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盖建民：从敦煌遗书看佛教医学思想及其影响

从敦煌遗书看佛教医学思想及其影响

——兼评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

    内容提要：本文以学术界较少引人注意的敦煌佛教医学卷子作为基本资料，并与传世的佛医典籍相互参证，较为深入地剖析了佛教医学的独特医学思想，并对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敦煌佛经中的丰富医学思想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医方，是中华传统医学的珍贵史料。敦煌的佛教医学思想，包含了医理、药物学、卫生保健的思想。李约瑟认为佛教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发展“是强烈的队碍作用”，但从敦煌佛经的医学思想来看，它既有消极的一面，更有积极的一面，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值得商榷。

    关键词：敦煌遗书  佛教医学  佛经  李约瑟

    作者盖建民，1964年生。哲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佛教与医学关系较为密切。近年来佛教与医学关系研究渐渐成为佛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拟以现存敦煌遗书中的佛医卷子作为基本资料，并与传世的佛医典籍相互参证，深入剖析佛教医学的独特医学思想及其与中华传统医学的关系。

    一、敦煌遗书中的佛医经卷

    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敦煌中医药学。中医药题材在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敦煌发现的大量有价值的古医籍中，不仅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各科珍贵医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佛医、藏医和道医方面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敦煌遗书中绝大部分属于佛教写经，其中与佛教医学有关的占一定比例。据今人整理研究①，敦煌遗书佛医类以《敦煌宝藏》所收录的九部遗书为主，原卷均被劫往国外。下面分别略述如下：

    1.《佛家医方》，编号为P.2665。《敦煌宝藏》所示为正背两面书写。正面为《太上道本通微妙经卷第十》，背面为《鬼名咒、愿文、吐蕃文二行》，内有佛家医方、愿文等，共载目眼、耳病及腰脚痛四方。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2.《佛家辟谷方》，有写本不同的二部，编号为P.2637、P.2703。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题目为《药方书、涌泉方、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及《吃草方、出蛊毒方、又吃草方、佛说停厨经》。其内容有药方数则。

    3.《佛家香浴方》，也有写本不同的二部，编号为P.3230、5.6107，均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敦煌宝藏》所载题目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品第十三》。此系佛经中的洗浴药方，药方后有咒语。所载药方本无方名，共犯味药，每药末均附记梵文译音，考其残文，似为密宗合制香药之配方。

    4.《佛家养生方》，编号为P.3244。系残卷，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题目是《五辛文书》。原卷子首尾均缺，同样的内容也见于卷P.3777中，其内容主要是佛家用以修心养性的“药方”。

    5.《佛家语喻医方》，编号为P.37770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该卷子计有5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五辛文书》一卷；其二，《菩萨总持法》一卷亦名《破相论》亦名《契经论》又名《破二乘见》；其三，《了性句并序》（崇济寺禅师满和尚撰）；其四，《澄心论》；其五，《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一卷。

    6.《佛家疗病催产方》，编号为P.3916。原卷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卷中》记述了“难产、胎衣不下、心痛、时疫”等疫病。

    7.《佛家神妙补心丸》，编号为5.5598。原卷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敦煌宝藏》所载该卷有两部分内容：其一为佛经《大悲启请、无障碍大悲心陀罗尼》；其二为《佛说加句尊胜灵验陀罗尼神妙章句》《佛家神妙补心丸》方即在其中，全方完整。

    此外，敦煌残卷《劝善经》编号P.3036，记述7种病死，原卷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救诸众生苦难经》编号为5.3417，原卷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卷中提及当时流行的十种疾病名称，有医学研究价值；《佛说痔病经》编号S，5379，原卷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卷子完整，其中记有痔病名称达十余种之多并有咒文两则；《某僧向大德乞药状》编号为5.5901，系一僧人请“大德”布施药物的名单，从中可知当时僧人常用药物的品名。

    除了上述文献性资料外，在敦煌灿烂的石窟艺术宝库中，保存有为数甚多的医理与艺术相结合的“形象医学”内容，其题材多与佛医有关，它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佛教医学的基本思想脉络及其对当时社会世俗生活、民风的深刻影响。

    敦煌遗书佛医类卷子多数残缺不全，其作者、文题、抄录时代因年代久远，屡经战乱、人为破坏已无法准确稽考。但从现存残卷的内容、体例、墨迹及石窟封存年代综合考析，似多出自隋唐时期。总之，上述敦煌颇具宗教色彩的佛医卷子为我们研究佛教医学思想及其与中华传统医学的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敦煌佛教医学思想探微

