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

    博主按：《历史上的理学》，（美）包弼德（Peter K.Bol）著，（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社会经济史译丛”之一。本博转载一篇书评与包弼德教授关于理学的访谈，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理学：中国历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包氏选取史学方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理学的发展。他不是做一般的思想史梳理，因为他关注的是“理学及理学家如何参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政治世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那个世界之后的发展”。

    包弼德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宋明理学，也就是所谓的“新儒学”，它是“在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儒学”，是“一场从北宋二程的哲学观念发展出来的思想运动”。从一般读者的角度来看，儒学——无论新还是旧——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早就成为王朝专制统治的工具（当然，这只是一般的传统认识，深受革命史学的意识形态影响）。由于具有“学而优则仕”的强烈入世情结，儒家知识分子似乎总是活跃在体制内，或者忙碌在通向体制内的道路上与过程中。其实，儒生们并非只能当丧失了自主性的臣子，只能匍匐在皇权的脚下。比如，我们也会经常听到“民贵君轻”的思想、高洁不逊的君子气节、敢于冒犯君上而不惜一死的勇气，甚至也有归隐山林而不从俗的士人，这一切大概也都来自满腹经纶的士人那自以为掌握了“大道”的自信与有典可依的正义感。但作为封建王朝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官学”及其载体，儒学/士人所伸张的正义基本上还是发生在体制内的政治过程之中，归隐多数也只是在等待着一个“一朝选在君王侧”的机会罢了。也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很少有人想到儒家还会提供某种体制之外的选择。但包弼德先生的研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视角，给我们指出了一种不同的儒学传统，从而又再次丰富了我们对自身传统之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知。

    包氏的研究跟过去的多数研究有很大不同，他首先是舍研究理学的传统哲学路径，而选史学方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理学的发展。但更进一步说，他也不是做一般的思想史梳理，因为他关注的是“理学及理学家如何参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政治世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那个世界之后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作者研究的特色之处就是舍弃了政治史研究的视角，而是从社会史/地方史的角度研究了理学。正是由于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颇为不同的理学的形象。

    这个新形象就是理学家的私人性和地方性取向。通过内在的发展，理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从而使现实政治与德性分了家。这并不是说理学家反对政治的德性，而是说，理学家突破了以往那种王朝政治必然具有德性的旧说（某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使官方的教化不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从而使道德“私人化”了，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士人不必通过科举取士参与现实政治就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这样的一个转变，使士人多了一个选择，进可以驯化君主，退可以修身立德。理学在这里的贡献就是，使士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学”而完善自我，并掌握使自然与社会和谐运转的“道”。“学”的终极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入世的“仕”。这就提供了参与主流政治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

    理学大师们的主张尽管有相当差异，但他们都通过个人学识和魅力吸引了或多或少的追随者。无论是否鼓励弟子们参加科举考试，但他们重视道德和修身的新学说还是塑造了一批批青年才俊。这其中的成功者日后还反过来支持理学的发展。不能或不愿参加科举的地方士人可以追随某个理学大师，形成自发组成的社团，著书立说，集体学习，注重礼仪，过某种形式的组织生活，以达到精神上的自足。作为地方精英，他们还积极地介入地方事务，既树立道德楷模，又出谋划策，还亲力亲为。他们吸引了一批有追求的贵族子弟、富户大贾乃至地方官员，获得了土地、财产等方面的有力支持，使理学家及其追随者从而有能力从事慈善事业，也更容易地传播他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颇像某些宗教团体。他们作为地方精英所取得学术和道德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王朝统治者最后都接受了他们的主张，让理学大师从祀孔庙，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改为以理学为主。理学遂成为“中国历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包弼德从地方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为这样一场思想运动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运动的品格。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基本上还是一场由地方精英发起和组成的运动，组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底层运动，因为，包氏的研究对象是地方的知识精英，他们很多人拥有士绅官宦之家的出身背景。作者也深入探讨了理学与帝国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他还通过借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把思想史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野之中。关于这些，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多谈。

    西方的汉学研究是世界范围的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大量富有新意的成果，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译成了中文。这些成果提供了一些我们没有的视角，是一种不同且新颖的研究范式，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转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4月27日第W03版《书博会专刊书评/童书·文史》

