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博主按：《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第2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电子版可以在新浪共享资料上下载。

 

    中国的某些基督徒，热衷鼓吹“基督教文化优越论”，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西方首先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是因为西方信基督教，中国没走上，是儒家文化的恶果。其实，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是中外学者始终关注的问题，除了马克斯·韦伯外，似乎没有学者将其归因为宗教。

 

    这里介绍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读方式。本博转发学术界的三篇书评，供各位网友参考，其中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至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本博将另发书评，以作讨论。

 

“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

 

仲伟民

 

   《大分流》彭慕兰/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对前近代时期（指18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的研究是近年西方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纷呈，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对比较沉寂的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冲击。近期欧美学者关于前近代时期中国的分歧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派以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先生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自1990代以来他的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影响甚巨；一派以阵容比较强大的“加州学派”为代表，他们采用各种新的理论方法，提出要重新评价18—19世纪的中国，他们认为此前欧美学界对中国的评价和研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下进行的，对中国存有偏见，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以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两派的争论日趋白热化。

 

    《大分流》一书2000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便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次年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更有意味的是，由于这是一部主要研究中国的专著，因此尽管它的中文版尚未出版，国内的相关评论就已有很多，并为此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这种情况在中国学术界是很少见的。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参见史建云撰写的书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又译为“大分叉”“大分岔”“大歧变”“大裂变”等）一词最直观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与黄宗智提出的“内卷化”（又曾译为“过密化”、“内卷型”、“密集化”等）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相类似，近年历史学界对“大分流”一词几乎无人不知。

 

    《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本书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是最经常不过的发问了，其含义是：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中西对比，尤其在研究中国在18世纪后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个发问。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近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多年来，我国学者实际上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而且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进行中国的近代化研究的。“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实际都是在“西方中心论”前提下展开的讨论。

 

    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这一问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发问的立场发生了改变。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由于有很多理由使它具有经验意义，比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

 

    前一个发问，我们在主观上已经把英格兰作为“标准答案”，因而自然而然地促使我们从自身内部寻找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也就是说英格兰是常态，中国是变态；后一个发问则不同，这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主观上把中国的发展作为常态，而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从这个思路来论证对彭慕兰来说相当重要，他在《大分流》一书中力图证明，在近代早期的中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因此需要避免片面的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要看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不能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而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除了反对“西方中心论”外，《大分流》反对的另一观点就是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彭慕兰认为，“内卷化”理论不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它不仅夸大了明清中国江南地区劳动密集化、人口压力及劳动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而且这一观念的定义也不恰当，因为黄把东西方社会共有的经济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

 

    对此，黄宗智当然不甘寂寞。在对《大分流》的一片赞扬声中，黄宗智率先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彭慕兰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双方就此点相互指责），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当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黄宗智依然坚信前近代化时期的中国江南走的是“内卷化”的道路，而英国在1800年时已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备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他认为彭慕兰把英国工业化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的观点是片面的。针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最近又进行了针对性的反批评（黄、彭二人论战的文章分见《历史研究》2002第4期和2003年第4期）。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汉学研究正在进入国际学术的主流之中，值得我们关注。尽管域外学者在中国历史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方面有欠缺，结论也可能令人质疑（如彭慕兰关于英国实现工业化是一种偶然性、比中国幸运的观点），但他们在研究方法、理论阐释及视野等方面的开拓创新，给我们极大启示。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已有部分学者站在了国际学术最前沿，并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看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即使在最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也不可能在闭门造车了。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国际学术大循环之中。

 

    背景

 

    “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是美国中国学界近年来新崛起的一个学派，因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学而得名，有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杰克·戈德斯通、安德烈·G·弗兰克等人，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同意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

 

    转载于《光明日报》2003年9月25日

追溯“大分流”质疑“中心论”

 

楚飘平（书评人）

 

