《论语》前五章的拉丁语译本,于1662年4月13日在江西建昌(现为永修)印刷。《中庸》的拉丁文和法文本于工672年第一次在欧洲(巴黎)发表。《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完整译本1687年在巴黎出版。

 

    然而,在儒家经典《四书》中,《孟子》迟迟未能翻译。原因有三:首先,作为教材,《孟子》最长,也最难翻译。第二个原因涉及天主教僧倡的禁欲誓愿。对利玛窦而言,这不单是疏忽或忽视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天主教的教士职位提出挑战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孟子断言无后为不孝。虽然孔夫子本人没有提及这一点,但孟子武断地制定了这一违背孔夫子权威的戒律。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孟子提倡人性善,这不可避免地同基督教的本质基础,即原罪说相冲突。因而,孟子的观念会导致否定基督教的根基——《圣经》的权威。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传教士含糊地指责孟子为“无神论者”。这些态度随着流行于传教士中的新阐述而逐步改变。把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或法文的工作以卫方济对《孟子》的翻译而告完成,这个译本发表于1711年。儒家著作在欧洲的出版传播情况如下:在法国为1672年,英国为1691年,意大利为1697年,德国为1779年,俄国为1780年。

 

    第二阶段是1750一1900年:春秋》《书》《诗》《易》《礼》的最初译本分别完成于1750、1770、1830、1834和1853年。这样,构成儒家意识形态核心的五本经典著作的翻译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欧洲全部出齐。在这些译本中,理雅各的七卷本《四书》和《五经》的确是不朽之作,他为此花了六年(1881一1886)时间。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对儒学的研究和出版的兴趣与它们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相平行。随着美国和奥地利同中国商业关系的加强,两国也分别在135年和177年参与儒家著作出版的竞争。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试图赶上法国1850年之后在儒家著作出版方面的优势。在这一时期结束时,英国终于超过了法国。

 

    第三阶段是1900一1945年:在这一阶段,一方面,西方大国在儒家文献出版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儒家文献在世界上几乎传遍除非洲之外的所有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儒家文献出版方面居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的儒学研究中心。

 

    儒学在欧洲的影响:由于利玛窦身为传教士,是东西方文化的联结者,所以,在中国传教的最初努力中,他装扮成佛教和尚的模样,用佛教术语传授基督教福音。他逐渐明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并非佛教,而是儒家学说,这一发现使他相信,基督教和儒学之间具有比他从前想象的更大的一致性;因此,利玛窦丢开佛教僧衣,换上儒家学者的长袍。当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同事第一次把儒家学说介绍到欧洲时,他们细心地把它描绘成伦理学或政治道德体系,或者是中国圣人的教导。他们通过删改、掩饰和剪裁那些同基督教信仰不一致的儒家观点而做到这一点,以避免东西方对抗。利玛窦是位伟大的建筑师,他创立了儒学一基督教综合体。他预言,儒学将提供主要的精神成分。然而,这种基本上同基督教互补的儒学与朱熹理学不一致,利玛狡批评朱熹学派是无神论和哲学唯物主义,是古典儒学的现代败坏者。

 

    然而,赞同利玛窦对儒学肯定性阐述的耶稣会成员面临着同儒家礼仪的具体争端。他们急切地想使儒家宗教学说对欧洲有良好的印象,以推进自己在中国传教宣传的目标。但是,多明我会和方济首会成员则抵制耶稣会会员的作法。这导致了罗马教皇作出关于反对儒家礼仪的决议。表面上看,争议涉及到东西两种文明冲突的相异文化理解的整个领域。然而,中国人并不积极地或有意识地卷入争议,这首先是两种类型的天主教之间的权力斗争,一方是传统的和保守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另一方是极端进步和冒险的耶稣会。因此,可以断言,对儒学的谴责或许是天主教历史上罗马教廷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东西方交往问题由罗马教廷裁决,而它对实际问题及这些问题对世界未来的福利毫无了解。

 

