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郝勤：《太乙金华宗旨》的西渐与东西方体育观的差异

宝筏西渡  紫气东来
——《太乙金华宗旨》的西渐与东西方体育观的差异

成都体院  郝勤

《太乙金华宗旨》的西传

    如果把世界近现代休育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旨在实现人类“灵肉合一”（“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肉体”）的实践体系和方法手段的话，那么我们不难从“灵与肉”这类典型的哲学意义上寻求到一种东西方体育传统对话和比较的支点。

    事实上，就中国与西方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这方面双向对话始于上世纪末。它的起因和标志是一部古老的道教内丹经典的西传。这部丹经的全称是《吕祖师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简称《太乙金华宗旨》。《太乙金华宗旨》一书是理查德·威廉（卫礼贤）于1917年从一名叫姚苍济的道士手中得到的。这是一部论述道教徒如何身心炼养而实现长生的秘典。它的神秘内容和观点对西方人来说是如此新颖而陌生，以至引起了理查德·威廉的浓厚兴趣。于是他把这部书翻译成德文，并寄给了他的好友荣格。

    当时，荣格花费了15年时光，企图从对诺斯替教（古罗马时期的一个秘密宗教）的研究中找到其集体无意识心理学说的客观实证性。然而由于资料和记载的匮乏，他的工作陷入了绝境。多年以后，荣格在该书德文第二版《前言》中忆及当时的情景时承认，当理查德·威廉将此书寄给他时，“我的工作正处于一个艰难时刻。”“就在这时，卫礼贤（理查德·威廉）给我寄来这部著作，使我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我所要强调的是：正是《金华宗旨》这部著作，第一次把我推到了正确的方向上。由于对中世纪炼丹术的长期研究，我们找到了在灵知和集体无意识过程中的联结点。”（德文第二版《前言》）

    由于荣格本人在欧洲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该书于1929年以理查德·威廉与荣格联合署名出版了德文版并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轰动。1931年，卡里·F·贝恩斯将该书由德文译成英文，并多次重版，使其影响扩及整个西方，被认为是认识和理解东方宗教、哲学、生命观及体育观的最佳门径。其后，该书又由汤浅泰雄和定方昭夫从德文版翻译为日文，题名为《太乙金华宗旨——道教长寿养生法》，亦得到广泛的传播和重视。由于荣格本人的职业和研究方向的原因，他本人是将《太乙金华宗旨》一书作为其分析心理学的证例来看待的。这或多或少对西方读者有点误导，以为这部书主要谈的是精神问题，如同佛教的禅定一样。但我们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道教与佛教在信仰宗旨和修炼目标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的价值取向是现实生命的永生，而后者则是纯精神性的“涅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从道家与道教典籍中发视大量体育保健内容，却很难将佛教义理方法与体育保健直接挂钩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部（或许是唯一的一部）在西方引起轰动并发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瑜伽”专著，让我们就其内容来比较一下东西方传统生命观和体育观的异同。

东西方身心观的差异及对体育的影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知道《太乙金华宗旨》一书的中国人可能比知道它的西方人还少，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它付梓甚晚。据现在所见版本及记载，该书最早成书于清初康熙戊辰年（1688年，此说见清人闵一得序），其传本辑入《道藏辑要》。理查德·威廉及荣格获得的是道士姚苍济于1917年编印的刻本；第二，该书长期秘传，至清嘉庆年间由蒋元庭获传抄本编入《道藏辑要》，方得面世；第三，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该书即使在道教徒中也知名度不高，不但不能与《周易参同契》《悟真篇》《黄庭经》等“万古丹经王”比肩，就是与《金丹大要》《入药镜》《中和集》《天仙正理》《慧命经》《金仙证论》等一大批丹经的名气相比，亦颇有不如。

    但是，这部丹经为理查德·威廉所青睐，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学识和慧眼。因为该书的确堪称论述中国古代身心观和生命炼养的经典之作。该书以“回光”为旨要，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瑜伽”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有关如何从人的心理和精神入手来整合生命，提高和改善人类生命存在状况的观点深深地展撼了荣格。而之所以会如此，则是缘于中西方对待生命和身心关系的看法迥然相异。

    早在古希腊时代，在“认识你自己”的口号下，希腊人已经将自我生命和人体加以客体化和对象化，并由此形成了西方古典生命观的哲学基础——身心二元论。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灵肉对立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灵肉统一论，本质上都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哲学理念上展开的，由此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及其思维模式的一个出发点，即自我生命是由精神和肉体两大因素构成的，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二者的关系间题。

    这种身心二元论为基础的生命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教育观和体育观。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曾极端地提出：“灵魂是可以与身体分离的形式”。他主张追求道德生活，反对身体的娱乐和发展，从而为中世纪禁欲主义教育观的猖行提供了依据。而从蒙田、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哈特莱到洛克等十七世纪以来的学者们，则程度不一地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主张灵肉的协调与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近代教育与科学的基本原则：心（德、智）与身（体）协调而全面地发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教育观和体育观仍然是以人体生命的客体化和对象化为前提的。它的背后仍然飞舞着身心二元论这一古老的西方逻辑。

