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

                                                  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

　　青海河湟地区是青海与外省交流与联系的门户和管道，也是汉族之儒道文化，藏、蒙、土族之藏传佛教，回、撒拉族之伊斯兰教汇聚与交流的地方，尤其是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形成互动、互融格局较为典型的区域。道教与藏传佛教的共存与互动体现了藏汉民族文化间的理解、认同、接纳及共存。本文通过道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的个案考察，探寻道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间的社会功能、价值取向上的相同之处，辨析两者在青海地区传承、发展变迁中的各民族文化间互动交流关系建立的根本动因。 
　　一、道教与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发展的概况 
　　历史上，伴随道教和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发展，以儒道为代表的汉文化与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文化相互影响、彼此吸收、逐渐融合，并形成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道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道教在河湟地区最早传人历史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甘肃通志》载：“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日鬼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积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积石山”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可见，在当时的河湟地区已有修道的方士出现，并在在人迹罕至之处以隐居修炼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唐代曾任宁州襄乐县尉的张梹著《游仙窟》，其中记载了在其积石山下遇到被称为“仙女”的道姑的情况：“若夫积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经也。……行至一所险峻非常：向上则有青壁万寻，直下则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傅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在隋唐时期，受中原崇信道教的影响，河湟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零星的道观和庙宇。但道教对河湟地区的传播影响仅限于河湟的部分地区。 
　　宋元时期，随着河湟地区民族迁徙往来频繁，道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逐渐深入。当时，道教以甘青交界的民和县为起点，在河湟地区逐渐由东向西扩散传播。其主要传播路线有两支：一支从民和县分别沿湟水流域至海北州境内传播：一支沿黄河流域到海南州的贵德、共和县境内。因而，道教在海东地区所辖的六个县内都或多或少留下一些足迹。翻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河湟地区多元民族文化渐具雏形，道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存互动并相互吸纳借鉴，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道教内容，同时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汉族人口大规模入迁河湟地区，道教对当地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入。道教在河湟各县迅速传播，许多带有道教性质的庙宇大量出现如百子宫、火神庙、药王庙等。一些官员、绅士包括少数民族官吏也出资兴建道教庙宇。这期间，河湟地区道教广泛与河湟民间信仰共存互动，以道教正一派的出现和繁盛为标志。明代以后，河湟地区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基本形成。道教在影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更为广泛地吸纳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习俗的成份，尤其是与藏传佛教间的相互交流、互鉴更为频繁密切。 
