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鸾济世─儒教传承记台湾中国儒教会

                飞鸾济世─儒教传承记台湾中国儒教会

                                       会徽之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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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者，五德也，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也，道为体，德为用，德之内修则为道，道之外行则为德，分而言之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圣人观天道自然之显示以立人道，以春之生生不息为仁，夏之长成有序为礼，秋之收歛约制为义，冬之封藏恬静为智，长夏之运化无妄为信。于是立此五常以应天道，人能体此则天道得矣。

   故大学教人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中庸教人致中和者，要皆以五常之道为中心思想，实事求是，不务空谈。人人践此五德，则天下为公之大同世界现矣。故儒门大道，万古常新，放诸四海而皆准也。

    【前言】提起「儒教」，一般人可能会怀疑「儒教」就是「儒家」吗？「儒家」是一个宗教吗？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是一个学说，而且从孔子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等语，认定儒家是相当理性化、入世化的；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因此儒家是不是一个宗教？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而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儒教」？并不是指原来的儒家，而是吸收了儒家义理，再加入祭拜主神、相关仪式而形成宗教化的面貌。这一类的宗教在明、清时期非常多，例如三一教、刘门教、同善社、一贯道等，这些宗教虽然并未打出「儒教」的旗帜，却是以宏扬儒家文化、教化人民为志业，他们在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可小看。

                                 【鸾鸟飞来传神意】

    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儒教结社是「鸾堂」，鸾堂是以扶鸾为主要仪式的宗教团体。「扶鸾」又称「扶乩」，其仪式是神仙透过人推动一只ㄚ字型的桃枝笔（鸾笔），在沙盘上面写字，旁边则有人唱出神意，并有人笔录之。这套仪式原本是中国古老的道术，明清时期成为士大夫文人之间的游戏活动，后来更流行拿来作为科举考试的考前猜题用。清代有宗教人士正式用于宗教仪式中，并成为清代到今天许多民间宗教团体极为普遍流行的仪式活动，鸾堂正是这一股风行的扶鸾运动之产物。

    有意思的是，创建或参与鸾堂的人多的是地方上极富声望的仕绅文人，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深厚教养，加上传统的仕绅负有教化百姓的责任，因此成立鸾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以儒家义理来教化百姓。这一个特色在台湾仍然不变，也因此至今鸾堂仍以「儒宗神教」或「圣教」自居。为了强化儒教正统性，鸾堂还针对「鸾」的意象发展出一种传说：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以仁治国』的理想，但未获国君的青睐，只好失意的回到鲁国，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只灵异的鸾鸟，正不断地用嘴在沙地叼啄，仔细一看竟是一段文字！孔子才恍然大悟，原来鸾鸟是为了传达天意而来的。于是孔子便要求鸾鸟不时地飞来，向他传达天意，这就是儒教扶鸾的开始，但鸾鸟无法经常飞来，因此乃以桃枝作鸾笔，在沙盘上写字，同时由孔子的弟子子路担任第一个鸾手。

                                    从鸾堂到中国儒教会

   台湾的鸾堂是在清末时期由大陆传来的，目前所知最早创建的鸾堂是澎湖的－新社，而后是宜兰的醒世堂，创于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四月。清末日据时期，鸾堂迅速扩张，六十年间（公元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湾设立的鸾堂超过一百五十所，宗教活力相当惊人。鸾堂的传布类似分香的情形，即由最早的母堂分出许多的分堂（子堂），这个时期的鸾堂大约可以分成几个系统：一、由宜兰唤醒堂分香出去的新竹新化堂、淡水行忠堂系统，重要的关系鸾堂有苗栗劝化堂、竹北克明宫、三芝智成堂、台北觉修堂（今觉修宫）、台北指南宫、台北行天宫（今行天宫）等。二是新竹复善堂系统：所属鸾堂有新竹代劝堂、苗栗修醒堂、苗栗重华堂等。三是澎湖一新社系统：澎湖地区的鸾堂几乎由其分香而出。值得一提的是，在昭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时，台湾北部的重要鸾手杨明机将与他有关系的鸾堂组织为「儒宗神教」，重要者为三芝智成堂、台北暂修宫、竹山克明宫等。这些鸾堂的创立人大多是雅好儒家思想的仕绅文人，最有名的是宜兰新民堂进士杨士芳参与唤醒堂的鸾务，又宜兰新民堂是由李望祥、蒋国荣等仕绅募款筹建，李望祥为清代的举人，曾担任甘肃河州县官，回籍后任宜兰仰山书院山长，同时他也充任新民堂的鸾手，职务是「校正兼总理」。新竹复善堂的鸾生林学源九弓林庄秀才，邱润河、彭阿健在清代曾任书房教师。又有些鸾堂甚至就是仕绅原来的书房，例如宜兰鉴民堂是摆里鉴湖陈氏家族私庙，附在登瀛书院中。在他的书斋明伦阁所设。正是因为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仕绅文人积极创设鸾堂，所以才将鸾堂称之为「儒教」。这不仅出自于儒教鸾堂内鸾生的自我认定，连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如此看待。

