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航读佛经：我在哪儿

                野航读佛经：我在哪儿

                                          李野航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

     中国人有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就是当某种全新的、启示性的、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来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这种东西塑成“金身”，高高供奉，然后把这个东西的精神内核封进那金身的“肚子”，除了偶尔去叩头膜拜一下，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采取与那精神内核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大多中国人之对于儒教、佛教、基督的启示乃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所谓民主与自由的态度，莫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大多中国人宣称自己信着一个什么的时候，明白人应该反着去理解。

    能背诵《心经》佛教徒应该不少，但能背诵《心经》的佛教徒是否真正关心《心经》到底要说什么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对于大多数的佛教徒而言，《心经》就是一种消灾延寿的咒语、附身符。而对于那些攻读过佛学的出家人或宗教学者而言，《心经》是深奥的“佛说”，但这“佛说”并不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经典的意义即在于指导人生，足以指导人生的经典必先证明自己关乎人生。深奥的《心经》到底和人生有啥关系？兹姑且冒得罪“三宝”之大不韪，尝试着把《心经》从“金身”的“肚子”里拉出来晾晒晾晒，看它到底会散发出什么样的味道、且作用于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试图成为一个“菩萨”或者至少试图做一个明白人的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自”何以“在”。于是乎，我的眼睛开始把“我”当作一个客体来观察、也就是照镜子。可在镜子的面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我只能看到的关于我的在时空中瞬间凝固形象而已。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想要对自己了解更多，于是乎，我就再也不能把自己静静地摆在镜子的面前，我需要动起来，我需要请人弄一台针孔摄像机来对自己在生活中的样子进行长时间的偷拍，看看在时空中移动着的我活着的“深度”。倘若我收集了大量的关于自己的影像资料并加以客观、理智的分析的话，我就会陷入一种困扰：同是留在胶片上的那个“我”，由于我的观念、感觉的作用，会显得很不一样。有时候显得那么“好”、而有时候却不那么“好”。我如何能从矛盾的形象中得出一个关于“我”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的结论呢？如果这胶片落到别人的手中，情况就更麻烦了。别人如果早就想着要出我的丑，他就会把关于我的影像加以剪辑。搞出一个或可笑或恶劣的关于我的形象来。这个“我”并非不真实，只不过由于这段影像一开始就服务于某种先入为主的叙事，被剪辑过的“我”就变得很不真实了。看了这个被恶意剪辑过的“我”，我会发现“我”并不“自在”，而是“它在”，换言之。“我”是什么乃是基于在特定的时空范围里别人怎么看“我”。

   人的大部分烦恼就在于此：人极力要成为在别人眼里视为“好”的人（即使犯罪分子，也极力要在别的犯罪分子的眼中视为“好”），而别人是否一定会视我为“好”，却是不可把握的。于是我们有理由去想象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菩萨”的人，他们能做到观而非被观，“自在”而不是“它在”。这个“菩萨”就像是那个“针孔摄像机”的安装和操作者。如果我们参与并目睹了关于“我”的影片的全部制作过程，我们就会意识到，影像中的我不过是在某种被设计的拍摄手段中被呈现出来的临时性的“我”，那种试图从影像中得出“我”是谁、“我”“好”还是“不好”的尝试是多么的悬、多么地不靠谱。如果“我”是什么需要叫着这个客体世界来定义、而客体世界并不承诺让“我”一定“好”、并不承诺“我”不会有朝一日陷于什么都不是的境地的话，则“我”实在有必要为自己另寻一个让自己“是”什么的基础。

   于是，“我”开始打消一切试图在有限时空中、在客体世界的眼中表现为“好”还是“不好”的企图，“我”会去追问你那个不需要照镜子、不需要被拍摄也“在”的“我”之可能性。这个“我”超乎世界，自有永有。这个“我”就像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一样呆在一个超时空的维度。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我”的本来面目。而那个在镜子、摄像头的面前表现得更好或更不好的那个“我”说穿了不过是一种“像素”而已。我们一切的烦恼，即在于我们唯恐这作为“像素”的“我”不够“好”。这就像演员被自己扮演的角色所“俘获”，沉浸在角色的痛苦中不能自拔一样。认清“像素”的虚幻性，认识那个本来面目，人就解放了。

   其实，基督教也在为这个“我”寻找一个超乎世界的基础。但基督教认为，这个“我”仍然要照“镜子”，只是，这“镜子”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世界之外，这“镜子”就是“上帝”。因为有了“上帝”这面“镜子”，人才足以能觉知“世界”这面“镜子”的虚幻性。佛教则认为，这不算错，但不究竟。因为尽管基督教的“上帝”号称没有形象、超乎理解，但这个“上帝”（肯定神学意义上的）却在一种坚固、粘稠的教义以及语言方式中被定义着。“上帝”一旦在人类的语言中被定义，他就从超验的世界下降到人那二元分裂的意识世界中，成为这世界的“镜子”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当人站在这个语言中的“上帝”的面前照“镜子”的话，看到的并非永恒中的“我”，而是世界中的“我”的一个看起来更“好”一点的形象而已。于是乎，“我”又重新落入到世界的圈套中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如何才能认识本来面目？如果人靠着勇猛精进的精神不惜一切代价去修行从而真的认识、融入了本来面目，则这作为本来面目的“我”或许又会觉得：来在这世界的镜子跟前受一受蛊惑未尝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反正自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像维姆文德斯执导的电影《在柏林的苍穹下》中那个天使，厌倦了作为天使的澄明，反而极力想做一个无明的人、且享受那撞得头破血流的属人的乐趣一样。

    人总想“成佛”以免于烦恼；或许，佛却想“成人”，以享受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