　　民国时期到解放前，道教正一派在河湟地区传播更加兴盛。正一派道士散居在青海东部的各个村镇中，被称为阴阳或老师傅，以从事看风水、做清、亡两醮道场为业。道教正一派借用道教科仪与民众的生活习俗紧密联系，迎合民间信仰需求，在河湟地区的发展呈上升趋势。相较之下，河湟地区的道教宫观规模逐渐缩小，较大者仅有西宁土楼山、大通老爷山、大通元朔山、互助五峰寺、湟中南朔山等处。 
　　现今，由于植根民间信仰之中，河湟地区道教传播仍呈现出正一派兴盛的态势。河湟地区道教诸多地域特征也多显现于与民间信仰结合紧密的道教活动中。 
　　（二）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和发展 
　　公元7世纪初，吐蕃政权迅速强大起来，并迅速向青藏高原发展。吐蕃推行强硬的同化政策，规定蕃语为统一语言，创立并广泛推行藏文。安史之乱后，其统治势力到达河湟地区。在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广受吐蕃文化浸濡和影响，实现新的融合与发展，藏文化融合鲜卑、汉羌文化后成为河湟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景佑年间，吐蕃后裔嘣厮哕在湟水流域建立青唐政权，都城设立在青海省会西宁，该地方政权的建立，使吐蕃文化在河湟地区实现地方化发展，由于唃嘶啰政权注重佛教，促进了河湟地方佛教文化的形成与兴盛，据史料载当时都城青唐城的西城形成了佛教文化中心，佛塔林立。这为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0世纪晚期，著名的贡巴绕赛大师就是在今化隆丹斗寺内弘法，使河湟地区成为朗达玛灭佛后，藏传佛教复兴中心地带，史称藏传佛教的“下路弘传”。这也使藏传佛教成为河湟地区多元宗教文化中重要内容之一。 
　　元明清时期，中央政权针对藏传佛教盛行情况，设立僧职，给上层僧人，授予国师、禅师等具有行政权力的官职，开政教合一制度之始。到明代政权对藏传佛教实行封赐和扶持政策，河湟地区广兴寺院建造之风，藏传佛教进入中兴时期。一些历史上有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大都兴建于明代，如噶举派寺院瞿坛寺、格鲁派寺院塔尔寺、民和弘化寺等。1723年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清政府根据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加强了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限制措施，如控制寺院规模，核定寺院人数等，使寺院直接置于政府的控制中。虽然清政府旨在消弱蒙藏势力，但由于尊崇佛教的政策没有变，藏传佛教在青海地区仍保持较强影响。清末，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派属、类型、布局等基本定型。民国时期主要是修葺、扩建寺院，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前。

   　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兴盛和发展正处于该地区民族迁徙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河湟地区多元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重要历史时期。在此期间，藏传佛教不但实现自身的兴盛和发展，而且与汉族儒道文化，回族、撒拉族的伊斯兰教文化交流共存。成为河湟多元文化格局中重要的形成要素。 
　　二、道教与藏传佛教的共存与互动现状 
　　随着历史中各民族文化间传播与交流，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间的共存互动关系逐步建立并发展。这种共存互动关系作为该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宗教文化、民间信仰和乡土社会之中。 
　　（一）宗教场所中的道教与藏传佛教 
　　1.河湟地区道观中对藏传佛教元素吸纳、采借 
　　多元文化交流是河湟地区的典型文化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多民族宗教也在该区域共存、交流、互融。道教与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长期共存、交流中，吸收了藏传佛教元素，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河湟道教。一些道观中出现藏传佛教文化元素。例如，乐都武当山道观位于乐都县引胜乡，属于道教全真龙门派传承，设玄天宫、三清殿、玉皇殿、关帝殿等道教神祗。这些殿中除香烛等道教供奉之外，还在殿前设有煨桑炉，民众除烧香膜拜之外，还到煨桑炉前添柏香，并敬献哈达到神像前，几乎每座殿前都存在如上现象。可见，道教在河湟地区的长期传播中吸取了藏传佛教的煨桑仪规，并逐渐成为河湟道教的地方特色之一。 
　　2.土族村庙中道教与藏传佛教共存与融合 
