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佛教与政治:
太虚法师和蒋介石
侯 坤 宏
(台湾国史馆修纂处,台北231)
摘要: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分为1930年代以前太虚法师初识蒋介石、1930年代的太虚法师与蒋介石、1930年代以后的太虚法师与蒋介石几个阶段,透过全文,我们可以了解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交往情形,进而窥知民国史上佛教与政治关系之一斑——“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原则。
关键词:太虚法师;蒋介石;奉化雪窦寺;政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D69317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025315(2006)0520126207
蒋介石是1930年代中国最具政治权力的人物,而太虚法师是同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宗(佛)教界领袖。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早可上溯到1927年秋,蒋介石电邀太虚赴奉化雪窦寺之时,直至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止,其间约有20年时间。蒋介石的故乡,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雪窦寺是当地名刹。谈到蒋介石与太虚法师的关系,不能忽略雪窦寺。蒋介石家族与雪窦寺颇有渊源,蒋宗霸为蒋氏家族迁四明第二代祖,为布袋和尚弟子,跟随布袋和尚云游三年,以后世代信奉佛教。蒋母王太夫人信佛极虔诚,而蒋介石每次回乡,都会到雪窦寺参访[1]167-168,170,太虚与蒋介石之结缘,也由雪窦寺开始。
本文主要以1930年代为重点,探讨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但为全盘掌握这两位政教领袖间之互动关系,文章兼论及1930年代前后两人的关系。希望透过全文分析,可以清楚呈现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交往情形,进而了解民国史上佛教与政治关系之一斑。
一、太虚法师初识蒋介石(1930年以前的太虚法师与蒋介石)
1924年秋,太虚法师因他所提有关武昌佛学院革新方案未能落实,加上胃病,于是离开武昌佛学院,乘船转往南京、上海,并在宁波休养,因曾闻知奉化雪窦寺山水殊胜,乃转往一游,但“一雨三日,竟不及出门纵观”[2]29册282-284[3]190。这是太虚第一次造访雪窦寺,虽然因雨未能畅游,却因此留下《雪窦寺八咏》的诗篇。
雪窦寺全称“雪窦资圣禅寺”,地处奉化溪口西10公里的雪窦山。该寺前身是晋时女尼所建的瀑布院,原在山顶瀑布口,唐会昌元年(公元841)迁到今址。咸通元年(860),寺毁。867年,修复,改称“瀑布观音禅院”。景福元年(892),南岳常通禅师来主寺事,刺史黄晟施田1300余亩,扩建佛殿、钟楼、经阁、禅房等凡数百楹,成为十方禅院。南宋宁宗时评定寺院等级,被列为天下“五山十刹”之一,明时又被列为“天下禅宗十刹”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御赐雪窦寺玉佛、玉印、龙袍、袈裟、铜磬及经书等。可见,雪窦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确有其特殊之地位。
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表辞职下野宣言。8月16日上午,蒋介石到雪窦寺,自本日起,蒋常寓于寺中。8月17日,游飞雪亭、妙高台,见风景幽雅,有终老故乡之意[4]659,680,688。
太虚与蒋介石初次会面,据《太虚自传》云:
16年仍为个人出洋之预备。……中秋前,蒋总司令暂回故里,以闻黄膺白先生称述,电杭州公安局长某,邀我赴奉化晤谈。我抵溪口公馆,由何君翼龙之招待,登雪窦山与蒋公初次相会见。翌日,长谈,蒋公拟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时,把阳明学和佛学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吴礼卿、张文白两君同游千丈崖下,与寺僧规划建桥筑路和修理飞雪亭、妙高台等工程,兴致甚高。当晚,有一美国人来谒;谈后,蒋公趣向上似有了迁变。中秋的早晨,美国人辞去后,我亦辞行;但蒋公约我同到溪口过节,下午乃偕吴、张二君等下山,路经蒋母墓庵暂停,转至溪口文昌阁。阁上蒋公藏书颇富,山水尤占形胜。晚餐毕,团坐赏月。蒋公集亲友,请我为讲《心经》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欲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公旋过沪,东渡扶桑。过沪时,嘱陈君果夫以3千元赠余,作欧、美游费。[2]29册308-309
上引太虚自述有关他与蒋介石初次交往经过,是了解太虚与蒋介石关系的重要文字,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以下拟从黄膺白从中介绍、蒋介石邀请太虚讲《心经》、蒋介石赞助太虚游历考察欧美旅费、太虚诗赠蒋介石几方面略加论述。
