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比较
唐大潮
〔摘要〕佛教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值中国封建社会鼎盛前期。它在传入过程中逐渐改造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和；尤其是传入时注重宗教思想传播，没有什么政治图谋，这满足了统治者需要，因而受到支持。基督教的传入稍晚一些，虽然前后有三次，但是前两次没有传入哲学思想，时至16世纪时，第三次才大规模传入，而在第三次，其传入目的则是要使中国成为罗马教廷一个教区，因而为中国统治者与人民所抵制。
〔关键词〕佛教；基督教；中国；传播
〔中图分类号〕B948，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6-0069-05
〔作者简介〕唐大潮，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四川成都610064。
将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一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从这种研究可以看出外来的宗教如何在中国植根、生长、演化，以至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同时，它还可以告诉我们一种宗教由于与中国国情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种种因素的作用下遭到拒斥，因而终于没有真正地扎下根来，更勿用说开花结果。研究表明，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严重的冲撞以及近代历史背景的影响，使得基督教虽多经努力，但在中国并没有深入人心，从整体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不成功的。
一、佛教与基督教的传入
佛教创立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其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所生活的时代与中国的孔子差不多。佛教究竟何时开始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史料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1〕。再往后一点的是《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中的汉明帝刘庄“永平求法”一说，证明在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左右，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在这里我们不想引用更多的史料，以及过细的考证，因为佛教具体于何年何月传入中国，无关本文的宏旨。我们要说明的只是一点，即佛教的传入正值中国封建社会鼎盛阶段的前期。尽管在唐朝以前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等若干的过渡期，但指出佛教传入的大体时间却是必需的，可以说，正是封建统治者对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才使得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作为这个结论的旁证材料是佛教传入我国的主要路线，即北方的丝绸之路、南方的海上交通和蜀印交通的蜀布之路，它们从侧面证明，在佛教传入的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交通、经济等方面确已相当发达。至于始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佛教从内地传入藏族地区，松赞干布建造摩伽寺（小昭寺）、迦刹等十二寺，并娶尼泊尔赤尊公主，派大臣到印度留学，复又请汉人大天寿和尚及印度、尼泊尔人翻译佛经等，就更说明了这个问题。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从表面上看和佛教差不多。可信史料表明它的始初传入当在盛唐之初，时称“大秦景教”或“大秦教”“景教”，实系基督教一个较小的教派聂斯托里派。其创始人聂斯托里（约公元380—451年），由于提出基督二位二性说，违反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致使于公元431年召开的宗教公会上，被东罗马皇帝和西派教会判为“异端”，予以革职流放。其后，他的追随者逃往波斯，约于公元5世纪末形成独立教派，并乘唐朝与波斯、东罗马帝国交往频繁之机，由波斯经海路或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记载了这个事实。此后景教在中国时衰时兴，《马可波罗游记》中还提到元时景教在中原地区盛行一时的情况，而且元世祖至元卅一年（公元1294年）又有罗马天主教的入华，但历史事实是，它们都伴着元帝国的覆亡而湮灭了。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说：“中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有三次。第一次在唐代，第二次在元代，第三次在明末。前两次都没有传来哲学思想，因此，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2〕。这是有见地的。因为一种宗教的真正传入，应以其是否表达了其主要的宗教思想或哲学思想为尺度，而不应简单地以时间的早迟为准则。法国中国学专家J·谢和耐也认为，中国人是在17世纪“首次接触‘天主教义’”①的，这和侯外庐的意见一致，我们亦表深深地赞同。这就是说，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与佛教的传入是不大一样。明末清初，我国的封建社会已临近末期，而西方却已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宗教改革给南欧国家的封建势力以极大的打击，而封建教会则发动了一场“反改革运动”，其结果就是这种势力于公元1540年成立的耶稣会。“耶稣会士从16世纪末到1630年左右在中国确实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4〕，在这些教士当中最为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马窦。
①参见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序》（该书中译本名《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博主注）