    当关于中国和欧洲礼仪之争在宗教团体范围内中止了东西方的蜜月时,儒学研究在欧洲学者,如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等人那里却非常流行。对他们而言,孔夫子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他的教导是整个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把东方时尚带到西方。这样,启蒙运动只知道孔夫子的中国。莱布尼兹断言,西方在理论思维和科学方面高于中国,中国则在实践哲学方面优于西方。他甚至建议中国应派遗儒学道士来西方,因为西方已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去中国。然而,作为礼仪之争和紧接着的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关于儒家方式优于欧洲方式的所有观点以及把孔夫子的中国视作欧洲楷模的见解很快衰败了。

 

    西方对东方儒学的影响:19世纪中叶,当中国被迫向西方重新开放后,关于儒学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利玛窦和他那些试图使自己适应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追随者们的见解。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把中国视作一个盲目崇拜和黑暗的王国,正等待着基督来拯救和使其皈依依,他们谴责儒学,认为它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守宗派,它要求其追随者不要博爱与献身,而是保持思想中立和心灵冷酷。这些传教士竭力把孔夫子逐出中国社会,以造成中国人精神上的空白。中国的激进分子在空虚中迎合着这一陈述:孔夫子是软弱无力的偶像,是过去时代的化石。访问中国的杰出西方学者批评儒家价值体系的僵化,指出中国家庭体制根植于作为社会变化和国家建设承担者的子女孝道中。他们批评儒学固定静止,墨守过去,不允许任何变化。他们想帮助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社会。基督教传教士冒险向中国的儒家世界宣讲福音,19世纪末,在西方商人和军事征服者的促动下,他们也向整个亚洲宣讲福音,这些商人和军事征服者运用优越的科学和技术同时在种族、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获得完全的胜利。它给东亚儒家文化带来了大混乱。

 

    对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贬低儒学以及阉割儒学的宗教内涵的情形,基督教传教士应负重要责任。理雅各曾说过,他花费了大半生时间去熟悉儒学和道家学说,努力使它们的追随者信仰基督。他得出结论:我所谈论的关于儒学和道教的东西表明,在伟大中华帝国中存在着对基督教的需求。现在,分隔中国与其他民族的隔墙已被推倒,我相信,只有接受基督教,才会使他们自立,才会把他们提升到社会水平上。理推各相信,儒家社会并非贫瘠荒芜的土地,而是养育基督教信仰的肥沃苗圃。新的信仰一旦点燃就会像燎原热火迅速蔓延。

 

    不久以后,W.B.利普哈德(Willaim B.Lipphard)把西风(基督教影响)压倒东风(儒家文化)描述为:今天(20世纪20年代初),代表着中国未来希望的基督教皈依者的主体是另一个现代奇迹,是充满可能性和辉煌成就的机遇。基督教传教士和东方的皈依者赞同西化和现代化,他们导致了儒学的衰败,并把反基督教人口分为两种:日本、朝鲜和台湾的极端保守和爱国主义的儒学;军事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二者均可使传教士二百年间在东亚取得的一切成就最终化为乌有。W.利普哈德后来这样描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中间对基督教的抵制:到传教士这里作客的中国人不敢接受主人礼貌地献上的一杯茶,因为他们相信,这会把他们的心变成外国的心,会使他们愿意去相信外国教义,崇拜外国神灵。

 

    西方儒学研究的长处、弱点和特征:西方的儒学研究有一些长处和不足,我们在这里可提及几点。长处在于:首先,西方学者对儒学研究的一般贡献值得提及。当东亚一般人把儒家传统当作受指责的破帽子摔掉时,西方儒学研究的水流虽说不过是条小溪,却至少在持续进行着。第二,西方科学的和系统的哲学不仅为儒学研究提供新的激励,而且为之开辟新的前景。第三,以西方语言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能把儒学传遍全世界。第四,一些像哥伦比亚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从学术上刺激儒学研究的兴趣:前者建立关于新儒学研究的研究班,后者发行《东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杂志》。第五,至关重要的是,正在激发起的儒学研究成果正开始从西方向东方回流。

 

    西方儒学研究的弱点是:首先,西方某些学者,尤其是基督教学者试图运用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片面的自命不凡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去解释儒学,以便否定儒学的价值和宗教性,甚至宣称自己比儒学优越。第二,西方心理学研究只是一门现代科学,而儒家心理学却从孔夫子开始。在非常一般和宽泛的意义上,孔夫子或许是第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或人际关系的行为科学家;孟子是第一个人类精神心理学家;新儒家是深层心理学家。第三,正如陈荣捷教授指出,重要的儒家文献如此广博,以至于西方语言对新儒学资料的翻译尚处于幼年期。儒家文献、儒家辞典的编辑与儒学杂志的发行还期待着更为广泛和迫切的呼吁。