    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如今，美国学者彭慕兰的解释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解释为什么其他方面并无异常的西欧核心地区取得了独一无二的突破，并成为19世纪新世界经济的有特权的中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供养飞速发展的人口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加州大学系统世界史研究组主任。其大部分著作围绕着中国和比较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开研究，但也著有民间宗教史和家庭结构及性别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一书获美国历史学会1994年东亚史最佳著作费正清奖；The Great Divergence获2000年费正清奖，并分享2000年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反思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发现19世纪前后形成的社会科学传统背后很多是西方中心论的支持，于是开始进行超越以往研究范式的尝试。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因为经济史学界面临这个问题最为直接，思考得也更为深入，所以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中西经济史研究最近的努力体现在对中国与西欧在18世纪之后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歧异（通常所说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思考方面，尤其是以王国斌、彭慕兰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学者为代表，彭慕兰在给自己获得费正清奖的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流派称之为‘加州学派’，甚至于‘尔湾学派’，但这个学派成员只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下面的引文均见于此书中文版），事实确实如此，除了同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王国斌（著有《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之外，加州理工大学的李中清等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及李伯重等中国学者（包括吴承明等老一辈学者）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给予这种研究最强有力的基础和支持。

 

    “落后”和“依赖”的好处

 

    彭慕兰在书中提出的结论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彭慕兰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地区在人口、资本积累、市场经济、消费、投资、企业结构、生态制约等多方面进行详细考察比较之后，认为在18世纪晚期以前，欧洲和中国的核心区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都是有着“比较稠密的人口、高产的农业、广泛而成熟的商业和广泛的手工业行业结合在一起的地区”，都是产生工业革命的可能产所，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江南的一些条件似乎比欧洲更适合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显然，把中国的江南和欧洲的英格兰摆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的，因为有这种出乎意料，所以，回答“为什么是英格兰而不是江南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这个老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富有挑战。

 

    对此，彭慕兰说“在解释为什么其他方面并无异常的西欧核心地区取得了独一无二的突破，并成为19世纪新世界经济的有特权的中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供养飞速发展的人口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他所说的“市场以外的力量”是什么呢？一个是“落后的好处”，这些好处来自于欧洲核心区的“外围区域，正因为东欧和俄国长期抑制人口增长，而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及日本的区域II发生相当迅速的那种原始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西欧成为了‘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扩大的而不是收缩的供应者，到1860年以后这个现象显现得更加明显。”

 

    另外，彭慕兰所说的“欧洲以外的关联”，是指“要依赖新大陆：不只是依赖其大自然的恩惠，而且依赖其独有的制度和关联，比单纯斯密型贸易能够把它的更多恩惠更早地带给欧洲”，这里面包括有奴隶贸易和矿山劳动体系、专业化的奴隶种植园，以及“从风的模式和疾病的传播，到欧洲政府间的竞争与中国的白银需求”。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西欧能够“把它的劳动和资本用于释放其严重紧张的土地，从而甚至把（与东亚不同）远远超过农业发展速度的人口膨胀和原始工业的膨胀变成一种供进一步发展的资产。”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并没有特别强调此前西方学者普遍强调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彭慕兰看来，海外殖民地对英格兰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种结论中国人听起来有些耳熟，似乎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外来侵略对中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而造成中西发展形成二水分流的局面的论调差不多。

 

    然而，表面的相似却有着深层的极大差异，中国先前的经济史研究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处于停滞时期，并不像彭慕兰以及其他研究者所认为的明清中国经济有可观的发展，而且彭慕兰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强调“原始积累”，因为研究证明“海外高压的成功不可能超过18世纪后期英国总投资的7%”，彭慕兰更多地是强调海外殖民地这种“意料之外的重要的断裂”使英国能够突破以前限制了所有人视野的能源利用和可用资源的根本制约，应该说，彭慕兰对生态制约及其突破的描述非常精彩，正是生态制约等原因，使得在与英国取得突破的同时，原本近似的中国被迫采用日益劳动密集的方法对付生态压力，并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些调整使以后实现资本密集与能源密集的工业化更为困难，这种对生态制约的强调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这也对现实问题有着非常强烈的参照和启发作用。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彭慕兰的方法论主要是以王国斌书中所提倡的“交互比较”为基础，“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这种比较使欧洲和中国互为主体，尽可能地避免那种从西方的立场出发、以目的论的方式来论述欧洲与中国的历史变迁。因为以往的研究多持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所以“太经常地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那些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指向欧洲的突破和中国的困境的标志上”，中国以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是这样的方法论的集中表现。

 