　　河湟地区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特色，多种宗教信仰兼而有之。道教与藏传佛教之间互相共存、相互融合的现象也存在于一些民间信仰场所，河湟地区的土族村庙中就普遍存在这类现象。藏传佛教是土族的主要信仰，一般土族村庙中都依藏传佛教风格而建。道教传人后，其神仙信仰对土族的藏传佛教信仰产生影响。在民和官亭镇中川乡的一些土族民间信仰中，有诸多道教信仰的印记。其中二郎神信仰就来源于道教信仰。据考证三川地区的二郎信仰来源于四川灌口县，大约在清朝嘉庆年间由传人三川地区，并成为当地土族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与藏传佛教信仰长期共存，使得土族信仰出现了道教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现象。如民和官亭镇中川县的二郎神总庙朱家庙嗍就是以道教二郎神信仰为主，道教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特色景观。该庙依藏传佛教风格修建，庙中墙壁上绘有其神迹的藏式彩绘，二郎神身披哈达，该庙管也是藏族喇嘛。上述材料说明，河湟庙会中体现了道教与当地民族宗教的交流。道教进入河湟地区后，对该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道教也受到河湟多元宗教文化的影响，带有河湟地方文化印记。 
　　道教与青海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元素，同时藏传佛教也吸收了道教的神祗。道教与藏传佛教之间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河湟多元宗教共存的典型代表之一。 
　　（二）民间信仰中道教与藏传佛教共存与互动 
　　1.土族民间信仰中道教与藏传佛教共存 
　　在青海的少数民族中。土族受道教的影响最大，一些道教神仙谱系中神灵被吸收借鉴到土族的信仰之中，如二郎神、九天玄女等。土族受周边各民族文化尤其是汉、藏文化影响较深，宗教信仰上表现为藏传佛教、萨满教、道教等。 
　　土族的民间“嘛呢会”是民间信仰活动的主要群体之一，该群体以藏传佛教信仰为基本内容，是道教与藏传佛教共存于土族民间信仰的最佳例证。在“嘛呢会”的经文中有关于道教信仰的印记，如：“万天通意，灵显高真，关州洪城都为宗，旦山千日定太平，折草良亭，护众生，青面红光显为灵花果山下，降猴精……清源妙道护国业宁真君，川蜀大帝威灵显化天尊”。其中“显为灵花果山下，降猴精”是传说中杨二郎的事迹。“川蜀大帝”说明当地二郎来源于四川。其中“清源妙道护国业宁真君，显化天尊”带有明显道教特色。以上内容印证了土族道教信仰的来源，也说明了道教信仰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的事实。 
　　2.民间信仰活动中道教与藏传佛教合璧 
　　在河湟地区多元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下，民间信仰不断吸纳各民族宗教文化内容，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藏传佛教与道教的共存互动是河湟民间信仰活动的特色内容，民和县川口镇的民间信仰就是典型的例证。 
　　个案：川口镇享堂村的民间信仰活动 
　　民和县川口镇地处甘青两省交界，境内有光隆寺、莲花台寺等藏传佛教寺院，民众生活习俗受到藏传佛教影响。该镇也是道教在河湟地区的主要传播影响地，道教是当地汉族社区民间信仰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享堂村的民间信仰以汉族佛道信仰为主，融合借鉴藏传佛教信仰。享堂村的村庙供奉主神是金善娘娘（来自于当地的民间传说），而东殿却供奉着藏传佛教的唐卡，当地人称“护法神”。人们在这两殿中供奉神灵的方式也不同，在金善娘娘殿中供奉的香烛供果，燃油灯。在东殿内燃的是酥油灯。据当地人讲。“护法神”本是为享堂峡内藏传佛教寺院龙山寺所供奉的，解放后龙山寺曾遇火灾，村中信仰的人便将“护法神”请入村庙供奉。2008年，龙山寺得以复建，又将其迁回原址。虽然“护法神”已迁出，但享堂村东殿仍然保留供奉的牌位，“护花神”信仰成为当地民间信仰组成部分。此外，由于该村村民有信奉藏传佛教的习惯，因此该村和藏传佛教寺院莲花寺保持着香火供奉关系，每年村庙向莲花寺供奉香火贡品，当地称为“粮草”，莲花寺距离享堂村近二十公里，信仰群众便在村庙内供奉莲花寺内的众神的牌位，并称这些藏传佛教神为“蕃神”。该村正一派道士家中除供奉道教三清外，还供奉有班禅，可谓佛道信仰共存。 
　　在不同的节庆日子中，该村村庙也会举行不同内容的信仰仪式：在农历九月九请正一派道士诵经，而在农历正月初八则请喇嘛在村庙中诵经，道教仪式和藏传佛教仪式同处于一民间信仰场所内。此外，每逢大的民间节庆日，享堂村都要举行游神活动。这种活动以汉传佛道为基本内容，并借鉴藏传佛教信仰习俗。人们将村庙中的轿神抬出，在村中游行，每户人家都在门前摆放供桌，主要摆放煨桑炉、长钱和贡品。在神轿到达前，人们会先进行简单的煨桑仪式，寓意祛除不洁。诚心敬神之意。

       　在上述案例中，同一社区受到藏传佛教和道教共同传播影响，因此民间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两种宗教文化内容，逐渐发展成为藏传佛教与道教共存、融合信仰体系。 