    宗教与医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难题。纵观世界各大宗教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宗教与医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特征。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载体，它与作为科学的医学之间既有相互竞争、排斥的一面，又有彼此依托、互相促进的另一面。宗教与医学之所以会发生关联，并产生双向互动关系的机制，不仅有其外部的社会历史因素，而且还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依据。日本学者吉元昭治认为：“许多人出于对生的渴望而求助于医学，出于对死的恐惧而信奉宗教。可见，医学与宗教的关系，就是这种‘渴望’与‘恐惧’的统一。”②

    关于生与死这一人生重大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途径与方法。而医学与宗教通常就是芸芸众生所求助的两条基本途径。仅就佛教与医学关系而言，二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宗教。佛教以度人出世为宗，医学以疗人疾病救护生命为旨。虽说如此，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其共同的逻辑元点。这是因为，“生老病死，是佛教所说人生诸苦中最根本者，对生老病死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谓佛教的出发点与基本宗旨所在。而医学，也以解决生老病死尤其以疾病问题为基本研究课题。佛教与医学，可以说有共同的出发点。”③陈兵教授的这一观点颇有见地，笔者极为赞同。正是因为医学与佛教都面临共通的课题—生与死的困惑与矛盾冲突，二者之间必然会发生某种关联，形成各种形式不同的特定社会历史关系，从而产生了宗教与科学奇特结合的产物—佛教医学。

    对佛教医学的探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如可以就佛经中的医学内容与医学思想入手，从总体上分析佛教医学思想的特质及佛教义理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也可以从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对医学产生的影响切入，具体探讨历代僧医的医学建树及其思想，等等。本文限于篇幅，仅就敦煌佛教医学卷子这一窗口来透视佛教医学思想及其与中华传统医学的关系。

    1.医理思想

    佛教自创立之日起，就十分强调佛门弟子听闻佛法，学习五明。特别是汉传大乘佛教本着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宏愿，对能为世间服务的技艺、知识更为重视。因此，佛门究习医方明借医弘佛素有历史传统。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医典籍也在中土流传。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竺将炎与支谦共译的《佛医经》问世。佛教将佛理引入医学，以佛法义理来阐释病因、病理，从而形成极富佛教色彩的医理思想。其中关于疾病的分类学思想，佛医认为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即由于一身四大不调导致的病苦。敦煌卷子《救诸众生苦难经》中载有十种病死的疾病多数就属于这类。经云：“今年大熟，无人收割，有数种病死：第一，疟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卒病死；第四，肿病死；第五，产生死；第六，患腹死；第七，血痈死；第八，风黄病死；第九，水痢病死；第十，患眼病死。”这十种死病就是当时佛医认为难治易死的十种常见病。在敦煌遗书《佛说劝善经》中也记有类似的七种死病，兹不赘述。

    关于疾病产生的原因、病理学思想，敦煌卷子《佛说停厨经》中就有一段经文说明疾病的产生是由于“四大无常，朽坏体脉”造成的。所谓“诸物万计，辛苦勤求。纵得其食，大小便利，九孔常流，食吱他身，递相煞害。后不免四大无常，朽坏体脉，沉诸恶道……”。佛教将四大说引入医学来说明病因病理，这是佛教医学的一大特色。佛法认为一切物体包括人体在内都是由四大即地、水、风、火这四种元素构成。敦煌卷子《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云：“地水风火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筐。”这就是说，人体由四大构成，四大失调则导致疾患。佛教用四大理论来说明疾病产生机理的医学思想在许多佛经中都有所反映。《五王经》云：“人由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因此，可以说四大说是佛医病理思想的理论核心。

    佛教从因果报应的教义出发，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有先世作孽和现世失调两大原因。前一种称作先世行业病，即由于先世不修善行，作恶害生，从而得到报应，故今世多病。后一种称作现世失调病，即所谓现世饮食失调、冷暖未防、纵欲过度，导致身体虚弱、病魔侵身。《摩诃止观》中就依佛教缘起论为指导，系统地提出了“病起六缘”的病因学思想，即：因四大不调的缘故；因饮食不节的缘故；因坐禅偏差的缘故；因鬼神得便的缘故；因魔神干扰的缘故；因恶业造成的缘故。

