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迪马科：西方道教研究概述

西方道教研究概述

迈克尔A·迪马科  颜钟祜 译

    欧洲同亚洲开始接触时，许多欧洲人差不多认为中国位于“地球的边缘”。他们对中国的描绘主要是基于有限而通常带有偏见的认识之上，因而使这富有魅力的地区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总的说来，此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渐趋成熟。遗憾的是，汉学研究中道教这方面却被忽略了。约翰·布鲁费尔德写了好多本关于道教的著作。当他写到道教本身“用之不足既”（“既”即“尽”。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204页。——译者）时，说：“民俗学，玄妙科学，宇宙学，瑜伽，冥思，诗歌，清静无为哲学，崇高的神秘主义——它〔道教〕可谓包罗万象……西方语言中迄今触及到这方面的书籍如此之少……这该是多么奇怪的现象。”马科斯·卡尔腾马克深有同感，在196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西方语言中对道教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

    回顾与道教有关的英文方面的材料，即本文的宗旨所在，以年代顺序一一介绍可使有些事实来得有趣。西方过去为何忽略了道教呢？爱德华·H·夏佛教授（著名东方语言文学学者）在一本新书的封面上提出了一个理由。

    夏佛提出的具有重要性的第一点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清王朝统治中国的不是本土汉族人而是满洲人。在欧洲接触中国的重要的早期阶段，“老中国通”们很大程度上受这些满人与汉人高级官员观点的影响。这些官员们由于自身所处的统治者地位，与儒家传统关系密切。为抑制道家本身崇尚个人主义、潜在的反叛倾向，他们对道教方面不是进行控制就是有意忽视它。

    我们对道教缺乏认识，可能更多地归因于另一因素。那就是道教自身固有的使人难于捉摸的特色，原因是道教人物隐藏在秘密的窗帘背后，使人感到迷惑。许多教义与教规只是一代一代地由师傅传给合适的弟子。结果，那些从外面看道教的人们对其重要本质及相关成就，只能略察一二而已。

    信奉道教的人，如象征物水一样，在处理俗务时以谦卑为上。正如老子所言：“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同一本书中还提及这位道教圣人所说的话：“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用另一句话说，信奉道教的人不管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做出多么大的贡献，都必须默默无闻。老子说，贤者“功遂身退”，庄子亦因而言，贤者“无名”。老中国通，那些18、19世纪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及学者们，经过他们的努力，人们得以通过阅读他们所写的报告和出版的书籍对这个国家有了模糊的了解。然而，由于资料来源不多，个人能力有限，这些老中国通们所写的东西，大多数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及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尽管地理上存在距离，研究材料无法获取，语言设有障碍，且某些教义不为外人所知，但是老中国通还是把道教知识带到了西方。

    人们对形成道教的哲学基础的两本书已经进行过仔细的研究。自19世纪未期以后，有好多《道德经》和《庄子》译本出现，这两本书因而驰名世界。

    如果我们想了解道教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那些被保存下来的文献。除了上述两本书之外，道教著作家们用不同的文体写出了数以千卷的著作。不过，有待人们去接受这一重大的挑战（当然同时也是一种乐趣），把这些巨著译成西方语言。

    在这些藏书之中，有一种内容包括道教各个方面的规范原始材料（其重要性在别的藏书之上），即5100卷本的道藏。“它是40年集体劳动的结晶，于1445年编纂完工……是一套有关哲学、占卜、炼丹术、医学、天文学和文学的汇集。”

    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道教经典，好几百年来即使中国人也望而却步。1924—1926年间一种照相印版在上海问世。许多主要大学不得不排队待购1962年台北艺文出版社印刷的影印版本。由于有了现代的设备及照相印刷术，因而台湾这家出版社最早使那些有兴趣的人弄到道藏。

    《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道教部分中强调：“对道藏内容的考察仅处于初始阶段。将来对道藏的研究无疑会昭示中国的历史，提供中国方面新的知识。”由于道教在西方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学术领域，因而吸引着人们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新中国通

    二十年前，马科斯·卡尔腾马克作了一个预测。尽管道教研究正处于“初期阶段”，他写道，“然而，几年后我们就能看见巨大的进展，对这一迷人的学科进行大为详尽的描述的希望不会太久就能实现。”他的预言如此准确，他或许感到非常吃惊。

    近年来，道教研究在许多有趣的领域取得了累累的硕果。当然，翻译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珍妮·黄与迈克尔·乌尔姆白兰德从道藏中选出七篇进行翻译，并给予出版。名书为：《原气，卷I：中国古代控制气息，延年益寿之方式》。这只不过是现存新译著本中的一种。

    中国考古上的新发现给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东西。比如，1972年湖南马王堆挖掘出一卷《老子》最早版本的帛轴（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68年）。此后在别的地方也相继出土了有关资料。

    道教研究还为汉学的其它领域提供重要的材料。现代研究在道家以及相关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如中国科技、宗教思想、对外文化交流、美学及政治经济领域等等。