　　（三）民俗中的道教与藏传佛教结合 
　　1.土族居住习俗中道教与藏传佛教融合 
　　四合院的居住结构在民和县官亭土族聚居的社区较普遍。此种结构一般正房与两侧的厢房均为土木结构的平房（木柱、木梁、木凛、木椽搭起屋架）屋架之下，四周土块砌墙，正面安以门窗。木质房檐雕刻有花藻。院内的上房中供有“塔哈帝帝”（用炒面、酥油捏塑成一种家神，俗称炒面神）。庭院中心设有“中宫”，其形状或方或圆，均以土块或砖砌成，方形的多当花坛，圆形的多当拴牲口的转槽。厨房内供有灶神。有些人家大门顶上摆放狮子或插放嘛呢旗杆，旗上印有经文，表示祛邪。庭院中心设有方的“中宫”，其上培土多当花坛。中宫朝上房的一面摆放有香炉，下埋有五谷，珠宝等物。在当地人心目中，中宫相当于“镇宅石”，能保佑家庭和合，四邻和睦。镇宅起源于古代民间，后演化为道教法术。而带有经文的“嘛呢杆”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内容。两者同时出现在土族人家居住的庭院中，道教信仰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在同一民族文化之中。 
　　2.丧葬习俗中道教与藏传佛教共存 
　　河湟地区独特的文化地理决定了河湟地区多元通和的文化气质和特点。这一特点显现于民间俗信层面。 
　　个案：民和县川口镇王某的家中举行的葬礼。 
　　葬礼中请到五位阴阳道士为去世的人念经超度亡灵。王家还在川口镇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广隆寺请来了七位喇嘛为亡灵念经。 
　　仪式开始，亡人家眷祭拜神佛，然后孝眷祭拜亡灵。之后乡邻吊悼。 
　　仪式第二步，超度亡灵：五位道士在该家南面的房中念“宣帆挂榜”经（当地习俗念经分两人念、三人念、五人念三种；三人念称作“锣鼓喧天”，五人念则称“宣帆挂榜”）。院中竖五个帆杆，寓意直达上天。帆杆上挂着道士写的经文，再用线绳将灵柩围起来，在绳上固定着写着葬礼的公、农历时间、地点、规模以及去世人身分的纸片。据当地说法是用绳将阴阳间分开来。道士就在帆杆附近念经，之后在亡灵前念“救苦妙经”。再到房中向阴阳道的祖师念经。晚上在院子中打坐超度亡灵。 
　　几位喇嘛头戴由红、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方牌子”，身着僧衣；在王家平时用来供佛的房内炕上念经（当地人称“蕃经”），大约持续一小时左右。之后在院中竖起用绸布做的经幡，并在经幡处念经。据李宏德师父叙述，这场葬礼中，道士与喇嘛同时念经度亡灵五天。
　　在埋葬亡灵时，道士念“迎归经”；喇嘛诵“蕃经”，祝福亡灵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在民和川口地区，经济条件好的汉族人家在举行葬礼时会同时请道士和藏传佛教寺院中喇嘛到家中念经超度亡灵。 
　　上述案例中，道教科仪坛场与藏传佛教超度亡灵出现在同一场合，既说明了当地民俗信仰的开放性，将不同的宗教文化融于一处，并逐渐形成河湟特有的地方文化现象，也从侧面折射出河湟地区道教与少数民族宗教交融、结合的地方特色。 
　　三、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关系辨析 
　　道教与藏传佛教作为青海多元宗教文化组成部分，在青海地区的传播发展历史过程中，不断进行调适和变迁，在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特色同时，为得到广泛的认同与传播，积极互动交流并创新发展。这一互动过程使两者参与了多元宗教文化的建构，形成了互动交流关系，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相互吸纳借鉴 
　　从上文道教在青海地区传播历史以及与藏传佛教共存互动事实来看，道教与藏传佛教长期并存于同一区域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一方面是传统宗教文化调适与充实整合，上述案例中道教与藏传佛教在信仰体系、仪式、庙宇装饰等方面相互采借，创新了自身传统宗教文化，形成了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道教与藏传佛教的互动过程促生新的宗教文化体系，土族的民间信仰体系就是明显例证。 
　　就藏传佛教与道教相互吸纳的动因来讲，要归功于宗教内部要素结构的调整和外部的多元文化语境。在青海地区的长期传播过程中，道教依照新的环境信仰需求，不断吸纳、采借其它文化要素，积极改进其内部要素结构，通过信仰体系的变迁，仪式组织调适，宗教场所的装饰改进来实现宗教功能与青海地域信仰需求的适应与对接。如果说宗教的自我改进调适是道教与藏传佛教的互借关系的内因，那么多元文化环境则是促成这种变迁的根本外因。我们在调研时注意到道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借鉴发生在多元文化典型的社区。以青海湟中徐家寨为例，该村是具有汉藏、汉蒙聚居历史的社区，宗教信仰以道教信仰为主，有明显的藏传佛教信仰印记，如村庙的玉皇阁悬挂藏文经幡等，此例佐证了藏传佛教与道教间的相互借鉴是发生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吸纳与借鉴。 
　　（二）道教与藏传佛教的互动关系体现了民族文化间的认同与自我认同 