 

    西方儒学研究的特征在于:第一,儒学的比较研究是突出的特征。它就各种主题把儒学同西方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第二,《易经》在西方学者和一般读者中一直最为流行。《易经》研究文献几乎达到500种,这是儒学研究中单一主题的最高值,其中包括原文的翻译和解释一直到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第三,西方大学中关于儒学课题的博士论文同样数目极大。其篇幅、内容的多样性,学术成就和质量,以及所牵涉的不同国籍,的确可以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儒学研究统一体。第四,西方对儒学研究的另一突出贡献是远远超出了儒家哲学和宗教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妇女、现代化问题等等。

 

    展望与建议: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了世界上关于儒学的最大数量的信息资源。以这一贮藏为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比较儒学研究和其他主要宗教研究的数目与份量。第一,国会图书馆计算机系统所指示的数目大约如下:有关基督教的文献9500项;犹太教4500项;伊斯兰教3700项;佛教1900项;儒学700项。第二,国会图书馆(到1980年为止)的索引卡片上关于这些宗教的文献数目为:基督教37600条;伊斯兰教6500条;犹太教连800条;佛教8000条;儒学2100条。第三,国会图书馆分类目录索引中这些宗教所占的篇幅达到:基督教500页(从BR到BX);佛教84页(BQ);犹太教27页(BM);伊斯兰教9页(BP),儒学只有3页(B、BL、PL)。除了这些比较数字外,《1986年一1987年出版书目》所列的目前的出版物显示出关于主要宗教出版物的如下最新趋势:基督教约6000种;伊斯兰教840种;佛教600种;犹太教530种;儒学95种。

 

    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儒学研究远远低于其他宗教的研究。为了促进儒学研究和满足当今世界的需要,儒学及其儒学研究的现代化已提上日程。这需要两方面的根本改变。其一是需要对儒学进行新阐释以迎合现代世界的需要;其二要求对儒学机构和它们的活动进行组织。为此,儒学和儒学研究应从中国的专利权中解脱出来,从她的哲学和她的语言中解放出采,以便在世界上独立与自由。孔夫子不再是中国的孔夫子,因为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不能为一个国家或种族所垄断。他是世界的孔夫子,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种族起源、国籍、性别、肤色和宗教的歧视。这样,儒学研究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东亚,而是属于世界。

 

    结论

 

    同世界其他宗教研究相比,儒学研究呈现停滞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儒学的死亡。作为东亚社会体制的能动的意识形态,儒学可能衰落,但作为决定着儒家文化区域人们日常行为的文化基因,它永远不会衰亡。然而,必须指出,形成儒家文化区域模式化和统一的行为的因素还强调对行为的学习、言行一致、根据人们的行动和表现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判断与预测等等,这些最初均来自儒学。因此,无论什么“主义”通过攻击或批判儒学而盛行,儒学本身都会继续存在于这些“主义”之中,作为新社会组织的控制机制;相应地,未来的儒学可能被作为行为科学而加以研究。

 

    儒学正在复归。前不久,陈荣捷断言,12世纪新儒学的创新为儒学开创了新局面。它从11世纪到19世纪一直左右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思维。即使在今天,尽管有西方思想和新意识形态的冲击,儒学仍然可以再一次复兴。最近,R.麦克法夸尔(R.Macfarquhar)这样描述儒学的复归: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200年间,西方统治着世界,但是,现在这一统治受到了威胁,威胁不仅来自俄国人,也不是来自阿拉伯人,而主要来自东亚的儒家后裔,他们对欧美文化提出了迄今为止唯一真正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挑战。然而,这不会是儒学幸存之路。儒学将以新的方式存在下去。J.景(Julia Ching)教授认为,无论在东亚还是在其他地方,儒学将作为一种精神影响,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并将转变。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而死亡,然而它将作为永恒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东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

 

(摘自南斯拉夫《哲学综合》杂志1989年第2期)

 

    转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第5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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