从以上时间的比较中看得出来，佛教与基督教传入我国各自依托的时代背景差距是极大的，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差距，成为决定其不同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佛教与基督教传入后的差距存在
为什么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存在着差距呢？ 这既有本土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需要程度的不同，从而决定了统治者对其基本态度的差异；又有传教者主观动机的不一样，因而决定了其宗教在被传播的人民大众中是否深入和广泛。
佛教以外来文化的面目输入中土，自然要受到传统思想的拒斥，因为当时儒佛两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佛教却在道术那里找到了相通之处，使其作为自己的保护伞。据载，当时的人们是把佛教理解为黄老之学、神仙方术中的一种，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5〕就是证明。汉末及三国，佛教在汉土两支流传当中的一支，安世高所宣传的小乘佛教讲究坐禅养心神（“守意”），亦没有脱离黄老神仙家的躯壳。而另一支大乘般若学讲无相、无生，也与道家的无名、无为极为相似。魏晋时期，中国的玄学昌盛，但它专务清谈，“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6〕。这种不足在大乘般若学处得到补充，即般若学的“出世”思想和因果报应等教义，可起到麻醉社会的作用，因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关心。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中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7〕这是我们解开佛教在中国由微而盛原因的一把钥匙。
公元67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蔡倍等十人前往西域迎接，途中遇摩腾和竺法兰两僧，使同他们用白马驮经，遄返洛阳建白马寺，介绍小乘佛教到中国。后又有僧人将大乘佛教介绍到中国。以后历代帝王提倡佛教的，如孙权为康僧会建寺江南，石勒敬礼佛图澄，苻坚迎取鸠摩罗什。据估计公元520年有僧侣二百万，到了晚清，他们的数目增至五百万之多，〔8〕上行下效，佛教就逐步成为中国民间的宗教了。帝王信佛者东晋如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等，而恭帝深信浮屠，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余里；〔9〕尤为著名的是，梁武帝不但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而且更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王子、士族信佛者更不计其数，甚至北朝的皇后也多出家为尼。至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毁佛事件，则本以佛教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否则用不着此举。再者毁佛或统治者对佛教态度上暂时的摇摆，或因政权与教权冲突所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或儒、佛、道教义之差异，或无神论哲学与之相抗争的缘故等等，但这一切均不能阻挡佛教在当时国教化的趋势，更不能反证佛教地位的动摇。总之，佛教在传入中土后于南北朝开始国教化，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及思想原因的，但其直接的因素，却是出于帝王王子及王族豪门的提倡和鼓励。
隋唐之际总的说来佛教亦与政治紧密结合。例如，《大云经》被利用为武则天受命的符谶；并且，唐初统治者修正宗教政策，改原来抬高道教来裁抑佛教为表彰佛教，“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10〕随之而来的是，禅宗和华严宗的兴盛，并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与封建统治者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佛教大力倡导的基本态度相反，基督教一进入中国就受到了迥然不同的待遇。
前已说明，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有三次。但从总体上来说，前两次都只是掀起了一些微小的波澜。大规模的传入，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前后延续了约两个世纪。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处于萌芽阶段，而西方的殖民扩张也日趋加强。葡萄牙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7年其使者皮莱士闯入广州。这次使节，是以葡萄牙的炮舰为前导的，“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被明朝拒绝，便“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11〕。从此东南沿海进入骚扰不安。1554年葡萄牙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强占濠镜澳（澳门）。由于葡萄牙人行贿海道副使汪柏，得以在澳门立足，耶稣会学校也相继成立，传教士跟随炮舰开始叩击中国大门。由此可见，传教士之所以被允许在中国布教，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多次战争，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而被迫作出的一种让步。并且，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是在宗教改革兴起了卡尔文的新教以后，因此其政治目的比前两次都大有不同，即罗马教廷要使中国成为从属于它的一个教区。当这种企图逐渐暴露之后，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朝廷和百姓的拒斥。
利马窦去世前一年，1609年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耶稣会长，由于他不尊重中国的社会传统，于是反对传教的运动也随之而起，先有1616年的南京教案，后有1659年的钦天监教案。