    然而，在包括印度的瑜伽和中国的气功在内的东方生命观中，虽然也大量涉及探讨有关精神与肉体的间题，但其出发点则与西方不一样。在东方意识中，灵肉是不可分离的，非逻辑的和高度合一的。请看《太乙金华宗旨》以下概念所表达的身心关系：“金华即光也……是先天太乙之真气”（《天心第一》）“夫天一生水，即太乙之真气”。（同上）金华即金丹”。（同上）“元神即性命，究其是，即元气也”。（同上）

    在理查德·威廉的译文中，“先天太乙真气”译为“true，one energy of former heaven”（先天的真实的能量），“元神”译“Primal Spirit”（原始精神），“元气”译为“Primal energy’（原始能量），“性”译作“humannature”（人类本能），“命”译作“life”（生命）。虽然从这些基本概念的翻译而言，理查德·威廉的确表现了相当高的汉语和汉学造诣，但事实上，细品起来，这些概念的英汉原意还是有一定距离。在中国道家与道教炼养体系中，性与命，神与气都是对应的概念和范畴。它们本源于阴阳观念，而又从中派生出了一系列符号，如心肾、水火、坎离、龙虎、日月等等。就这些概念和符号的本质而言，就是精神和物质性生命体的关系。在“性命”这对概念中，“命”实际特指物质性的生命活动和现象，就如“气”在“神气”这对概念中不仅仅表现为生命的能量（enegry），还代表着人体先天的生命物质一样。

    但重要的是，在《太乙金华宗旨》及其它道教丹经中，精神与肉体作为生命的统一体并未被人为加以客体化与对象化。也就是说，没有被人为地机械分离为两大对立因素。这表现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身心观。性即是命，神即是气，故而能通过精神上的“回光”促使生理和身体的改善和发展。“当回光之时，使身心两忘，身死神活，神活则气息运转无不玄妙。”（《元神识神第二”精神与身体的合一使得二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无法分离。

    这种东方式的身心一元论促使东西方教育，尤其是体育实践分道扬镶。在东方的道家看来，不存在身与心可以分割或分别对待的生命实践（治病、保健、长寿、长生）模式。体育（古人谓之养生）的最高目标就是促使身心合一（性命双修或神气合一）。因此在体育手段方法上，必然是采用精神上的“回光”“入静”“凝神”“意注”来与身体的运动呼吸和姿式动作相配合，以求得身心的高度整合协调。显而易见，西方式的德、智、体各成体系分别发展的模式在东方的生命观以及由其派生而来的体育观（养生观）的角度看，是难以理解的或片面的。

体育行为的外向性与内向性模式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成功及其伴随近代殖民运动的世界性传播，西方近代体育作为这一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已经为全人类所接受。换言之，隐藏于其实践模式背后的二元论身心观也随之深刻影响了东方世界。我们不仅在教育上接受了德、智、体这样的机械分割思维，在体育实践方面也或多或少将精神价值及其培养手段加以排斥。然而，诚如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与中国瑜伽》一文中所说：“中国哲学史表明，中国人从来没有远离过核心的心灵因素（centarl），因此没有陷入单方面地过分发展过分自大的单一心理机能，从而也就保持住了自我。中国人对于生命体同步与生俱来的自我矛盾和两极性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立的两方面永远彼此是平衡的——这是高等文明的象征。”

    相对近现代体育实践而言，荣格上面这段话实可以理解为“中国瑜伽”没有陷入“单方面地过分发展过分自大的”单一生理机能。这一点，从《太乙金华宗旨》中便可得到证明。该书认为。修道的根缔在于精神修炼（“道无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而精神修炼的关键在于“回光”，亦即“目惟内视而不外视”，“耳惟内听而不外听”。道家认为，生命的根本是“气”或“先天太乙真气”，人体健康和身心发展的根本在于如何保养体内看不见的“真气”。《太乙金华宗旨》指出：“然人仗气而生，人不见气；鱼仗水而活，鱼不见水。人无气则死，鱼离水则亡。”但是，人应如何炼养真气呢？《太乙金华宗旨》认为惟有“回光”：“故仙人教人抱元守一者，即回光守中，守此真气则可以延年也”。

    精神（性或神）和生命（命或气）就这样高度统一起来了。它的直接后果则是导致了中国道家采取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内向性体育手段和方法。他们排斥那种大运动量，高激情、外向性的身体活动与竞技运动；（因为这类活动被认为将导致生命之“气”外泻耗损），创造出了大量小运动量乃至微运动量，深度内向性的和身心高度整合为目标的技术方法，以此来达到人的生命系统的完整和身心水平的跃升提高。这种内向性的身心运动模式在《太乙金华宗旨》中又被称为“逆法”，即生命官能的逆向性运动。该书说：“人心属火，而火之光华上通二目，眼观万物谓之顺视，今使之闭目反观，内视祖窍，则谓之逆法。肾气属水，情动下流，顺生男女，若机发时，不令其顺出，用意摄回，而使之上升乾鼎，滋养身心，亦谓之逆法。故曰金丹之道全用逆法”。