包弼德谈理学与对理学的批判

郑诗亮  曹柳莺

       自两宋以降，作为当时奠定的政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遗产，理学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史，一定程度上，传统社会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正有赖于理学才得以形成。这和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而略显残酷的对照——理学早已被抛诸身后，成为刍狗般的陈物，最多也只是被当作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与之如影随形的，是各种负面形象。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包弼德（Peter Bol）教授作为看重历史当时性的美国史家，或许能跳出国人的窠臼，摆脱简单的指责和批判、称颂和赞美，给予我们新的启发和收获。
 
    现在人们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称颂也好，批判也罢，往往指涉的是理学，是否可以说理学造就了今天的传统文化？

    包弼德：我不完全同意。理学在道德方面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对中国传统思维是有影响的。其他很多传统文化里的东西不一定是从理学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人们写诗、写词，那肯定不能算是理学的东西。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在道德哲学、人对地方社会的看法方面可以说是受了理学的影响，但如果说全部受了理学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您是否觉得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含糊的词，很难定义？   
 
    包弼德：我自己其实不用“传统文化”这个说法。很多人常常问我，你对传统文化有什么看法？我认为，所谓的“传统文化”，其内涵常常在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可能很快，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变化非常大，唐宋交替之时也是如此，东周秦汉那段时间也变得不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变动的。

    从您提到的道德哲学角度，能否谈谈理学如何塑造中国人？ 
  
    包弼德：用理学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发现或创造，我们讲的是孔孟之道，是从来就存在的东西，从孟子去世到程颐、程颢两人提出理学的这一千多年间，人们渐渐淡忘了“道”，而理学家懂的，正是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道德行为的根底是我们的心灵，而人的性格从道德角度来讲具有统一性。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个观念就几乎不存在了。因为，受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学说的影响，对所谓“性善”“性恶”，人们倾向于这是不可说的、无从判断的，认为一般人都按照利益行事。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方式——马克思原本就被归在经济学家中。而道学、理学离经济学是比较远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理学不一定塑造了现在人的文化观念。

    理学兴起之后，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比如，遗民知识分子。又比如，类似冯道这样的人物，理学兴起之前和之后，对他的评价是不同的。您对这些文化现象怎么看？

    包弼德：在宋朝以前，我们是看不到遗民这种现象的。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时，所持观念就是，作为旧朝臣子，到了新朝是不应该出仕的。从理学的角度来看，出来做官是一种道德行为。北宋那时，欧阳修对冯道的评论和《旧五代史》就已经不一样了。《旧五代史》觉得他贡献很大，而欧阳修就开始批评他不忠。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认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你对政治、对文学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中国思想史上，从南宋开始，道学、理学就成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地方精英和士大夫身上的思想重镣。这对中国历史发展是好是坏，需要我们讨论。但我个人觉得，如果我生在古代，那我也一定是按这条路走。
 
    您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如果您在当时，还有哪些路可以供您选择？
 
    包弼德：我想至少还有另外几条路。从北宋到南宋，在思想史方面，可以这样认为：除了北宋五子（程颐、程颢、张载等）以外，北宋的大思想家、有思想的士大夫还是以政治为主的。他们考虑的主要是政权应该如何改进，政策应该如何制定。到了南宋时，至少有两个不同的选择。一个是道学一派，主张从个人的责任、个人的道德行为出发，追求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政府。可是另一派，比如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等，他们既跟道学的观点不同，跟北宋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观点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们一方面承认，政治的确非常重要，可他们又批评北宋将政治看得过分重要。政府一方面是要加强国防，可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社会的经济水平。如何才能实现这两者？是不是依靠王安石的新法就可以了？我觉得也要靠士人的努力。看一看永嘉学派，他们来自温州以及附近地区，当时已经比较商业化了。温州的学者比较了解贸易经济，很会做生意，当地比较早就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单是由国外的情况决定的——因此一定要有国防的支持——还要靠国内私人经济，而不是国家政策来达到目的。南宋时，在地方士大夫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对地方有意义的项目，比如办印刷、开书院、兴义仓等。他们也很注重保护私人的财产：政府从你身上获取赋税，那么政府也应该反过来予以你援助。所以永嘉学派的学者在这方面还是有些思想的。他们知道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到何种程度为宜。反观道学反而没有自己的看法，正是因为对道德行为过于强调的缘故。

    历史上的思想革命发生时，理学往往受到攻击，很多人以怀疑理学去开创新的思想体系。这是为什么？

    包弼德：实际上不同的朝代对理学的非议也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宋末写《武林旧事》的那个士大夫周密，在一部笔记里对道学家有非常厉害的批评。他认为道学家自己的言行就不一致，很虚伪。现在学道学的人对他的言论非常不满。而周密认为，这些道学家也应该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负责任。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但他们应该负部分责任。
   
