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李晓偲，樊 勇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摘 要：自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传送西方，进行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就成为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而东学西传又谈之甚少。本文主要谈东学西传中的哲学思想，就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以莱布尼兹为例，展开论述儒学西传的过程和影响，随之进行反思，对其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进行评述。
关键词：传教士；儒学西传；启蒙运动
中图分类号：Ｂ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1-1254（2008）10-0068-05
第一作者简介：李晓偲（1984—），女，湖北襄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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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Ｘｉａｏ-ｃａｉ，ＦＡＮ Ｙ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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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650224，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ｔｅｏ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ｂｕｔ ｎｏ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Ｆｅｗ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ｄ 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ｗｅ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Ｉｔ，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17ｔｈ ａｎｄ 18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 ｒｅｔｈ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在1685年到1789年间时期，欧洲对中国的思想大加赞赏，形成了将近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而以孔子、朱熹等为代表的儒学著作及思想则成为欧洲学者讨论和争论的对象，这些思想
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在西方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儒家经典的传播——开启东学西传的大门
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传教士在罗马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此后，儒家经典不断传入西方。他们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1]如利玛窦①等耶稣传教士来中国后，学习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并由利玛窦于1594年完成了对朱熹注的《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一般认为，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2]，是用来帮助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传教士们能够尽早了解中国的思想，更好更快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到17世纪末，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十多本中国经典著作的译作；由其编著的《利马窦日记》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儒家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用大量丰富的完整资料，向西方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民族”， “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新阶段”[3]。《利马窦日记》先后以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在欧洲各国出版发行，使它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它的任何史学著作。”[4]此后，中华古老文化在欧洲大地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利玛窦，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利玛窦研究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后，认为：“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大量的文献，远比其它教派更加著名。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
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5]中国“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基本都相信儒教。利玛窦还认为，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利用五种不同的组合来构成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即父子、夫妇、主仆、兄弟以及朋友。”[7]（Ｐ101）他从典籍中了解到儒学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并在与中国佛教和道教对比时指出：
“只有儒教方能在法律上规定儒家的教派优先于其它两种”。这种认识，是利玛窦运用儒学传教的思想基础。他进行艰苦卓绝的“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工作，使欧洲人第一次系统了解孔子儒学经典的博大精深，并在启蒙时代，给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契机，不少启蒙思想家也纷纷向东方的思想投以橄榄枝，如伏尔泰、莱布尼兹、魁奈等都把孔子的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其对西方的政治改革、启蒙运动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西方哲学家对儒学思想的吸收