    在此我们能够了解到不同的身心观何以能够导致如此不同的“体育”实践模式。西方二元论身心观将人的身体和精神视为在一定程度上截然分离（甚至对抗）的两个部分，在教育和科学分类上从属不同的甚而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门类，因而其体育实践方式总是以严格的身体本身的练习和活动为主，否定精神训练和开发在体育上的价值和意义。这决定了西方近现代体育（当然也是当代体育的主流）是以人的身体（body）为对象的、高度社会化的、外向性的文化行为模式。而高激情的和外向的心理活动不过是这类行为的伴随现象和结果而已。

    但荣格等西方人所说的“中国瑜伽”则不同。“性命合一”“神气合一”这样的身心统一观不会导致外向性的体育观，而只会产生内向性的养生观。道家选择了那种有利于或有助于促使心理安宁，精神专注，身心和谐协调的内向性活动方式。如导引术、太极拳等以慢节奏、小运动量的身体活动与精神的高度入静相结合；而内丹一类静功更采用静定不动的特定身体姿势与深
度逆向返入的心理活动来促使内在生理（元气）的活泼运动变化。

    显然，这种体育观之于西方文明是很难理解的。这与信奉“生命在于（身体）运动”的西方体育观在本质上真是诣趣迥异，大相径庭。

东西方体育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

    东西方身心观的差距导致体育行为模式上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关系到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竞技运动为主体的西方近现代体育是商业文明（古希腊）和工业文明（近代欧美）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行为活动。但这种社会本质却多少是以牺牲人与自然（包括自身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为代价的。尤其是当人的运动主要为大众社会的需要（如职业体育）、国家政治（体育教育）、国际关系和地位（奥运会等国际比赛）等因素所支配时，体育就极易走向以牺牲自然本质为代价而换取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悲剧（其极端形式则是困扰当代体坛的兴奋剂、赛场暴力、体育赌搏和寻求刺激的高风险运动等）。在体育不顾一切地媚俗并为金钱权力所支配的同时，人们丧失的就可能是体育的本质和初衷一一身心自然的均衡而健康的发展。

    相对而言，东方的身心观及其体育模式更体现了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主张在实践上返回自身自然，因而必然在行为上和心理上导致对社会及社会化活动和生活（如政治、权力以及名利活动）的疏离。东方的瑜伽或气功修炼者总是主张远离社会而复归自然（天人合一）。其文化操作行为的高度个人化、自然化及“不争”（非竟技化）的性质与西方的体育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作为一种古老的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的古典身心观及其体育观（养生观）不过是这种文明所特有的内向性、闭合性和直觉性的一种表现而已。它的缺陷和西方体育相反但却至少同样严重：即强调生命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却否定和排斥其社会价值和意义。

结语

    互补与共存也许是更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近代以来的殖民运动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优势，西方近代体育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巨大文化财富，其最高形式就是奥林匹克运动。而与此同时，则是东方精神及其传统文化的衰落和遗失。其证据不仅在于包括体育在内的东西方文化至今未能作到完全合理地、公正地和均衡地双向流动和相互尊重理解；而更可悲的是，在东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对其自身文化的价值和精华进行危险的歪曲和误导，甚而是毁灭性的破坏。（最触目惊心的例子莫过于八九十年代“气功热”中挂着种种“信息”“科学”“场”“特异功能”“预测”“带功报告”之类招牌的反科学、反文化浊流）对此，我们对于本世纪初理查德·威廉和荣格所作的严肃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将《太乙金华宗旨》这样一部深奥的中国古典生命理论著述以科学的态度介绍给西方社会倍感崇敬。

    差异是正常的，也许是更合理和更有价值的。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凭借某种外在力量以一种文化去消灭另一种文化以求统一，这种统一的本质只能是文化专制。明智的西方人如理查德·威廉（卫礼贤）和荣格早在本世纪初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荣格才能在“西优东劣”论最盛行之时如此坦率而毫不掩饰地指出“西方意识决不能说是普遍的意识，因为它有历史的制约和地理的局限。它仅仅是部分人类的意识。拓展我们自己的意识不应以损害它种类的意识为前提。”（《分析心理学与中国瑜伽》）也许，对于某些至今仍对本民族传统体育财富或多或少予以蔑视排斥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声称要靠某某“功法”或“大师”来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其实质不过是想以这类狂言臆语来欺世谋财的人来说，本世纪初的理查德·威廉和荣格的科学态度和严肃工作不啻是一面严厉的镜鉴。

    转载于《体育文史》1996年第2期，第26—28页转61页。

    博主补记：

    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首创人。曾在巴塞尔大学学习医学，后去巴黎跟从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研究心理学。回国后，先后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所医师和心理学讲师，苏黎世综合工科学校心理学教授和巴塞尔大学医疗心理学教授。1907年第一次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面。1908年在弗洛伊德的支持下创办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并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召开第一次会议。1914年创立“分析心理学”。  

    获牛津大学及哈佛大学等颁授荣誉博士学位。提出“情结”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对中国道教《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易经》及佛教《西藏度亡经》、禅宗有深入研究。主要著作有《人及其象征》《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