    另外，如果我们看二十世纪初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他们批评的又是什么？是道学，还是当代生活的社会风俗？包括“五四”运动，我们回头看，会说中国的前途就是在这条线上被落实下来的。但是搞二十世纪文学的人会认为，其实在当时，“五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并不很重要。我不知道他们讲得对不对，但至少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说法。如果一个学派变得非常主流，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当然就会有人批评。王安石做宰相，提倡新法，他那个团体把持政权的时候同样有人批评。司马光做宰相的时候，也有人批评。

    因此您认为理学作为主流思想体系必然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包弼德：如果你说，我的道是唯一的，只有我的思想才是真理，别人的都不是。你自然会遭到反对。如果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道，我们当然都得按照这个道走。但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道并不存在。 

    有一次，我在哈佛查资料时，遇见一位学者，他应该是个新儒家。我是做唐宋元明思想史的，他就怀疑我对道学的看法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赞成。他问我是否认为有道的存在。我说，我学中国历史，并不知道这个道是否存在。可是，我很有兴趣去研究那些认为道存在的人。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看法。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人自以为发现了道或者掌握了道。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凭什么这样说。中国人在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喜欢说，我们中国人都是怎么样的。但有可能两个不同的中国人说的内容相互矛盾。你又不能认为他们其中一个不是中国人。这个该怎么解释？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习惯上都觉得有一个所谓的“正统”指导大家该怎么做。可是历史并非如此。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人走的是不同的道。有时候把持政权的人要压制别的想法，要逼迫别人按照自己的道走。这在短时间内当可以实现，但是长期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现象。我觉得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得很对：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您的意思是说，所谓的正统对异端的压制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它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您是否对自称掌握了“道”的人更感兴趣，而不是“道”本身的研究？ 
   
    包弼德：对，因为我不做哲学。如果我做哲学的话，那我就去求这个真理了。可我是做历史的。在历史上，如果我们要解释某个时代的变迁，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的人的观念。这是因为，要了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用他们的观念去理解、回答。他们要回应当时的困难，也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如果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去理解他们的思想，那我们怎么去解释他们为什么在当时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呢？每个时代不可能都一样，会发生很多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学思想史就是为了这个，而不是因为我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哲学有兴趣。我是对历史有兴趣。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在台湾跟着一位老先生学。他看当时的问题都是从四书五经出发去解释的，一旦谈起自己的看法，常引用经书来分析。所以他的世界观和他的经学是密切相关的。老先生有几个外国学生，白天跟他读书上学，每天差不多四个小时，上午八点钟到十二点钟。 
   
    有一天我问老师，为什么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学生对你的讲法那么有兴趣？他说，因为现在中国青年人他们内心很复杂，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一个中国人。可是我知道，我去教他们。要做中国人，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道”，而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定要学四书五经，五经比四书还更重要一些。老师一贯的看法是，我们学习四书五经就是学习了解道的方法。从学者的立场来讲，他认为四书五经里面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他用的是“以经解经”的方法，透过经书去寻找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他虽然对经书的了解跟很多学者都不一样，可他的目标和一些学者殊途同归。对他来说，这个学说从头到尾都是要自圆其说，求得一致。他只是去求一个经书的体系，或者说文化的体系，不必然和其他人一样。

    在您看来，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体系相比，理学自身是否有特别脆弱的环节，导致它容易遭受攻击和非难？

    包弼德：在《历史上的理学》这本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章叫《信仰》，其中提到道学是有一个信仰的。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和所有的人，从理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系统，具有统一性。而现在的社会没有统一性，就是因为我们为学、做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才更要这样做。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修身，要达到理想的人格。可是，如果天地万物和人是没有系统、没有一致性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道学，那么这个信仰也就不会存在。我们看到十七、十八世纪的考据学者，他们做学问的方法不需要有道学的信仰和基本原则。他们会问，假使我们不知道天地万物与人的统一性，我们会不会失去知识？如果我们要追求有意义的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对道学家来说，他们的那套方法是格物穷理，就是要看清事物的内在逻辑。你看到了，你就会觉得“物在心中”，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可是考据派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事物是统一的，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去鉴定我们得到的知识正确与否？于是他们想到了考证。在很多方面，他们只看文献。你去看顾炎武的《日知录》，在中国历史上，《日知录》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治学方法的。《日知录》的  “知”这个字非常重要，有一个论证的过程在里面，一篇中会引用大量的资料，解释其脉络，最后取得某个结论。通过这些过去已有的材料引导你，给你新的知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这种治学方法，没有理学的基本假设，也可以进行。