17世纪中叶，在华耶稣会教士中声名最盛的是德国人汤若望。汤曾深得朝廷信任和宠幸，但康熙初年，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提出要从政治上警惕传教士：“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识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藉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12〕在这种看法的鼓动下，汤若望和其他教士被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等罪状而受到拘捕、革职充军等。此后，康熙谕旨，规定教士非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不得在中国传教。1707年3月17日他说：“奉旨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马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并于1720年进一步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3〕（此处说法不确，杨光先反教事件后被康熙平反，汤若望一直得康熙重用，康熙之禁教是因为“礼仪之争”——博主注）
康熙以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廷相继颁布了各项限禁天主教的命令。
在老百姓方面，驱逐传教士、捣毁教堂，甚至杀死信教者的反洋教斗争，更是屡见不鲜，这就是近代中国史上所谓的教案。其持续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囊括中国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多，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到1902年的景廷宾起义，数十年间，就有四百余次的反洋教斗争，并终于汇成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当中，固然基督教与中国封建政教礼俗的矛盾是教案的一个起因，但教案的产生却更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即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这又不得不谈到传教士之所以传教的主观动机。
比较而言，利马窦传教的宗教成分较为多些，而政治方面的动机相对地少。但基督教在中国之遭到强烈的反抗，与其说是中国人把它当作外来的异端邪说，不如说基督教进入中国本身就带有侵略的性质。这种文化侵略往往是帝国主义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先导，为它们作理论上的论证和辩护。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派遣的别动队，但宗教事业和在中西文化沟通方面所作的有益的工作，却并不能掩盖基督教帮助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实质。
这一点，外国侵略者和传教士们并不隐讳。美国总统塔夫脱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世界扩展计划会议”上，就毫不掩饰地说：“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有利可图，我们就要派商人到那里去……我们从落后国家人民手中无偿地得到东西，像是与他们玩了一次纸牌骗局一样。因此，我们在许多东方国家中，很不受具有是非感的人欢迎。因而我们一方面要发展贸易，另一方面也要派遣一些宗教团体到那些国家去，宣传我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文明。”〔14〕美国的一位传教士明恩溥也说过：“商业追随精神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15〕传教士裨治文的话与明恩溥如出一辙：“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美国公使田贝也曾供认：“这些先锋队（指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 民族、语言、地理、历史以及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对于这别有的用心，中国的官绅和民众是早就认识到了的。在19世纪60到80年代，人们就纷纷指出：“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并欲夺华人之心”〔16〕。并揭露了法国传教士在广西、云南对教民进行策反活动，企图为法国侵略中国作内应的罪行。〔17〕1898年余栋臣反洋教起义发布的檄文说：“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惑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益张，其行强暴。由是煽惑我民心，奸淫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小儿嗜如菜果，国债重如丘山；焚我清官，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18〕正因为人们已清楚认识到洋教是帝国主义用来“煽惑我民心”，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因此传教士的活动自然地受到国人的遏制，以至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洋教的斗争，从“抚清灭洋”的纲领口号到“兴华灭洋”口号的提出，就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日益激"f-I：的反映。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9〕
可是，印度的佛教逐渐传入中国，非但没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倒是在中国土地上扎下了根。究其原因，这既与当时的印度、中国政治、经济历史背景有关，也与佛教僧侣来中国传教的主观动机有密切的联系。佛教传入中国几乎不带有政治色彩，相反宗教本身的气味却相当浓烈。也就是说，佛教的传入主要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而不是政治经济的目的。此外，跟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情形不同，佛教一进入中土就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最初是以“道术”的面目出现，继而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交涉，在天命论、名教、性善论、中庸之道、内省、慎独等方面取得与儒家的接近和协调，推动中国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影响的范围，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的产生就是佛教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结果。