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禅文化周刊28期》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 P18

文李书有

     太虚大师(1889-1947)是我国现代著名高僧，他适应中国佛教由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需要，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发动佛教改进运动，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并将中国现代佛教理论推向世界。当代海外推行的人生佛教，国内提倡的人间佛教，皆与太虚大师的现代佛教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佛教“三种革命”主张的提出

    太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省崇德县（今并入桐乡县）人，大师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出家后寄禅法师以唐玄奘的资质赞许，予以精心培育，使其对佛教理论打下了良好基础。后又受开僧界新学风先导者温州僧人华山的影响，接受近代新的学术思想。后又与革命僧人栖云相识，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动。他又与栖云随寄禅师到南京参加江苏僧教育会成立大会，与已在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肆业的诗友惠敏、开悟相见，“弥增爱好新学的热烈感情”。遂于次年入“祗洹精舍”学习半年。太虚大师归于杨仁老门下，对他日后的现代佛教思想以积极影响。1913年1月3日，寄禅师在北京法源寺圆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会，太虚大师在追悼会上发表了佛教“三种革命”主张。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三种革命”作了说明，他说：“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产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

     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他把“三种革命”的提出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史的第一期(1908-1914)的标志。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二、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的创立 

    太虚大师于1914年10月到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深研佛理。在闭关的三年中，他对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文殊、龙树一系的经论，弥勒、世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了系统研究。对唯识、三论进行了精判研究，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撰写了《佛教导论》等佛学著作。对大小乘教义作了判定，指出小乘是“了生死为因，离贪爱为根本，灭尽为究竟。”大乘是“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为了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革命的理论，他还著了《整理僧伽制度论》的纲要，指出僧伽制度应该适时而改变。“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就要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老年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而提出“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他主张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及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弘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另外又作《人乘正法论》，提出以“正信会”组织在家的信徒。他说：“正信会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他对在家信徒的要求是：“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这种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的地位。”这是他为当时的佛教改进运动所建立的理论。1918年，太虚大师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等人，创办“觉社”，出版佛学专著，发行《觉社季刊》，进行文字宣传，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他的佛教改进运动，“也就从此复活了”（《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觉社”成立影响全国，“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的佛教居士林系，亦乘时出现。”

     太虚大师提倡这种讲学之风，以推动他的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同时他还致力于僧寺改革。1921年，他接管杭州一个有名古刹净慈寺，想以此作为他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净慈寺原为永明禅师的道场。他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作为研究佛学，培养弘法人才的地方。他在净慈寺的改革，引起了僧伽内部腐败势力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内外勾结，排挤大师让出净慈寺，实际改革僧寺受阻。1920年1月10日，大师作《太虚宣言》，阐述他整理僧制之志愿。2月创办《海潮音》月刊，发表《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宣言》，指出《海潮音》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

     1924年作《志行自述》，把他的志行概括为“志在整兴僧（住持会）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1927年大革命高潮来临，又作《僧伽新论》，指出当今形势，“佛化重心渐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不为生利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因此他将佛化僧众析为七：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信众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他指出，“依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资生事业者。此依今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代社会，不得不然也。”他主张“现有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除了佛法僧园、持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刹、仁婴苑、慈儿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即养老堂）之外，其余悉就地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为服务众之服务场。”他指出：“此僧制之设，要之令僧众于士、农、工、商各有一立身之地位，勿为世人之诟病，且又能以佛法修己化人而已。”1928年4月21日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指出他革新僧制最根本目的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改革：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这充分说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是改除封建的、迷信的、避世的佛教，而为服务社会、人群的现代佛教，也就是人生佛教。人生佛教内容概括为“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文化之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亦容无的我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说明人生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圆渐法，为求人类生存发展为宗旨的现代佛教。

三、将中国现代佛学推向世界 

     1928年，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进入第三期。他以出访欧美，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作为这一期的开端。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是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大师开展的佛教改进运动，原来设想是“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没有纳入轨道，他感到“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他看到“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因此，他想“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美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他认为：“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那么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因此，他从1925年就筹备游历欧美的计划。于1928年8月31日开始离沪西游，经西贡、新加坡、埃及抵达法国。9月16日发表《西来讲学之意趣》。27日讲学于巴黎哲人厅，题为“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10月14日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 20日大师在巴黎与法国希尔勒肥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建世界佛学院。太虚大师为院长，大师提出办院的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21日讲演于灵智学会，题为“有情与流转之进化”，还为佛教美术讲演会讲“佛学与美”，在巴黎大学讲演会讲“中国禅宗”。这些讲演录由巴黎佛学会出版《讲演集》（英文），埃而刚书店编译之《佛学》（法文）。大师在欧洲，还到英国、比利时、德国讲学，后又赴美讲学，并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德国通迅处、美国通迅处。于1929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历时八个多月，向欧美传播了中国现代佛学，使中国的现代佛学走向世界。  (节选《禅文化周刊28期》禅门宗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