    另外，比起以往的几代学者，彭慕兰“至少强调明确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果的能力”，“不是把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彭慕兰和王国斌都援引了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和“资本主义”（相对而言清代中国几乎没有出现）所作的区别，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样也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国经济发展在原有理论框架里遇到的困境，也走出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主导下在明清经济中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情节。

 

    彭慕兰有着中国学者所缺乏的对西方经济史的熟悉，对英国经验的论述非常有助于祛除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发展存在的种种迷雾，正因为大家习惯从已经成为现实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出发来想象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经济情况，所以才使得中国学者对西方经验有一种过分的尊崇甚至迷信，认为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和中国在社会发展上存在文化根源上的非此即彼关系，导致了后来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强的虚无感，从而对中国文化采取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

 

    彭慕兰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经过论证，对英国发生突破的特殊性有清楚的揭示，明确认为“中国比较富裕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在此之前，李伯重等中国学者也重新考察明清中国经济发展，也对明清经济有着一种不同以往的正面评价，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以往所认为的“明清经济停滞”的全部罪责都归到中国文化的头上，而应该对明清中国文化更抱有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做更全面更深入也更客观的研究。

 

    区域观念的范围和可比性

 

    另外，彭慕兰特别强调“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所以，彭慕兰选择了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作为英格兰的合理比较对象。在书最后，彭慕兰说：“我们进行地区间比较的漫长的旅程至少为我们以之开始的方法论问题带来了一些解答：它说明，与其自称我们是在追寻工业化前夜真正独立的实体之间的差异，我们更应该了解先前已存在的关联在使这些差异产生时起的重要作用。”

 

    彭慕兰认为那些相似的关联导致的差异更加令人深思，而不仅仅是根据事后的结果来罗列差异，所以，彭慕兰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在书中，彭慕兰着眼于“全球性的关联”，强调了新大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把中国放到一个世界体系当中来论述。

 

    很显然，彭慕兰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核心区”来自于施坚雅等学者所倡导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有核心区和边缘区等等分类，这种研究当然对特定对象区域的具体研究很有帮助，但是，这种研究有功能主义色彩，往往只是比较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描述区域的状态，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实际上，明清时期的中华帝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的混融状态，经济的因素在明清中国也只是中国社会文化这个水乳交融整体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只是用现代数理统计式的提炼来描述整个社会的发展往往容易导致偏差。

 

    彭慕兰书中显然缺乏对江南自身除去生态、技术、消费风气、勤勉革命等等经济因素以外的考察，王国斌书在这方面要全面得多，比如讨论近代国家形成的问题，以食物骚乱和抗税运动为例加入社会抗争和政治变化等因素。对于古代中国万事大一统的特点，下一步的方向也许要更多地从社会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论述，当然，这将是个庞大而艰巨的任务。

 

    其次，江南是否真如彭慕兰所说具有和英格兰进行比较的可比性？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彭慕兰在书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江南和英格兰的相似性，但是对这一出发点却讨论不多，彭慕兰甚至把双方“有无政府”这样的传统单位都轻轻放过。从描述的角度来说，英格兰和江南在经济体的经济表象上有着比较近似的可比性，有很多共性（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如果从分析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样大的综合问题来说，英格兰对于欧洲与江南对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尽管甘肃和江南的经济表现会差异很大，但江南和甘肃一样仍旧是有着统一的悠久传统、并有着强烈经济一体化特点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江南的经济是为整个中华帝国而存在。而英格兰只是欧洲孤悬海外的岛国，英格兰的经济与欧洲相比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而且英格兰和江南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隶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江南和英格兰这两者又是不可比的。

 

    所以，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来说，我们在关注“全球性的关联”的时候，也应该把眼光更多地关注中华帝国内部不同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关联，区域与帝国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明清时期的江南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像英国那样的突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处在中华帝国这个整体区域之内，江南的经济活动无法超脱出帝国整体的控制，也无法从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关系中独立出来，中国其他经济区域以及帝国体制对江南的影响不是欧洲对英格兰的影响所能比拟得了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这种“中国内部的关联”不是说要回到以往研究模式中所常说的诸如“清政府不重视发展商业”之类的笼统性的描述，那种描述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没有注意到区域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区域研究有很大的意义），而是说应该更多地注意中华帝国体制对区域的作用，帝国内部区域之间的互动，毕竟我们不能忘记明清的中华帝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做区域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区域的特点，但区域研究的目的仍然要回到整体问题，不然区域研究也许会在只见树木的迷茫中丧失了整体的森林。江南只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它无法从中国这个整体剥离出来作为与英格兰的比较对象来论证“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大的综合问题。