1.据太虚说,1919年夏,穆穆斋为浙江旅津中学校长,偕太虚访严范孙及黄膺白,太虚与黄膺白的友谊从此开始。这一次见面,太虚与黄膺白相谈甚欢。太虚后过平津,曾数访黄。太虚虽屡次赠佛书予黄,但未尝以佛法相论究。可见,太虚与黄膺白刚认识时,黄膺白对佛教并不熟悉,故两人谈话未涉及佛法。1927年,黄膺白掌上海市府,曾以护持佛寺、兴办佛校之事屡商于太虚,太虚在黄膺白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重要,黄膺白乃有在蒋介石面前“称述”太虚之举[2]32册283[5]47[6]987。
2.蒋介石初次邀请太虚前往奉化故里,正逢当年中秋,蒋除邀集亲友共度佳节外,特请太虚为众宣讲《心经》大意[7]18。太虚有诗云:
天上人间迹未周,携将布袋又明州。看山雨阻怀前度(甲子冬至至雪窦,因雨未游),让国风高快此游。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剧怜黑野斗群魅,欲放慈光照五洲。[2]32册127[8]2
此时的蒋介石,对佛法仍存好乐之心,主要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尚未与宋美龄结婚,未受宋美龄家族影响而改信基督教。
3.太虚此次与蒋介石见面后,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将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即嘱陈果夫,致赠3000元,赞助太虚游历欧美旅费,这是太虚第一笔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资助[2]29册360。太虚对于这次蒋介石的资助,非常感念,除在《太虚自传》《寰游记》述及外,还在《放洋寰游启事》中特别感谢“奉化蒋公之资助”[2]31册1099。
4.太虚身处新旧交替时代,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擅作诗,《太虚大师全书》录有《潮音草舍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潮音草舍诗存遗》《潮音草舍诗存别集》,以及他人酬答之《潮音草舍诗存外集》。太虚此次雪窦之行,有《和玉皇禅友赠蒋总司令归隐原韵》,诗云:
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贻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此心违。[2]32册126[8]1
可见,太虚对蒋介石评价颇高,在往后时日,亦常有诗赠蒋介石,如在蒋介石50岁及60岁生日时。
《太虚自传》还有一段文字,可以作为吾人进一步了解太虚与蒋介石交往关系的线索。太虚说:
17年春间,蒋公莅杭访余于灵隐寺,同摄影多帧,蒋公订出洋前再一晤谈。……时余风痛虽未全愈,已可行动如常。6月初,蒋公暂由北伐前线返京,余电告行期。承函托周枕W先生亲至余所寓普陀山报本堂下院,邀去南京晤叙。报本堂莹照和尚陪余抵京,寓毗卢寺,蒋公派张希骞副官长来寺招待,遂谒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蒋公数日后,又招游汤山。旋再出发前线,派张副官长送余旅京费300元,余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经费。[2]29册309-310
上述史料,透露以下几点讯息。
1.太虚与蒋介石有多次见面交往的经历,蒋曾到杭州灵隐寺访问太虚,合影多帧[3]25[9]目录页,并邀太虚前往南京晤叙,同游汤山[2]32册130-131[10]1。
2.太虚谒蒋介石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按: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28年12月1日在上海结婚,从此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有关蒋介石信仰“由佛转耶”问题,在结论中再作进一步讨论。
3.蒋介石招太虚同游汤山后,送太虚旅京费300元,太虚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经费。据太虚说,他在放洋出国前,蒋介石约他到南京会见,由蒋的介绍,访问党国要人,太虚觉得全国应该有个“佛教会”之类的组织。但蔡元培、张静江等人认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时已失效,不便提倡宗教,所以应先设“佛学会”为宜,因为佛学会是研究学术的机关。太虚应南京要人之邀,讲了3天《佛陀学纲》后,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设立“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预备等到他次年回国后,再召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2]29册99[3]256-258。1928年7月28日,太虚于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开预备会三日。此即得蒋介石介绍访晤之成果。至此,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雏型[2]17册390-391[3]257-258。由上可见,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之成立,亦得到蒋介石间接之助。