特别是禅宗，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佛学，它对中国文化诸方面影响之大，远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印度佛学所能比的。至于宋明理学，则更是相当佛学化了的儒家哲学，可说是儒释合流之学，不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或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都是如此。其“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吾心即宇宙”“性即理”等哲学命题，无一不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事实上，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有一个“桔逾淮成枳”的现象，这即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影响，而且它本身在许多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中国佛教的“入世”思想。印度佛教主张超尘离俗，出世离世，释迦牟尼在临终前还谆谆告诫门徒：“不应参予世事……好结贵人。 但中国的许多佛教徒却反对离世修清静，而主张“既在孤峰顶上，又在红尘浪里”，特别是禅宗，更是打破出世与入世的界限，把佛教变成一种世俗化的宗教。近代的佛教领袖人物太虚大师继承禅宗的这种传统，提倡“人生佛教”，现在的中国佛协也以“庄严佛土，利乐有情”为口号。究其这种佛教世俗化的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有重要关系。重视人生、注重现实是儒学的一大特点。即使是喜欢谈有说无，较为注重抽象思维的道家，也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的说法，提倡今世成仙，则更是道家现实性的表现。因而，儒道的这种思想倾向和中华民族传统心理习惯的影响，使得中国佛教不断从出世向入世方向发展，而最终衍化成为净土宗的“要将秽土三千界，尽种西方九品莲”和禅宗的“入世即出世”“即世间求解脱”的世俗化宗教。而佛教中的唯识宗，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底层，也正在于它固守印度的佛性说，反对人人都能成佛；而它那种细腻的逻辑思辨，亦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大相扦格。所以从佛教方面来说，它成功传播的基本原因，不但在于它自身是一个完整、系统的宗教体系，具有中国文化所缺乏的思想内容，对中国文化有补充的作用，而它自传入之日始，就表现出了灵活的适应能力，迎合、比附、创造、改革，通通种种途径以适应中国各阶层的精神需要。它不是强行使中国人去适应印度文化的特性，而是逐渐改造自身朝着适应中国固有文化，即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基督教恰恰与佛教的这种灵活方式相悖。它始终固守它的教义，尽管它曾利用科学讲授作为引入宗教的工具，企图借此为宗教的真理作证，让人们相信基督教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但是在这里科学毕竟只是一种诱饵，“在有关数学和天文著作的绪论或甚至正文中。耶稣会士从不忘记提醒读者存在着一个创世主上帝，是他治理着万物”〔20〕。而且，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由于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人类的后裔是背负了“原罪”的，人类只有随时痛加忏悔，才有可能在未来得到更生的希望。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关怀的是“道”以及“人性善”的儒家思想恰好背道而驰。“道”是无限的，超越的，但又贯注在日用伦常之内，即内在的。《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2l〕
可见，这种中国的体现道的方式与基督教信仰上帝的方式迥然不同，彼此确实存在矛盾冲突。
《中庸》还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就有性善的思想。把人性的善的一面充分发挥出来，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而是注重内心的修养，“吾道自足，不假外求”。讲究用自身的力量来提升自己，不赞成基督教的上帝信仰那种他力救赎的方式。显然，这种区别是根据源于对人性规定的不同所致。除此之外，基督教的重心在上帝，现世的一切活动并不是它的关怀所在，而中国传统对现世多取肯定的态度，“道即器，器即道”，没有基督教那种上帝与人世的两层世界的隔阂。这些，都是基督教能席卷欧洲。但在中国却没有推展开来的思想方面的因素。不过，这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对立因素，并不具有一定会产生暴力冲突的必然性。这从江苏教案发展的情况可得到说明。鸦片战争后深入到江苏各地的传教士，英、美、法各国都有。所发生的教案冲突共39起，其中跟法国传教士的冲突最多，其次是英国，而与美国传教士的冲突一次也没有。这主要是因为前者对传教士的胡作非为采取包庇、纵容、支持的态度，因而传教士有恃无恐，冲突自然多，而美国一般很少包庇纵容传教士在华的胡作非为，“甚至有在中国官员面前痛斥传教士之事”〔22〕。当然，这也并不能否证美国在华传教的侵略性质，但至少可从反面说明，教案的产生并不是简单地基于文化的冲突。事实上，基督教和佛教在中国的不同遭遇，都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能停留于低层次的笼统的断定上。
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因素，佛教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并在文学、艺术、美术、音乐、哲学思想等多方面给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基督教却始终没有发扬光大，与佛教的传播相比就大为逊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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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9—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