    您在书中谈到理学对自主性和责任的强调对现今具有借鉴意义。不知您是否可以详细谈谈理学对现今社会还有什么功用？还有哪些资源可以被挖掘？ 
   
    包弼德：关于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让我这个外国人来告诉你们该往哪里走。我很想知道，你们接下来想怎么做，也想理解为什么某些看法变得很流行。可是我不会胡乱指导。我学中国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国家。在1960年代，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他们不承认。这是忽略现实的行为，非常不好。我们的课本也不太提及中国的情况。我学习中国文化，是因为我不知道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当时我对政治学感兴趣，属于比较左的那种学生。进入高中后我就开始学习中文，刚入大学那一年，也就是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觉得“文革”好，当时青年革命全球都有。后来才了解到较真实的情况，中国的青年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思想才起来的，而是受到了当时世界青年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领导。于是我知道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有特色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做政治学没什么意思，于是决定转方向。原来我是对美国历史感兴趣，后来学了一点中国历史，看到了书上讲的宋代的城市化，这是个我根本不懂的领域，想要多了解一些。我就开始学宋代的东西，而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国家的人能够多了解中国的历史。

    转载于《东方早报》2010年11月14日第B02版《访谈》

    博主补记

    包弼德（Peter K.Bol）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查理斯·卡威尔（Charles H.Carswell）讲座教授，他同时也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IS）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等大型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其著作包括 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中译本《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并合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2006） 以及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1998）等书。包弼德最近十余年的研究专注于讨论理学的历史角色，以及从地方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历史走向所起的作用。与纯粹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理学以致无暇顾及历史背景的研究比较，此书为读者揭示了理学作为士人的一种选择如何产生并传播开来而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另外，与从社会史或政治史入手，探讨理学如何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对其义理核心存而不论的研究比较，作者对哲学观念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使得他能够说明理学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何会呈现如此的面貌，以及方案为何会被广大士人群体所接受。作者的研究成功地表明，缺乏对义理的认真对待，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理学家的政治与社会行为；而缺乏对理学家所生活的社会加以掌握，我们亦无法真正了解历史上的宋明理学之面貌。

    作为欧美汉学中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大型中国研究数据库的主持者，《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是包教授十余年来在这个领域的最重要著作，而今年六月包弼德教授也因此书荣获哈佛大学的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殊荣。　

    在这部书中，包弼德教授不仅将理学视为对历史现状的一种回应，更将其视为塑造着中国过去数百年历史的一种“主要角色”。在他看来，中国的理学运动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种潜在的或公开的政治批判立场。这一运动给在野的或体制外的士绅精英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从而使他们拥有了独立的权威。——韩明士（Robert P.W.Hyme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通过对理学产生与演变的历史条件的考察，为我们揭示了自宋到清一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脉络。本书破除了过去许多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那种就思想而研究思想的藩篱，并突破了以往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画时（代）为牢”、仅关注莱一朝代情况而不顾及前后的局限，因此堪称一部跨领域、长时段研究的佳作。——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导论  历史上的理学

    第一章  11世纪时的新世界：比较750年与1050年
　    对外关系
　    南北问题
　    商业与城市化
　    社会变迁

    第二章  在11世纪寻求一个新的基础
　    知识分子的意见与科举考试
　    对唐代上古模式的逐步否定
　    新法：以立法规定的体制

    第三章  理学家
　    理学家与儒者加
　    从外部探讨理学内部的历史符
　    方法与问题
　    附录

    第四章  政治
　    关于专制主义
　    关于帝国的论述
　    理学与政治
　    理学的使命与士人
　    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理学：明初的重要性

    第五章  理学
　    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理学学术
　    “天地”、文明与人类社会现状
　    作为解决方案的“学”，作为问题的“学”
　    明代讲学的复兴

    第六章  信仰
　    有关判断与动机的问题
　    作为信仰的“统一性”

    第七章  社会
　    在宋元时期为士人之学提供一种选择
　    在宋元时期为家族提供另一种模式
　    士人自发主义与宋元时期的社群
　    从“自发性”到立法：明朝的立国
　    大规模的复兴与重归自发主义

    后记 中国历史和理学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