1928年9月某日,佛学会常会议决另设佛教会。盖以南京会议时,圆瑛犹多和同。迨返沪,为沪、杭名流居士所包围,竟主佛会设上海觉园,南京设办事处,王一亭则认为佛会应设首都南京,双方坚持不下。王一亭以维护佛法,面请于蒋介石。蒋答覆:l.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2.借教育以造就有知识的僧徒,可以保存;3.寺院须清净庄严,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对于社会,要办有益的事业[11]3。由上述,可知佛学会无法正常运作,其间牵涉到太虚与圆瑛新、旧派系间的不协,乃有王一亭面请蒋介石之举。
二、1930年代的太虚法师与蒋介石
由于自1937年7月7日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半壁沦为战区,国民政府西迁。为便于讨论计,故将1930年代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分别讨论之。
(一)战前(1930—1936年)
就这一阶段言,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以雪窦寺为中心而展开的。
1930年6月,太虚再游奉化雪窦寺,有《雪窦为石侯画师题山水》,《仿宋觉范禅师画梅赠奉化蒋公》二诗[3]310。其中,《仿宋觉范禅师画梅赠奉化蒋公》一诗云:
三冬寒彻石门禅,傲雪凌霜道骨坚;闻说石奇今再世,故应开在百花先。[2]32册157
1932年1月,太虚复游奉化雪窦寺。时蒋介石辞职返乡。太虚有《雪窦赠某君》诗:
四登雪窦初飞雪,乍惜梅花未放梅;应是待令寒彻骨,好教扑鼻冷香来![3]340[12]7
1932年10月8日,太虚应蒋介石之请,住持雪窦寺,行进院礼,莹照、宽融、玉慧观均上山观礼[2]31册1194-1196[3]347。《浙东名山雪窦寺纪游》一文,系玉慧观应太虚之邀,前往参加太虚晋山雪窦寺住持之后所
作。‘据玉慧观所见,当他们一行人走至雪窦寺山门时,全寺僧众,咸披袈裟,拜接于山门之外,并有当地驻军50余人,荷枪实弹、前来护卫。蒋介石特命蒋经国、蒋纬国发来贺联云:“共拔迷途同登觉岸,长存妙道永固福田。”[13]8-10[14]46
自1932年10月,太虚接掌雪窦寺后,即展开如下各项施设:1.整顿职僧住众;2.举办讲经弘法;3.治理农林工场;4.培修道路风景;5.编纂雪窦小志;6.展布地方教化(溪口雪窦下院);7.振兴上海虹口雪窦分院,致雪窦气象,为之一新[2]26册484[15]8。惟以上所列各项,仅属太虚重建雪窦之原则,以下列举具体事实五项,以明太虚在雪窦寺的实际作为。
1.太虚在雪窦寺讲经。1933年3月19日,太虚在雪窦讲《出生菩提心经》,时毕业自闽南佛学院宝忍,从太虚至雪窦司会计,宝忍精《成唯识论》,而回向兜率,太虚于开讲后即命代讲[2]30册758[3]355。1934年1月,太虚回雪窦寺过春节。2月14日,于雪窦寺开讲《弥勒上生经》。1935年春,太虚在雪窦寺讲《俭勤诚公》,并将这四字列为雪窦寺训。1936年4月,太虚在奉化雪窦寺讲《慈宗的名义》,指出:“慈宗”就是“弥勒宗”。梵语弥勒,此译为慈氏,依据慈氏为宗,乃立“慈宗”的名义[2]9册1365-1366。11月,太虚在雪窦寺说《归依开示》,并开讲《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
2.以雪窦寺为禅观林。依太虚计划,“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参考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在整个世界佛学院计划的名称下,拟以雪窦寺为禅观林。在1933年春,太虚订“禅观林大纲”,规定:(1)禅观林属世界佛学苑之一部,以专习禅观为主,就雪窦禅堂改设之;(2)每日除早、晚课外,禅观3时,讲授2时;(3)请班首4人,首座提唱宗门禅,西堂讲授净密禅,后堂讲授大乘性相禅、台贤禅,堂主讲授余乘禅;(4)晚禅1时,全寺僧皆须入林随习;(5)每年分为两季,3月、9月23日出堂,4月、10月初6日进堂;(6)禅观林于癸酉冬季开始;(7)4月16日起,先设禅观研究组,研究《俱舍论·定品》《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摄大乘论·增上心学品》《法苑义林·唯识章》。虽禅观林因主持无人,迄未能如法进行,但其规模与格局,颇值有心人士借鉴与深思。
3.太虚为蒋介石祝寿。1936年9月,太虚在蒋介石50岁生日前1个月,发起全国各寺庵诵《药师经》,为蒋祝寿。太虚《祝蒋介石五十寿辰》云:
乾坤鼓铸仗风雷,一代权威泰运开。直欲圣贤承道统,岂惟军政展天才!国家正气怀兴复,民族颓流誓挽回,薄海同伸知命庆,金刚不坏仰如来![2]32册181
4.西安事变发生时太虚发表为蒋介石祈祷通电。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要求抗日,停止剿共。在蒋未脱困前,太虚发表《为蒋委员长祈祷安全通电》,电云:
全国佛教寺院会社公鉴:委员长蒋公,一身系国家安危,民族兴替;顷蒙难西安,祈即或联合或分别修法诵经,祈求早获安全返京,不胜忧痛迫切之至![2]26册299
