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胡岩：爱国爱教的九世班禅大师

爱国爱教的九世班禅大师

胡岩

　　编者按：九世班禅大师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他从1923年离藏，直至1937年圆寂，度过了整整14年离乡背井、漂泊动荡的生活，却始终顽强地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而奋斗。2004年，适值西藏人民第二次反英战争100周年；2月19日，又是九世班禅大师的诞辰纪念日。值此时刻，本报特约请中央党校胡岩副教授撰写此文，纪念这位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藏传佛教领袖。

    拥护“五族共和”促进民族团结

    九世班禅大师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深明大义，热爱祖国，在政治上远见卓识。九世班禅大师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于“五族共和”的拥护和宣传上。1925年来到祖国内地之后，他就通电全国，呼吁各方停止内战，团结救国。他号召“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兄弟、如手足”，共建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九世班禅大师即在其驻南京办事处的成立宣言中，向“最亲爱之中华民国五族同胞”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西藏的阴谋。他指出：“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他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成语来比喻汉藏两个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道理，是非常贴切的。此后，他遍历我国南北各地，举行法会，发表演讲，为弘扬佛法，振兴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而奔走呼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时期及之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对于辛亥革命的支持和拥护，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关于“共和成立，五族一家”的宣传，影响了远在祖国西南边疆的藏族领袖人物，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大师的赞同。1919年，朱绣、李仲莲和红教喇嘛古浪仓等人从甘肃经青海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排除英帝国主义的干扰和阻挠，予以欢迎。在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告诉朱绣：“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在中央政府和藏族领袖人物的倡导下，在社会舆论的宣传影响下，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辛亥革命时期在祖国内地已经深入人心的“五族共和”口号，已为西藏的僧俗上层和知识界所了解和拥护。

    需要指出的是，“五族”既然源于“五族共和”，其所指我国境内汉、满、蒙古、回、藏5个民族的含义就是十分明确的。当时的国人认为，中华民族就是由这5个民族所组成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大师等藏族领袖人物和其他僧俗上层接受和赞同“五族”的提法，“同谋五族幸福”，表明他们明确认为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号召康藏僧众坚持抗日救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宁为刀下之鬼，不作亡国之奴。”会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分别命令各自所属寺庙的数万喇嘛，举行诵经法会，诅咒侵略者，为祖国抗战胜利祈祷。在九世班禅大师等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号召下，全国藏族同胞纷纷响应，川西藏区57寺僧侣联名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决心抗战。各地各寺许多活佛全力奔走，广大藏族同胞或捐款捐物，或与汉、回等族共同组成“抗日救国义勇军”，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九世班禅大师在1932年出任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后，奔走于我国东北、内蒙古、甘肃、青海等满族、蒙古族和藏族地区，宣传“五族一家”的精神，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呼吁政府和全国同胞“群起注意藏事”，“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在其羁留内地的最后岁月，他积极投身于动员我国各族人民抗击日寇的斗争中。他明确表示，自己承担“西陲宣化使”之职，在祖国西南边疆蒙藏地区宣传文化，提倡宗教，目的在于“使蒙藏民众明了中央实际之意旨与五族联合之必要”。1933年，日寇侵占华北，班禅通电声讨：“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虔诵藏经，恣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弥战祸于无形。”

    日寇侵占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后，抗战形势日趋严重，九世班禅大师即从玉树行辕捐献3万元，购公债2万元，还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

    在他的呼吁和号召下，西藏人民以种种方式支援了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曾经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中国立国四千余年以迄于现在，从未遭遇外侮如是之甚。现在要将敌人驱出境外，必须五族同心……”

    直到圆寂之前，九世班禅大师还不忘呼吁“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实现藏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反对分裂祖国维护中央权威

    对于返藏问题的处理，也反映出九世班禅热爱祖国、深明大义的崇高品质和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坚定立场。

    众所周知，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大师失和，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后果。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反对和挑拨，九世班禅大师长期羁留内地，不能返回自己的故乡西藏。20世纪30年代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有所醒悟。然而，正当他准备欢迎九世班禅大师返藏时，不幸圆寂。

