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和国家暴力
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马来西亚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旅游局办事处主任阿基佐（Azizul Raheen Awalludin）夫妇，却在一个月前被瑞典警方拘留，被指体罚儿子，触犯了瑞典法律。他们的四个孩子，小的7岁，大的14岁，也被送交寄养家庭“保护”，到如今还不能和父母见面。这个伊斯兰家庭的遭遇，造成马来西亚和瑞典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
根据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事情始末是这样的。阿基佐是马来西亚旅游局一位资深官员，派驻瑞典的旅游局办事处已经三年。他的妻子原是中学教师，请假带了四个孩子到斯德哥尔摩陪同先生，四个孩子也在当地上学。上个月某日，阿基佐因为12岁的儿子不肯祈祷而“打了儿子的手”。报道没有说是用什么打的（用手还是戒尺还是藤鞭），打在什么部位（手心还是手背），只是说没有瘀青或其他伤痕。
结果学校老师知道了这件“体罚”事件，向辅导员报告，辅导员向当局报告。就在去年12月18日那天，执法人员到马来西亚驻瑞典的旅游局办事处拘捕阿基佐和他的妻子，同时四个孩子也被带走，送到政府指定的家庭寄养。直到今日，这对夫妇仍然被拘留接受调查。依照瑞典法律，在调查期间，不得假释，当然也不能和孩子见面。据媒体报道，如果被定罪，他们将会失去儿女的监护权。
他们的四个孩子被送到寄养家庭照顾。据大女儿的报告，生活起居都还好，只是这个人家养狗（伊斯兰教视为不洁），食物和餐具也不符清真食品的要求。如果一时不能和父母团聚，他们希望回到马来西亚，至少也应该改送到伊斯兰家庭寄养。至于7岁的小儿子则说“放学回来见不到爸妈，很伤心”。他们的要求，至今还没有得到回应.
北欧国家普遍执行严格的保护儿童法，父母不但不可以体罚子女，就是当众“羞辱”（embarrass）孩子，也为法所不容。而保护儿童的责任和权力归于国家，父母和家庭显然是没有得到全面的信任，是在国家监督之下，尽其职责。
这和东方传统社会“棒头出孝子”的教养哲学，大相径庭。父母管教儿女，天经地义，除非打出人命，不劳官府费心。此外，依照伊斯兰教《可兰经》，儿童从7岁开始，就要学习祈祷读经；如果到了10岁还不肯或不会祈祷的话，父母有责任教导，必要时可施以责罚。换句话说，如果阿基佐12岁的儿子不肯祈祷，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们有责任管教儿子，让他的行为符合教规。
从人权和人道的立场看来，瑞典政府所为，固然是为了保护这四个孩子的人权，依法执法，让他们免受“家庭暴力”；但是从人道的立场看来，强迫7岁到14岁的孩子，与父母分离，住到陌生的（异族异教异文化）家庭，他们所经歷的恐惧不安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符合人道？符合人权？坦白说，这更像是国家加诸於这个家庭的国家暴力。
当然，也有人指出瑞典当局的执法行动，有点小题大做。受举报调查的这个家庭，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来族伊斯兰家庭，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非我族类，其行为举止原本就有点“怪异”，当局可能因此而“执法从严”。这其中会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吗？
直到今日，在被视為最先进和文明的瑞典，这对马来夫妻还被监禁在斯德哥尔摩的拘留所，他们的四个孩子也还留在寄养家庭；而文化冲突，也还将是21世纪避不开的课题。
本文于《远见》华人精英论坛2014年元月同时刊出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文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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