5.西安事变后太虚与张学良同游雪窦。1937年3月1日,太虚回雪窦。清明前数日,张汉卿(学良)居雪窦寺附近,太虚偕游徐凫岩,自亭下乘竹筏至沙地。太虚留下两首诗,其一是《张汉卿邀游徐凫岩(丁丑)》:“重睹丹山赤水流,徐凫岩下逐鱼游,春光过半清明近,生趣泱然翠稍头。”其二是《张汉卿邀自亭下乘竹排至沙地》(宴桃花间用前韵):“悠扬妙乐激湍流,溪上偕乘竹筏游,万树桃花洒红雨,无边春色溢枝头。”[2]32册183按: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卸除本兼各职,暂居中国旅行社在雪窦附近开设的四明旅社,其间历7月之久,故有与太虚同游雪窦的机缘。
(二) 战时(1936—1939年)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蒋介石忙着“抗战建国”,太虚法师将活动重心移往大后方。国难当头,虽属方外人士的太虚,也投入宣传反日、抗日的行列。
追溯太虚反日宣传,早在七七事变前,即曾发表《致日本佛教徒电》《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告日本佛教大众》等篇文告,希望日方能实时煞车,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6日,太虚在牯岭发表《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他说:
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唯在日本之能系铃解铃与否而判!吾知日本佛教多优秀之士,且人民过半数为佛教信徒,此正宜大启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时矣![2]24册336[16]1
不久,太虚又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发表《为国难电告全国佛徒》,电文说: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地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平和。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2]26册298-299[16]87
上列太虚两电,分别电告日本及中国佛教徒,一方面希望日本佛教徒能够发挥作为佛弟子应尽的本份,一方面希望中国佛教徒能够奋勇护国。
1938年春,太虚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日伪亦觉悟否》,太虚呼吁:欲以少部分日军将中国征服及欲在日军下成立巩固之伪组织的迷梦,应可以醒觉矣![2]24册158-160[17]6-9太虚强调: 中国若能抗战到底,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日军虽然占领中国部分领土,并在占领地成立伪组织,仍无法瓦解中国抗日意志。或有人会怀疑,佛法以慈悲为本,如何参与保卫国家、救护民族之战斗,不知佛法虽以慈悲为本,更要以方便为门,而方便即是适当的办法。为制止日本侵华行动,采取抗战方式,正是佛法的方便。
1940年4月,太虚在星洲作《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太虚认为:信奉佛教的国家,如中国,近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得挽救危亡解除束缚之道。日本虽有兴隆的佛教,但仅有其形式,实际行为表现适与佛法相反,成了有名无实、形存神亡的佛教。其原因应归咎于佛教徒,不体会教法的真精神,不能依了教法,身体力行,不能抱定佛教宗旨,实行教义,或者竟做出与佛法教义完全相反的行动,这是佛教徒该引以为最可耻的事[18]2-3。
依太虚之意,中国的抗战建国与佛教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而且是极相顺的,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因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去除战争、止息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中国人民及全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发动的[19]6。
太虚认为,蒋介石是第一流的军事家,既有远见又有坚强意志。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他是全中国的重心,并得到全民及海外华人一致尊崇。抗战以后,不但成为中国国内军民大团结的最高领袖,且亦为国际所信仰的伟大人物。中国自发动神圣抗战以来,幸赖朝野上下精诚团结,在蒋介石领导下,誓死奋斗,前仆后继,愈战而兵力愈强,愈抗而人心愈固;敌焰虽凶,敌械虽利,而泥足愈陷愈深,莫能自拔,中国固已奠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之基础。
以上是太虚法师在抗战初期所发表的抗战言论,以下叙述他与蒋介石在此时期的交往经过。
据太虚《己卯日记》,1939年3月1日记载:
因余昨接蒋委员长函请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及渝办事处函告,中央社会部派员商扩大组织中国佛教会。[2]30册458-459
此时之太虚,已多年未与蒋介石见面,直到同年9月11日,张治中在国府党政军联合纪念周结束后,莅访太虚,两人商谈数十分钟,并约定9月13日进谒蒋介石。这次太虚与蒋介石的会面,是太虚出访缅、印、锡、暹等国之前,所以蒋介石托太虚带了“致佛教圣地礼品”[2]30册498。值得留意的是,蒋介石询问太虚,大乘佛学之体系须若干时日可以讲明,可见蒋介石似有一探大乘佛法奥义之兴趣。