    日据时期的鸾堂发展遭遇到三次的挫折，第一次是明治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公元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年），当时台湾抽鸦片（时称抽烟）的人颇多，想要戒烟的人都不得其法，而鸾堂却发展出一套宗教医疗的戒烟法，效果卓著，于是不但吸引许多人前来，也造成鸾堂势力的迅速扩张。但戒烟运动却被日本当局所恶，因为鸦片是专卖的，戒烟成功的人一多，便会影响政府的财务收入，于是日本当局开始展开侦查、取缔的工作，许多鸾堂被迫收敛或关闭。第二次是大正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的「西来庵事件」，这个事件是日据时代台湾最后一次的汉人武装抗日运动，而起事的发源地「西来庵」正是个鸾堂，鸾生余清芳透过扶鸾，宣称西来庵王爷抗日的神示，诸如：「日本据台期限二十年既满，今年乃应撤去之期，届时如仍欲图占据，将一举反扑」、「天公将降下毒雨、掀起黑风，诛灭日人及其恶人」、「余清芳受有西来庵王爷神示，持有一宝剑存置于某山中，一旦出鞘即可立斩三万人之灵」，另外，他将国号称为「大明慈悲国」。许多宗教徒及有志之士纷纷追随余清芳起事，最后因实力悬殊而告失败。由于西来庵为一鸾堂，余清芳又在各地鸾堂、斋堂串连，因此在事后，日本警方将这两个宗教组织视为秘密机关，被捉、遭监视的鸾生不知几许，于是鸾堂的发展遭受极大的顿挫。第三次则是日本昭和十二年所发起的「皇民化运动」，这是一个同化为日本人的运动，包括普及日语、崇敬神社、奖励为国动员的工作等。在对民间宗教改造的部分则提出「寺庙整理运动」，许多家庭或庙宇的神像被焚毁，神明会、祖公会等团体也被强制解散，鸾堂也陷入风声鹤唳中，因而被迫沉潜。

    台湾光复后，鸾堂开始有新的变化，这个时候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依据民国十八年所公布的「监督寺庙条例」及民国二十五年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采取登记制，强制寺庙进行登记。除了托庇于佛教会、道教会、轩辕教等合法宗教之外，鸾堂也想加以整合，争取合法性以自保。这个鸾堂整合运动大约可分为区域性的与全国性的两类，以下略作介绍。

   在区域整合方面，大多是由地方上设堂较久、活动力较强的鸾堂所发起，例如在埔里地区，以怀善堂、育化堂的鸾生许清和、江荣宗、陈南要等人号召埔里的鸾堂，于民国七十年向省政府陈情，拟成立「儒宗神教会」。另外在高雄地区也有作为，民国五十年高雄地区由灵善堂堂主黄钟灵及堂生陈振芳协力拜访该地之鸾堂，并于该年六月成立「凤邑儒教联堂」，由黄钟灵为第一任主任委员，至民国六十八年共十七堂加入；第二任主任委员张简万然、第三任主任委员简州阳、第四任主任委员吴满堂、第五任─十任主任委员吴兆麟蝉联六任，至民国八十六年高雄凤山地区已增至四十四堂，如表（举善堂、灵善堂、毅善堂、挽善堂、忠孝堂、龙凤堂、布善堂、化善堂、至光堂、至德堂、明善堂、养灵堂、启善堂、唤善堂、慈善堂、协善堂、启成堂、崇善堂、喜善堂、振善堂、养生堂、养修堂、暘善堂、复醒堂、从善堂、明德堂、文化院、心德堂、福全堂、明恭堂、观音堂、励善堂、兴安堂、合善堂、儒坛、一善堂、妙基堂、圣光堂、西方社慈善堂、修善堂、扬善堂、乐善堂、圣恩堂、至善堂）。

    在全国性的整合运动上有几股力量，一是台中明正堂堂主王翼汉，时值大陆进行文化 大 革命时间，邱创焕于台北中山堂召集全省鸾堂负责人开会，拟针对文革破坏儒家思想提出对策，王翼汉于会中提出组织鸾堂联谊会的构想，藉机整合鸾堂，并正名为「武圣圣德实践委员会」，受到国民党的支持，后因政府始终无经费支持，鸾堂失去兴趣，整合失败。民国五十八年台中醒修宫董事长王更如倡议组织「财团法人台湾省圣教会」，并于民国七十年由该会董事长张启仲为文《谁说「儒教不是宗教」》向社会加以鼓吹，但无多大成就。民国六十七年，感化堂财团法人明道杂志社董事长林仁和等人拟以「儒宗神教」的名义向内政部登记，于日月潭召开台湾地区鸾堂负责人座谈会，有五百多堂参加，但这次正名活动被内政部否决，仅能登记为「中华民国儒宗神教会」，同时也因各鸾堂独立性强，难以成其事。

   解严后，鸾堂整合运动的机缘成熟。民国八十六年，以台湾南部鸾堂为中心，结合关系鸾堂与寺庙组织成「中国儒教会」，该会发起人有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前立法委员王志雄及地方上仕绅文人凤邑儒教联堂主任委员吴兆麟、圣教神明会董事长林金枝、云林县政府主任秘书李学聪、早期圣教神明会发起人陈清源、云林县福兴宫宫主余秋渊、凤山协善堂堂主陈盛修等人，以吴兆麟担任「中国儒教会筹备会」主任，召开二次会议，又得内政部纪司长俊臣、真理大学宗教系主任陈志荣(现任真理大学副校长)之鼎助，于八十九年元月十五日成立。

   其立会的宗旨为：「结合全国各地数百多个儒宗鸾门同修单位，发挥团体功能，弘扬儒教忠恕精神，同修儒教航导社会人心向善，实践生活儒教，提升人生价值，促进社会和谐，以群体力量共同从事弘扬儒教，举办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国际儒教联谊、中兴大陆儒教等不朽事业。」大致说来，鸾堂一直是维持着传统以弘扬儒道为特质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