    这一病因学思想，不仅从个体生理上分析了致病因素，还十分强调个体的行为、心理因素及外界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值得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佛教医理思想中最具医学价值的就是佛教的生理、心理、社会相统一的医学观。佛教医学从生理—心理一社会三者相统一的医学模式出发，不但认为个体的生理状况（四大是否协调）、行为（业）是致病原因，而且还深入分析了心理因素在疾病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的心理不良情绪，如欢喜太多、忧愁太甚、过于惊恐，容易造成身心不平和，导致疾病连连。故僧医十分重视对疾病的心理治疗，强调通过身心修养来疗治疾病。敦煌卷子《佛家语喻医方》有一则心理治疗疾病的“验方”：

    三毒昏乱，□爱之济津，受湮沦之苦。……经针刺未能痊愈，……遇一长者，授仆亲试之，信有良验，乃先圣秘要，岂虚传哉？所须药味列之如右。西域真阿柫利一分（取至心珍重者），息世缘一分（取决不关心者），离贪爱一分（取如辟恶贼者），制情欲一分（取了知虚幻者），亲善友一分（取如鱼恩水者），怖生死一分（取观如大宅者），乐正法一分（取如渴思浆者），勤观察一分（取动念皆知者），广慈悲一分（取不损含灵者），普恭敬一分（取观真者），深惭愧一分（取决欲酬恩者），大欢喜一分（取粉身无悔者），常精进一分（取勇猛坚固者），摧人我一分（取谦逊柔和者），顺轨仪一分（取圆备无缺者），巧方便一分（取不失时机者）。

    本“验方”所开列“药物”计16味，皆是“纯真上妙”之品。僧医深信，若能谨守法度，常服此方，就能免受“湮沦之苦”，达到除疾防病目的。在这则“验方”后面，还强调指出服此方药，必须遵守“服药禁忌”，特别告诫人们要“先禁五种薰辛”，即所谓“外五辛”（指大蒜一曹局，草葱一阴阳，慈葱一恩爱，兰葱一邪教，兴渠一商价）、“中五辛（指眼一色，耳一声，鼻一香，舌一味，身一触）、“内五辛”（指贪爱毒恶，瞋恨迷惑，愚痴卒暴，淫欲妻妾，努□□□），并且警告道：“如是五辛，名为内毒，能成罪果。诸恶日结，若不诫之，永沉地狱。”

    佛家将其伦理思想融入了医理，宣扬行善去恶、多积功德，以利健康。从心理医学角度来看，断恶行善，对于培养良好的心理品格、对身心健康都大有裨益，这也不失为一种心理疗法。应当看到，佛教徒在长期的修行实践中，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心理治疗方法，如通过禅定、咒禁术治疗各种顽症，等等，不一而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医学有着丰富的医理思想。如果透过其宗教外表，其生理一心理一社会相协调的医学模式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内蕴的，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2.药物学思想

    佛教医学的药物学思想也颇有特色。敦煌遗书编号为S·5598的卷中有完整的一则“神妙补心丸”方，兹录如下：

    佛说加句灵验尊胜陀罗尼神妙章句真言曰：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方。干薯蓣  干地黄  杜仲  百部  防风  人参  丹参  茯苓  茯神  贝母  乳糖  五味子  石菖蒲  麦门冬（去心）  甘草（炮过）  远志  柏子仁。上件药十七味，细剉，洗去尘，干焙为末，炼白粉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日空心含一丸，徐徐咽津，去滓，细嚼咽下。服十日、二十日□□清雅，三十日□□，身安不惊疑。开心益智，补髓久□驻颜□□□，大不可述。

    据研究，此方由数方综合而成。方中用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生脉益气，敛津养心；《千金要方》定志丸（菖蒲、远志、茯苓、人参）养心、安神、定志；用《证治准绳》三才丸（干地黄、人参、天门冬）益气养阴（本方所用为麦门冬，与天门冬功近）；茯神、柏子仁，养心安神；丹参清心安神，与上三方共为主辅。更用山药、杜仲，健脾固肾，培补先后天，乳糖平补心血。再合贝母、百部润肺止咳，解郁除烦；防风合大队补用之中，使补中有散，补而不滞；炙甘草既益心气，又可调和诸药，两全其美。诸药合用，共达益气养阴，补心安神之效，故名“神妙补心丸”。从这一方剂的药物选用、配伍及功效来分析，其药物学思想何等精深，值得认真挖掘整理。

    另据《某僧向大德乞药状》中记载，当时僧人常用的药品有：橘皮、桂心、附子、香白芷、茱萸、干姜、芍药、高良姜、草豆蔻、芎?、人参、胡椒、诃利勒、麻黄、地黄、细辛、黄柏、天麻、牛膝、天南星、茯苓、槟榔、荜芨、黄连等，其中有些药物是佛教从印度引入中土的。佛教的传入，将许多印度药物引进中国，如胡椒、刺蜜、天竺桂、阿魏、青木香、沉香、熏陆香、苏合香、龙眼香等等。