 

    同时，彭慕兰的这本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印度、日本、丹麦等国家的比较，极具世界眼光。而且思考的问题也极具穿透力，很多问题的提出非常具有启发性，也将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例如，彭慕兰根据对经济史的研究，认为“鸦片战争不再是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也不再是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这个观点可能会对近代史的研究有参考作用。

 

    转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2月6日第B2版

“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
——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

 

王家范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学者彭慕兰的书，现今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书名一度被简称为《大分岔》，最后被定格为《大分流》，全译名应是：《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该书中译本出版之前，已经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前后足有二年的时间。其间既有译者的热情推介，也有西方学者不同反应和争议的转译（突出是黄与彭的争辩，《历史研究》先后刊出），以及中方的各种即时反响（包括译者第二次带批评性的反应）。上海史学会为打破沉默，也举行过一次小型的学术交流会。总体上说，宣传与评论的声势远逊于《白银资本》，但参与评论的人都比较专业，史学界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奇怪的是，在经过漫长的心理等待后，译本终于问世，新的讨论文章却迟迟未见。

 

    有朋友问我：何以会产生这种事后莫名的沉寂？其实这在电影大片的事前炒作中早就领受过，说怪不怪。据我了解，买书的人不少，读完全书的却不多。作者跳跃于欧亚之间、纵横捭阖的论析方法，大量的概念辩驳和繁复的数据运算，还时不时插入批判别人的话语段落，使叙述变得时断时续，极不明快，甚至有点晦涩和别扭。对于不熟悉中外经济史的朋友，更有许多专业方面的障碍。读完它，真得有足够的耐心，必须经历反复拿起—放下、再拿起—再放下的那种阅读痛苦。

 

    我们常常说“西学东渐”，可实际上却往往是西学东变。这是不是异质文化传播与解读中不可避免的潜规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年严复介绍进化论，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西人论证的依据和辨析的思维方法，却永远记住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淘”八个字。现在，中国史方面的一些学者对弗兰克和彭慕兰的了解，也有类似情况。他们中有些人实际并没有耐心读完全书，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当初推荐者强烈的广告语，那就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具体言之，即是欧洲在现代化方面的先进并非是必然的；在19世纪之前，中国、至少是中国的江南，要比欧洲（包括西欧）先进。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东方，在中国。由此发挥，已经有学者发现：从明朝中期（15世纪70年代）起，中国已经开始融入全球化的世界，驱动了自身内在的近代化进程。

 

    尽管福柯曾经尖锐地揭露过“话语霸权”，然而当今世界越来越像是一架社会化大生产“话语”的机器，时不时有“大话西游”幽默的活现。“每一个人都在说，但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变得不再重要。对话已不可能，更不可能达成普遍的共识。”此时，谁不会生产新的“话语”，就如同不会使用手机发短信息、不会在公众场合说几句别国语言一样，必得感到自惭形秽。

 

    没有疑问，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进行知识生产，因为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衣食之源。有人已经敏感到，从上世纪的9”年代起，我们的学界突然转入对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极大热情之中。“东方学”“后殖民”“第三世界批评”“中国中心说”变得非常时髦。现在需要拷问的是：在中国，这种新知识生产的追随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的？在这种风潮的背后，心理的动机是什么？更为紧要的，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要想遮蔽什么、转移什么？在知识市场混乱的“全球化”吆喝中，我们还要不要保持一份特有的学者良知，特别是对当下的社会关怀？

 

    其实，与其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毋宁如实地坦认，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代”。就以《大分流》而言，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等等。流露出的仍然是旁观者或审美者的优越心态。这些不都是从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么？事实上，西人所谓摧毁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如同我们“五四”打倒“孔家店”一样，都是心理夸张的一种虚拟，也是不敢直面历史的一种软弱。请问谁有能力消灭存在过的历史真实，抹掉已经留下深深印痕的历史运行轨迹？

 