自1939年10月27日,太虚正式展开长达7个月的缅、印、锡、暹等国访问行程。12月15日,太虚在仰光与前任内阁总理答茂、税务部长宇峇宇、议员宇吞旺宇滚等谈话说:
承各位发愿帮助中国的佛教,非常感谢,我这次到缅甸来,蒋委员长等亦有所赞助。[2]27册570
1940年1月11日到达印度,12日晚出席欢迎会演讲。欢迎会先由比丘等领导祈祷三皈课诵,次由大菩提会秘书长法理性海读欢迎词,再请太虚开金色银宝塔一座,赠于法理性海,法氏当场致谢,力言决保存此神圣纪念品于永久[2]30册591-592。太虚以中国佛教法师的身份,前往缅、印、锡、暹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可以看成是战时国民外交的推展,具有浓厚政治意义,也难怪蒋介石要加以支持[20]8。示。太虚讲演后,即将蒋介石赠送大菩提场之特制金色银宝塔一座,赠于法理性海,法氏当场致谢,力言决保存此神圣纪念品于永久[2]30册591-592。太虚以中国佛教法师的身份,前往缅、印、锡、暹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可以看成是战时国民外交的推展,具有浓厚政治意义,也难怪蒋介石要加以支持[20]8。
三、1930 年代以后的太虚与蒋介石(1940—1947年)
太虚的缅、印、锡、暹之行,从1939年10月起,迄1940年5月3日止,其间横跨两个年度。1940年1月12日晚,太虚赴摩诃菩提会欢迎会,到中、印、锡、英政学界200余人,太虚演讲毕,以镀金银塔奉赠菩提会为纪
念[3]455-456。
1940年1月,太虚在加尔各答华侨欢迎会讲《中国佛教的近况》,他说:
这次我们出来,备承政府各机关和社会各团体的帮助。中国佛教已不是从前那样萎靡,而已成为精神总动员的要素,建国的精神基础了。[2]28册568
太虚在讲词中强调,他的这次行程,曾得到中国政府各机关和社会各团体的帮助,也特别提到蒋介石对中国国运的重要。
1942年2月,蒋介石前往印度访问。太虚《元旦贺蒋公访印成功》云:“精诚一至融英印,华梵重通启大同;自喜前驱曾负弩,坛坫今庆奏奇功!”[2]32册219太虚强调蒋介石访问印度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促进了中
国与印度的双方关系。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局进入另一阶段,蒋介石忙着接收、复员与“剿共”,太虚则准备将弘法重心东移。但不幸的是,太虚竟然在1947年3月17日圆寂于上海玉佛寺,而中止了两人的关系。
四、结论
综合前述,可知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在1930年代。太虚法师与蒋介石两人的关系中,除含有私人交情外,更涉及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与关涉。
探讨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雪窦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太虚《雪窦小志序》提及:雪窦山为浙东名山之一,其寺则为天下十禅刹之一,自“蒋奉化”于1927年易寺门应梦名山旧额为四明第一山,不惟名实核符,且因以交通利便,风景培养,妙高台、飞雪亭、千丈崖、观瀑桥诸胜迹亦重修刱建,大增林泉之美[2]30册828,830。台湾斌宗法师在1936年所写的《雪窦寺游记》上说,“雪窦得蒋奉化之整理,其灵胜益彰”[21]89。太虚及斌宗两位法师所谓之“蒋奉化”,即指蒋介石。而太虚这篇在1932 年10月13日发表的《雪窦小志序》,文末署名“雪窦山人太虚”[2]29册152-153,30册832,1163-1164,31册1157-1159。由此可知,雪窦寺在太虚法师与蒋介石关系上之重要。
以下复就太虚是不是“政治和尚”、太虚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的信仰问题等项略加讨论,以进一步说明太虚与蒋介石的关系。
1.关于太虚是不是“政治和尚”的问题。由于太虚与政界关系良好,故有人批评他是“政治和尚”。太虚对此问题的答复是:自古以来,不分中外,政教都相辅以行,宗教昌盛有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反之,必因政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历来宗教家必须和统治者周旋。从佛教教义上说,昔释迦佛也曾接受各国国王的供养,所以僧人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教义。太虚认为,“政治和尚”这外号,也不坏[22]7。依太虚之意,政教是可以相辅而行的,“宗教家,必须和统治者周旋”“僧人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教义”,后人要理解太虚与蒋介石的关系,必须掌握太虚对政教关系的看法。
1940年5月,太虚在云南昆明佛教会回答妙钦问有关“中国的佛教和政治应该合一或分离”问题时,太虚承认宗教师可以和统治者周旋,但若能维持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是最切合于中国的环境和情形的[2]27册827-828,这也是他对政教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