    尤其是佛教徒通过佛经的传译，将佛教医学擅长的眼药、方剂也介绍到中国。唐代印僧宝惟静译的《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经》中，着重谈到眼药的组成、制作和施药方法。唐代于闻和尚实叉难陀译的《观世音菩萨秘藏和意陀罗神咒经》第三、四、五品，分别介绍了媚药、含药、眼药的组成、制作及功效。印度的方剂通过佛教为中介传入中土的也很多。据统计，唐代王煮《外台秘要》40卷中刊载的方子中胡方约占三分之一。④

    值得一提的，佛教医学奉行古印度名医耆婆“天下所有无非是药”的药物观，这对中华传统医学有较深刻的影响。在北凉昙无谶译的《大集经》卷九中就有这一药物学名言，被誉为“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邀对这一医学思想极为赞赏，称：“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⑤可见着婆这一药物学思想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它对中国传统药物观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有利于扩大临床药物来源，丰富中华传统医药宝库。

    3.卫生保健思想

    佛教有一整套严格的戒规，对佛门弟子的修行、教团仪轨、衣食起居都有详细的规定，佛教徒必须严格遵守。依佛门戒规，僧众修禅念佛之前必须沐浴、揩齿、整洁服饰，且“佛门净地”严禁随地吐痰，要保持清洁。故佛教不但十分注重个人的清洁卫生和饮食卫生，提倡剃发沐浴、揩齿刷牙，而且还重视环境卫生建设，如在饮用水井旁设置防护栏（有保护水质作用）、建造室内厕所、洒扫庭院等，以减少和预防疾病滋生。由此可见，佛教医学卫生保健思想十分丰富。

    在敦煌卷子《金光明最胜经卷第七品第十三》所载的《佛家香浴方》中录有一则佛门常用的洗浴药方：

    疫病之苦，闻诤战阵，恶梦鬼神、蛊毒、厌魅，咒术起尸。如是诸恶，为障难者，患令除灭。诸有智者，应作如是洗浴之法，当取香药三十二味，所谓菖蒲（者）、牛黄（瞿嘘折娜）、苜蓿香（塞毕力迦）、麝香（莫诃婆伽）、雄黄（末眵罗）、合昏树（尸利洒）、白芨（因达啰喝悉哆）、芎䓖（阇莫迦）、枸杞根（苫弭）、松脂（室利薛瑟得迦）、桂皮（咄者）、香附子（目率哆）、沉香（恶揭噜）、旃檀（旃檀娜）、零陵香（多揭罗）、丁子（索瞿者）、郁金（茶矩么）、婆律膏（曷罗婆）、婆香（搽刺拖）、竹黄（战娜）、细豆蔻（苏泣迷罗）……芥子（萨利散跛）、马芹（叶婆你）、龙花鬓（那咖罗萨罗）、白胶（萨析罗婆）、青木（矩瑟佗）。

    据丛春雨先生研究⑥，这则香浴方所载的32味药物，均具有芳香气味，多能芳香开窍，辟秽化浊，化瘀解毒，除恶杀虫。用此方进行药浴，能达到轻清宣散，芳香透表，疏经活络的医疗保健效果。

    佛教医学的这些卫生保健思想通过佛教徒“借医弘佛”的宗教活动，在社会上得到广为传扬，对世间善男信女影响甚深。这可以从敦煌壁画中窥见一斑。在敦煌绚丽的佛教壁画艺术中，有许多与医药卫生为主题的壁画。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体悟到佛教卫生保健思想的韵律及其社会影响。诸如治病救人（第296窟）；子病请医（第217窟《药王菩萨本事品》）；讲究个人卫生、揩齿刷牙（第196窟西壁劳度叉斗经变）；运动养生保健（第76窟东壁北侧八塔变）；洒扫庭院、拦护水井（第419窟）；剃头沐浴（第445窟弥勒经变局部·男剃度）；建造厕所、讲究公共卫生（第302窟福田经变、人字披顶西披）；食物煮沸进行消毒（第61窟佛传故事屏风画），等等。

    从上述主题鲜明、形象逼真的经变画、故事画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佛教医学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民俗、民风的影响力，从中也反映出佛教医学与中华传统医学相融通，并逐渐汇入中华传统医学大河之中的历史趋势。