    米契尔·史特里克曼在促进美国道教研究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他写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秘传道教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中国土生的、有组织性的宗教的文献，道经代表着所有最具中国特色的东西。

     “新中国通”在“老中国通”对道经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除了近期在研究、翻译和考古上取得进展外，道教研究人员正企图最终深入这一领域的实质部分。那些从书本中读不到、艺术品上看不出来的东西，只能通过与活生生的道教传统接触才能获得。

    克里斯安佛·史基普和迈克尔·沙索俩人都是受戒道士。他们利用难得的机会接受了德高望重的师傅指点。在台湾当弟子数年后，他们回去从事教授工作，一个在巴黎（高等专科学校），一个在马诺（夏威夷大学）。近年来，其他人也采取相似的方法研究道教。

    道教研究现状

    尽管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纷乱，知识与宗教的追求却给予了新的自由。因而，除了重要的考古发现之外，对现存道教的保护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许多道观如著名的北京白云观重新整修，成为信徒们朝拜的中心。道观与学术机构也非常活跃，他们通过研究、出版和艺术展览等方式保留这一文化传统。在亚洲其它地区，如台湾、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的中国人同样也积极推进道教诸方面的活动。

    出人意外的是，在亚洲，日本乃然对道教表达了最为强烈的兴趣。道教研究学会成立于1951年，已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资料。日本学者的名字如吉岗义丰、仁治小渊和宫川久行，在这一领域闻名世界。日本收集了用于研究用的道教资料，数量之多仅次于中国。无疑，日本学者将来还会取得重大成果。

    在欧洲有关道教的翻译作品和书籍出版了不少。有些人沿着德国的理查德·威尔黑姆或者瑞士的卡尔·荣格开辟的道路前进。不过英国和法国的研究中心更为活跃。

    今天，在东方之外，特别是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人们对道教抱有的兴趣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李约瑟阐述了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引起了英国学者的注意而且引起了许多世界其它地区学者的注意。他接着说，“许多科学发明是在道教影响下产生的，如炸药，磁学原理（指南针），抛射器，接种和活字印刷等。”据李约瑟说，这些发明后来是由来往于中国西北部与近东的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当李约瑟和别的学者引起人们主要对道教的科技方面感兴趣的同时，法国人集中研究了道教的其它方面。马塞尔·格拉耐特和享亭·马斯贝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投入了对道教的历史、哲学和神秘主义方面的研究。他们的奋斗激励了其他人遵循相似的传统。克里斯妥伏·斯丛贝、安娜，塞德尔和约翰·拉格威近年来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继承性，表明了在这么相对短暂的几年内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他们的著作主要是有关道教仪式和瑜伽式的冥思过程。

    在美国有许多普及性的读物，它们中很多只注重道教的一个方面的东西。有些大众化的书籍和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描述道教，如功夫等等。令吃惊的是，有些东西还写得不错。

    道教研究的另一端，有许多人在做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道教与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密切相关，由于这个缘故，世界上研究道教的学者强调了道教对认识中国的重要性。回顾一下近20年来出版的有关道教的书籍和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道教渗入中国文化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米契尔·沙索是研究道教典仪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纳森·西文专研炼丹术，唐纳德·莫洛专研道教的哲学观念。博士论文往往围绕道教之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论述。爱德华·夏佛和托马斯·克里利的译作以及历史、文化的介绍工作，使那些对道教感兴趣的人更容易获得道教的知识。可惜这篇短文篇幅有限只提到几位专研道教有代表性的“新中国通”。

    总之，最近二十年来对道教的相关研究、出版的增加清楚地显示了人们对其越来越大的兴趣，新的参考书如道教目录选（pas1988）和道教资料季刊（the phmtree1988）无疑将有益于未来对这方面的研究。

    结束语

    从上述对可获得的出版资料的研究中，我们能够估计道教哲学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影响的深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及科学领域的重要因素之一的道教的记载。

    道教知识的传播经历过许多人的努力，从“老中国通”、传教士、外国商人、中国移民，直到最高的层次人物“新中国通”。今天道教众所周知被公认为世界一大宗教和值得人们尊重的一家思想。国际会议如贝拉吉奥大会（意大利1968）和立科叮大会表明这一专题已引起国际性的重视。

    由于精力充沛的“新中国通”成功地显示了道教在各个方面“用之不足既”的特征，人们对其兴趣日益增强。结果，各种各样由道教所触发的书籍不仅在大学图书馆专列室的书架上可以被找着，而且当地书店的书架上也能被找着。同时采用电影和音乐录制方式介绍的东西越来越多。
  
    由于“中国通”的努力，我们己经发掘了足够的道教宝藏，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有益的东西。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道教进行相关的学习和研究。也就是由于道教思想具有“用之不足既”的特征，道教研究领域已被认为不仅对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而且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有很广泛的适用性。

    译自 Chinese Culure Quarterlg （in English）

    转载于《中国道教》1992年第1期，第57—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