    在这种情况下，九世班禅大师坚决依靠中央，始终坚持由国民政府派卫队护送回藏。而英国则怂恿噶厦政府多方反对，甚至直接出面与南京政府交涉，干涉我国内政。英驻华大使贾德干（Cadogan）曾于1935年11月间亲往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反对南京政府派卫队护送九世班禅大师返藏。英方声称，拟向噶厦政府出售更多的机枪和山炮，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此后，英方又多次递交备忘录、照会，企图派人赴青海与九世班禅大师直接接触，还提出要做调解人和九世班禅大师返藏的担保人。英印政府甚至提出劝诱九世班禅大师前往印度“避难”的建议。

    九世班禅大师断然拒绝了英帝国主义的“调停”，派代表正告英方：“卫藏事件系吾人内部事，吾人自能办妥”。当得知噶厦政府执意不许他由国民政府派卫队护送回藏后，他表示“宁愿牺牲个人，不愿中央威信陷于隳堕”。

    由于种种原因，九世班禅大师有生之年终未实现返回西藏的夙愿，但是，英帝国主义企图借班禅返藏问题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也终于没有得逞。

    九世班禅大师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作为一名佛教徒，他虔诚信仰自己的宗教，以一个宗教领袖的身分，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努力对佛教教义给以积极的、富于时代精神的阐发，以宗教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献身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实践了一名佛教徒“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理想。他的爱国爱教精神，值得我们各族人民缅怀和学习。

    头条链接  九世班禅大师生平

    九世班禅大师法名曲吉尼玛，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883年2月19日），是前藏塔布地方噶夏村人，乳名仓珠嘉措，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十五日，被掣签定为九世班禅呼毕勒罕（蒙古语化身之意，特指业经认定但尚未成年的活佛）。随后，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大师拜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巴桑布，简称曲吉尼玛。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正月，九世班禅大师在札什伦布寺坐床并受沙弥戒。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受比丘戒。

    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从出生到成年这一时期，正值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地方进行武装侵略，西藏僧俗人民奋起英勇抗击之际。九世班禅大师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团结一致，领导了1888年、1904年的两次抗英战争。

    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4年、1910年两次逃离西藏，清政府曾降旨革去其达赖喇嘛名号，令九世班禅大师代行职权。九世班禅大师虽然坚辞不就，却从此招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不满，种下了双方不和的种子。1912年，十三世喇嘛返藏，在英帝国主义挑拨和拉拢下，对九世班禅大师进行排斥和打击。

    1923年11月15日深夜，九世班禅大师被迫离开札什伦布寺，逃亡祖国内地，经青海、甘肃和陕西等地，于1925年2月抵达北京。北洋政府决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大师的前例和规格，隆重欢迎。并决定以中南海瀛台为行辕，供九世班禅大师驻锡，指定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等筹办招待事宜。

    同年8月，北京段祺瑞临时政府颁金册金印，册封九世班禅大师“宣诚济世”封号，并批准成立九世班禅大师驻北京办事处。以后又陆续成立了九世班禅大师驻青海、四川、奉天（沈阳）、绥远（呼和浩特）办事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派人慰问九世班禅大师并征询治藏意见。不久，九世班禅大师驻南京办事处成立。

    1931年5月，九世班禅大师应邀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随后发表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讲演。7月，国民政府颁玉册玉印，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1932年12月出任“西陲宣化使”。1934年1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国民政府赐给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慈大师班禅之印”

    1935年3月，九世班禅大师提出回藏计划。当时，西藏僧俗民众“欢迎班禅入藏声浪甚高”。国民政府拨经费100万元，建立护送卫队和护送专使行署。1936年底，九世班禅大师一行取道甘南拉卜楞寺到达青海玉树。由于英帝国主义插手、西藏当局阻挠，九世班禅大师返藏受阻。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规模侵占华北，国民政府令九世班禅大师“暂缓返藏”。

    九世班禅大师回藏受阻，心情抑郁；加之长年漂泊，身心憔悴。1937年12月1日，他怀着一腔忧愤，圆寂于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享年54岁。国民政府追赠“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名号，派特使戴传贤致祭。他的灵柩于1941年2月4日运抵札什伦布寺。

    转载于《中国民族报》2004年2月20日第3版《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