    三、李约瑟佛教科学观及其局限

    关于佛教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第二卷中，以“佛教对中国科学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为题进行过专门论述。李约瑟虽然认为：“必须承认，有某些和佛教有联系的特定学说，或许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开拓视野的作用，而且也许还预先使他们倾向于近代科学。其中之一是相信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相信有许多的世界以及几乎是历无数劫的时间过程。”⑦但通观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持有一个基本论断，即认为佛教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主要是负面的影响，或换句话说，负面影响占了主导。他说：“断定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对于科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的问题。既然就我所知，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阻碍性的”⑧又说：“我们应该试图估计一下佛教对中国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无可怀疑的是，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⑨

    李约瑟在文中虽也肯定佛教中包含有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如他认为：“在大乘学说兴起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一切众生解除苦难以后，这无疑地对与医药有关的各种科学研究给予了一种推动力。”⑩但在李约瑟博士眼中，这仅仅是一些“例外”。因为李约瑟始终认为，佛教的传入，“它的重要性是在宗教史上而不是在科技史上。”⑾李约瑟博士在书中还时时告诫人们：“如果我说佛教在这方面促进了中国科学思想，或者说它对中国科学思想大有补益，那就未免说得太过分了。”⑿李约瑟的上述观点在学术界颇为流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看法。

    众所周知，儒、释、道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重要支柱。从历史发展来看，释、道两家都曾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和传统科学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李约瑟博士对道家、道教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肯定，认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⒀

    李约瑟充分认识到道家、道教对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其深刻之处，笔者深以为然。然而相形之下，李氏对佛教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之评价却低沉得多，难免给人一种“扬道抑佛”的感觉。仅就佛教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而言，李约瑟博士的佛教科学观就有过于偏狭之嫌，实难苟同。

    其一，佛教教义、佛法中有许多有利于医学发展的“潜科学思想”。因为“佛学的全部教理行果，便是为和彻底改善病态人生而设，从广义与深义而言，可以说是一门完备、多层次的医学。”⒁故佛经中常以医为喻，以佛陀为大医王，法即药方，僧即看护，这决不是偶然的。佛教医理思想是建立在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上的，其丰富的科学思想内涵尤其是心理医学思想值得认真挖掘整理。虽然佛教医学是一门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寺院医学，但其蕴涵的独特医学思想随着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汇，业已汇入中华传统医学的巨流之中，汉传、藏传佛教医学同道教医学一样，同样也对中华传统医学的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

    其二，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世界医学文化的交流。古印度的药物、医技和方书的“东传”，中国医药学成就的“西传”，都曾以佛教为媒介。佛教作为一门世界性宗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传播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中外医学文化双向交流的桥梁作用，其功不可抹，要正确估价。

    其三，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活动，对中国传统医学事业的拓展有“善举”。如中国古代医院之一的“病坊”，亦称“养病坊”“悲田坊”“安乐坊”“安济坊”，主要由僧人主管和护理。其中还有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的则称“疠人坊”“福田院”。历史上著名的竹林寺女科也是佛教医院。佛教医院的开设对中国传统医疗制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其四，汉传大乘佛教奉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宏愿，尊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佛教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有深刻影响。孙思邀的医学伦理名篇《大医精诚》《大医习业》及喻昌的《医门法律》都无不受其影响。连李约瑟博士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佛教把普遍慈悲的要素输入了中国，那是植根于受家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的道家和儒家所不能产生的。”⒂历代既有事佛而兼医的僧医，如唐代的鉴真、五代的萧山竹林女科始祖高昙、宋代的法坚等等；更有医家奉佛的“俗医”，如现存最早医书目录《医藏目录》的编撰者殷仲春、《慎柔五书》的作者慎柔，等等。通过这些名医的大力宣传和率先垂范，佛教伦理业已突破了宗教伦理的范畴，其精华部分已被纳入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之中，成医家奉行的基本伦理规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华医学史上，佛教对中国医学的影响有两重性，既有消极的一面，更有积极的一面。探讨佛教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需要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方可得出平实的结论来。之所以会产生一些片面性观点，借用李约瑟博士本人的一句话，那就是“然而仍然缺乏关于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影响的透彻分析（不管是用什么文字写的）。”⒃

    注释：

    ①参见丛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本文所引敦煌卷子文字均以该书为版本，恕不一一注明。

    ②（日）吉元昭治：《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⒁陈兵：《佛教与医学》，《法音》1991年第6期。

    ④范行准：《胡方考》，《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22期。

    ⑤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纂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

    ⑥丛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95页。

    ⑦⑧⑨⑾⑿⒀⒂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第423页，第444页，第445页，第433页，第科7页，第175页，第460页，第434页。

    转载于《佛学研究》（1999年），第265—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