　　多元宗教格局形成是青海地域文化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地域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道教和藏传佛教的共存、互动体现了民族文化间的认同。从民族学角度讲，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心理过程。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比照文化认同的定义与分类，宗教信仰认同作为青海地区的多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在多元文化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到，道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对藏传佛教仪轨等内容进行采借，表现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认同。而在青海贵德三屯的民间信仰中有对道教神文昌的信仰，据当地人讲是由于云南、四川等

地移民留下的信仰习俗。从这案例可以看出，文昌信仰作为民族迁徙中的记忆符号保留在当地的信仰体系之中，折射出汉文化民族迁徙、文化传播中的自我认同。可见，藏传佛教与道教间的认同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认同，即对本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特征的传承保留以及民族自信心的彰显。道教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青海地区的传播传承过程中，体现出了较强的自我认同。如青海贵德刘屯信仰中二郎信仰和文昌信仰就是道教与藏传佛教交流互融过程中形成的信仰文化典型，体现了汉文化在安多藏区传播过程中的自我认同。二是对其他民族宗教文化采取的尊重、理解、接纳和认同，结果使得本民族宗教文化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三）以民间俗信为载体的交流与融合 
　　藏传佛教与道教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以民间信仰和民俗为载体，通过宗教与社会互动实现的。从民间信仰的形成过程看，民间信仰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再生产过程。青海民间信仰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生成发展，吸收了多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以多民族宗教文化并存的信仰体系和组织方式，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民间信仰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的形成要归因于宗教与宗教、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例如上述个案中青海地区的土族的民间信仰中既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有受道教影响元素，这些元素共存同一文化体系内，充分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道教与藏传佛教是在土族的民间信仰形成完善过程中建立了交流融合关系。从宗教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影响因素来看，道教与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但受到其他民族宗教影响，还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历史上，青海地区的社会文化长期处于民族迁徙背景之下，民族文化间的共处、交流往来已经成为该地文化生存发展的惯性。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传播过程中也秉承了这种互动交流的自觉性。从宗教功能角度来讲文化价值取向和宗教功能的相似、相近使得两种宗教文化在民间世俗生活中得以充分融合。 
　　综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河湟地区多元民族文化走廊的特殊文化形态。历史上，多民族在河湟地区迁徙、交流、往来，积累了小区域多元文化共存的经验，也为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构成中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文化传播中的相互吸纳借鉴，民族文化间的认同与自我认同等因素是河湟地区多样宗教文化共存互动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