（一）认可传道，接受思想
当儒学的经典著作被翻译为西方哲学家所熟悉的文字时，它的思想在西方慢慢被接受和研究，一些西方哲学家从中发现了与己学说相似甚至共同的“元素”，并逐渐有了共鸣和赞誉之声。如笛卡尔在他的名著《方法论》中提到“在中国人当中也同在我们当中一样也有聪明的人。”[7]（Ｐ19）西方哲人对儒学的研究逐渐深入，在笛卡尔学派中，主张无神论的培尔，是中国思想的拥护者。而麦尔伯兰基则指出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不同，即阐发了宋明理学的“理”与基督教的“神”不同。由此可看出当时欧洲哲学家对儒学有着颇有见地的研究与分析。
对儒学思想有深入研究且推崇备至的西方哲学家当属莱布尼兹。当谈到莱布尼兹时，赖赫淮恩在《中国与欧洲》中谈到， “莱布尼兹实为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第一个人。他的《单子论》极其和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德性论相同。”[8]（Ｐ223）我们可以从如下评论中看出德国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与中国传统儒学的亲近： “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9]而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以前， “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更反映出其对儒家学说的高度认可和敬重。他还在《中国近事》序言中建议： “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在莱布尼兹的哲学思想里有着浓重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色彩。这与中国的《周易》及儒家思想的传入是有相当联系的。
（二）彼此启发，相互融通
1701年11月，白晋寄莱布尼兹《易经》之六十四卦图，莱氏以为可与1678年他所发明的“二元算术”互相阐明，乃与白晋通信讨论，[8]他谈到，中国哲学家所说的一切即一，此唯一的原理“德”，到处表现于特殊物的异象之中，即如四季之神，山川之神，和支配天的上帝是同一的。莱氏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哲学将一切归于了自然的原因，[8]（Ｐ227）这种合理的看法应受肯定。至此也可以看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中国儒家的德性论有相通的地方。这与莱布尼茨所创立的“单子论”把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是同出一辙的，可见其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的贯通。
莱布尼茨指出，精神性的实体“单子”具有能动性，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单子，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10]整个世界的单子普遍联系、相互协调一致而达到动态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前定和谐”。莱布尼茨还说： “能动性是一般实体的本质”， “在自然的情况下，一个实体不能没有行动，甚至没有一个形体没有运动。”这跟朱熹对“理”“气”和“太极”的描写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如朱熹说：“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则未尝相离也。”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11]李约瑟指出正是朱熹的这种思想影响了莱布尼茨，使莱布尼茨成为第一个创立“有机哲学”体系的欧洲哲学家。
李约瑟还曾指出，
“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有机哲学常指普遍联系的、能动的、发展的、变化的，并在对
立和矛盾中达到平衡和统一的宇宙观，可见其充满着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但在欧洲的哲学传统中，向来是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占统治地位，尤其13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奉为真理，加之牛顿力学引发的机械唯物主义，使得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无人问津了。直至16世纪的天文学革命才出现了转机。莱布尼茨哲学的“前定和谐”命题，是自笛卡儿以来的第一个辩证法命题，李约瑟指出，它来源于莱布尼茨对朱熹“理”的研究。“他（莱布尼茨）的‘预先建立的’和谐说（虽然是用有神论者的词汇写的，但这是当时欧洲环境所必需的），在那些熟谙中国宇宙观的人，便不觉得陌生。万物之间，皆不相互施行作用，它们只在一个和谐的意志下共同活动”。在1687年《中国哲人之孔子》出版以后，莱布尼兹写信给黑林·赖恩腓尔称为“今年在巴黎发行中国哲学者之王孔子的著述”，其中《大学》《中庸》及《论语》均有朱子注的拉丁文译本。在莱布尼兹的《关于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先生的信》中，他巧妙地运用了朱熹关于理与万物关系的观点，说明有两种理：一种是普遍的，也就是上帝；另一种是特殊的，是每一个别事物的原则。所以理就是普遍的精神、理性或规则。莱氏在信中说，
“当中国人说，物的差别就在于粗细、散聚时，显然并不是说理或精神是物质的，而是说被精神赋予活力的事物被加进了一种更精细的、更能消散的物质。不难相信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渗透到理性内部，但至少这个人没说错。”[12]（Ｐ201—202）莱布尼兹在这里看到了“前预定和谐”与朱熹“理”相似，朱熹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而莱氏则以上帝为自然的单子做预设，这些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且朱熹思想中也讲和谐相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说莱氏的“前预定和谐论”有可能受到朱熹的“理”的影响。
三、儒学思想传入对欧洲的广泛影响
（一）与18世纪法国“理性时代”的联系及对其的影响
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启蒙运动①。对于朱熹“理”的传入，对当时法国“理性时代”的作用方面，西方哲学家写了许多论著。耶稣传教士们在翻译朱熹的“理”时，一开始用了“理
性”这个词，而近代的欧洲哲学中的“理”一般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古希腊，另一个是中国。朱谦之先生说：