2.太虚对蒋介石的评价。1939年2月2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国民精神总动员。2月底,太虚看到美国罗斯福总统向德、意建议和平方式全文,及中国蒋介石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广播。太虚觉得:“近年来国际之大贡献,无过罗氏前数年泛美会议之演说,及此次和平方式之建议。国内之大贡献,无过于蒋介石数年前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以及此次报告之精神总动员演说。而近年来当得起大政治家者,只有美国罗斯福总统,以及中国的蒋介石二人而已。若欧洲各国政治家因作风庸劣,日本更卑琐而无足道已!”[2]30册458,31册1407[23]太虚将中国的蒋介石与美国的罗斯福并列,只有他们两人才是“大政治家”!可知,太虚对蒋介石评价与寄望均极高。
3.关于蒋介石的信仰问题。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由佛教转向基督教的。1936年间,有向太虚请问说,蒋委员长与太虚很友好,且对太虚之为人非常的爱护,蒋委员长信仰佛教吗? 太虚的答复是蒋委员长的母亲笃信佛教,所以蒋委员长少时,很信仰佛教,现在亦信仰佛教[24]94。太虚说蒋介石的母亲笃信佛教,是不错的,但蒋介石自从娶了宋美龄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即慢慢倾向基督教。此中问题,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1921年,蒋介石之母王采玉逝世,蒋曾亲撰事略云:
先妣长斋礼佛,已20余年。其于释教信仰之笃,人尝谓先妣清素坚操,险难不足动其心者,盖得力于释氏为多。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讲解,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母必为谆谆解析,指示不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亦未始非先母深信释氏之力所感化也。[25]7
如蒋介石所言属实,其母能背诵并讲解《楞严》《维摩》《金刚》《观音》等佛经,于佛法应有相当造诣。蒋介石因受其母影响,曾略研究佛学。自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他的宗教信仰,逐渐由佛教转向基督教。但他每回奉化故里,还是会到雪窦寺去。蒋介石除游奉化故里雪窦寺外,据《事略稿本》所记,他曾于1928年6月13日游焦山、镇江招隐寺;6月13日,游南京栖霞山;1930年2月14日,游宝华山;3月20日,再游焦山。中国佛教著名寺院,每每设在风景名胜之地。蒋介石到这些寺院,可能另有目的,但其内心,对于佛教应仍存有些好感。
影响蒋介石宗教信仰转向的关键,是宋美龄及其家人。1927年9月23日,蒋介石抵上海会宋美龄。据《事略稿本》记载云:“宋美龄女士与公敬慕久,自公离职后,函电往来不绝。今日无晤语,情意殷拳。公曰: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7]68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蒋自撰结婚感想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7]155-158蒋介石将他的婚姻跟他的“革命事业”混在一块,显露出蒋宋联姻的不单纯,颇有拉拢孔祥熙、宋子文等财团的意味。
1930年10月23 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洗礼。10月24日,蒋介石自言其入教之宗旨曰:“党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乃为余宗教精神之基础。此生以基督为余唯一之模范,救火救世,余当永矢勿渝也。”[7]79由此可知,此时国民党党义及耶稣教义合为蒋介石之精神基石[26]3158,3162-3164。
尽管从太虚法师和蒋介石交往来探讨1930年代中国宗(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当然会有无法掌握全盘的缺憾。1930年代(或者整个民国时代)中国的宗(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也都有再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但是,太虚所提出“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原则,直到今日,仍具有相当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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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坤宏(1955—),男,汉族,台湾嘉义人,协修,近年来以民国佛教史为主要研究方向。
转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26—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