    不说中国17—18世纪的史料有没有条件运用这套西方的经济学分析手段；凭生活的经验就明白，它们离开中国传统的农业生活实际有多远。请再读读李悝和晁错的文章吧，那才是贴心贴肉的中国本土农民经济学！终岁劳碌、朝夕无休的江南农民，怎么去计算每个劳动力的工作日和所谓平均工资报酬？计算一家一户大概的总体收入和总体支出，才是实在的，可理解的。人民公社是计算每个人的工分的，可又是农业效率最低下的时期。因为他们在劳动中和劳动后固然享受到了余暇（即出工不出力和无余事可做）的权利，同时也损失了他们本可从事“十边地”和各类“兼业”的生产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平均收入”的概念，一开始就是由遮蔽收入严重不均的“富有者”创造的概念。一位作者写过GDP先生的自述》，称：我不衡量贫富，不衡量分配，不衡量公正，更不衡量制度的好坏^我设下的本是一系列的数字陷阱，因此官员们喜欢我。说得多透彻！

 

    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斯密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而据我所知，黄宗智倒并非如此，他至少还关心人口大国的中国有独特地依靠类似“乡村企业”“小城镇”走出“过密化”困境的可能，注意到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我多次说过治史者的心境对史学创作的影响。在我，对彭慕兰的心境究竟如何，说实在并无多大兴趣；在意的倒是我同胞、同事的心境变化。几个月前忽有所感，同是秋天，有人享受的是满山红枫那种火一样灿烂的愉悦，有人感触到的却是秋风秋雨的愁煞，风卷残叶的悲凉。不同处境、不同心情的人，恐怕是难有共同的语言。晚明、前清的经济，有人眼里看到的是花团锦簇、“东京梦华”，可我怎么看，都是鲜艳无比的泡沫，经不起风吹雨打。否则，将何以理解甲申之变、甲午之败呢？

 

    还是回到彭慕兰的书。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因为，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现在的生活经历，按理都很难接受弗兰克、彭慕兰的这种新生产的“社会发展理论”。

 

    到这里，我开初提出的疑问，有点显山露水的味道了。似乎像是彭慕兰他们给了我们叛逆“欧洲中心”的勇气，实际上我们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泥潭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烧饼从烤焦的一面转到了芝麻喷香的一面，而美食家审味的尺度，仍然是把中国烧饼与西方面包相比。这种认识角度的转变，之所以受到欢迎，不能否认是“与西方接轨”的心理需求在起作用。但这些都还不重要，或者说，并没有太大的批评必要。特别紧要的是，在“中国—西方”对立模式向另一端倾斜时，在中国史方面，想要高扬的是民族自尊心的虚幻夸张，丢失的却是对本民族历史背后政治腐败和贫富对峙的切肤之痛，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有意无意地搁置起来。是什么促使这种心境变化的产生和滋长？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目下地位的改变好好反思了。

 

    转载于《文汇报》2004年5月16日

 

    博主补记：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加州大学系统世界史研究组主任。其大部分著作围绕着中国和比较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开研究，但也著有民间宗教史和家庭结构及性别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美国学者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一书，近来在国内读书界引发了相当不小的热潮……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大分流》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长期以来，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兴起，提出了许多中西比较的新课题。

 

    《大分流（海外）》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大分流（海外）》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目录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言

 

    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

 

    欧洲中心论的各种变体：人口、生态和积累

    其他欧洲中心论：市场、公司和制度

    与欧洲中心论相关的问题

    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

    比较、联系和论述结构

    对地理范围的一个说明

 

    第一部分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一欧洲领先于亚洲？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欧洲发展的解释
    农业、运输和牲畜资本
    寿命更长？生活更好？
    出生率
    积累？
    技术又如何？

 

    二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
    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
    劳动体系
    迁移、市场和制度
    农产品市场
    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
    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第一部分的结论：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重核心和共同制约

    第二部分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

 

    引言

 

    三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更多和更少的普通奢侈品
    现代早期欧洲和亚洲的日常奢侈品及大众消费
    耐用消费品和奢侈的物化
    舶来品与时尚的轮转速度：全球性关联和以经济差异为基础的文化外观
    奢侈品需求、社会体系和资本主义企业

 

    四看得见的手：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
    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威廉斯理论的再审视
    明显因素的重要性：奢侈品需求、资本主义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
    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和国家制度：它们多么不重要又多么重要

 

    第二部分的结论：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