“理性的观念是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希腊来的呢？我可以肯定的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而希腊总是用Ｎｏｕｓ或Ｌｏｇｏｓ这个词来解释“理”，中国的“理”则一直是ｒｅａｓｏｎ这个字眼。另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所提倡、呼吁的理性，不是Ｎｏｕｓ，而是ｒｅａｓｏｎ，这些推论在黑格尔的话语中就可以得到验证。黑格尔在提到中国传统概念中的“理”或“道”时，一直用的ｒｅａｓｏｎ这个字，这似乎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相同的出发点，
“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Ｒｅａｓｏｎ）”。
①启蒙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理性，通常人们所说“理性之光”。今天，也仍然有人习惯称之为“理性时代”。
在法国，笛卡儿首先提出和中国人一样的“理性”，他的理论中所表现的唯物主义倾向和“ｒｅａｓｏｎ”，使其在法国哲学中独树一帜，而笛卡儿学派怀疑主义的重要代表培尔则坚定认为中国哲学就是“无神论哲学”，断言中国社会是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无神论社会”。[10]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更指出：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性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清一色的无神者所组成的社会”是接着培尔的话，就是指的中国。[13]笛卡儿学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马勒伯朗士还写了一篇《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学者的对话》的文章，其实就是马勒伯朗士与朱熹的对话。其中，马勒伯朗士把中国哲学的“理”划定为无神论，并反对把“理”说成是“上帝”，认为“理”是离不开物质的（朱熹曾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也未有无气之理”）。[10]把“理”混同于物的观点实际上把“理”变成了可灭的东西，这种思想违背了“理”的原初涵义。但是，马勒伯朗士这种把理划为“无神论”的看法却比以前定位为“上帝”的思想前进了许多，也是西方对“理”的认识的一次飞跃。
由此可见，朱熹的“理”与欧洲所倡导的“理性时代”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也不尽相同。它恰在欧洲启蒙运动初期传入，为启蒙运动所吸收。中国哲学中的“理”与西方的“理性”在词意上虽是一致的，但在语义理解上却不尽然。西方的“理”一直没有摆脱“神性”的影响。
（二）对欧洲哲学家、思想家的积极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揭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黑暗及罪恶。但在启蒙运动中，哲学家更是将反对中世纪提到了无神论和自然论的高度，而中国的“理”的“无神性”恰巧对其做了一定的
思想补充。
另外，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 “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还说， “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由此可看出，他对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尊崇。同时，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的伏尔泰，基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开展启蒙运动的现实需要，对于中国的伦理道德大加赞扬，高称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因此，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提倡法国人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当然，伏尔泰出于反对宗教神学的意愿，对孔子等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赞扬很多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赞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并为启蒙运动的推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法国百科全书派也都或多或少地借中国哲学、宗教思想批判西方宗教的虚伪性，甚至借用中国哲学思想语言、口号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1]诸如百科全书中的主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著有《中国》和《中国哲学》两条，在这些著作中，狄德罗对于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及政治制度也大加赞赏。
如前所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说过中国文化中的“理”与其哲学思想极为相似，和自己学说互相说明。他承认自己的“二进制”与周易同出一辙，但许多研究者并不认为这种思想的萌发是受到了伏羲《易图》的启发，因其是在看到《易图》前发现的“二进制”规律，莱布尼兹是西方吸收儒学思想的主要哲学家，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他为例，客观地讲，儒学思想尽管引起了西方学者极大程度的关注，但应当认识到西方的一些哲学家更多地是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寻找可以证明自己观点和立场的论据，却并非受到中国哲学影响而创立某个哲学观点。当时处在启蒙运动的大时代下，它要求哲学家率先武装头脑，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赞扬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其改革的顺利进行寻找支撑，当时欧洲对于中国的儒学思想的吸收，多少也带有“工具性”的功利主义的色彩。
中国的儒学思想对欧洲产生影响的同时，中国文化对其社会领域的影响也在加深，如中国的元曲《赵氏孤儿》等艺术作品传入欧洲的社会，而在建筑领域里，主要产生的影响是使得欧洲出现了“洛可可”艺术和自由布局的“自然风致园”“英中式园林”。[11]
四、对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反思
通过对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思索，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学西传的文化意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得西方传教士深刻意识到其价值，不计辛苦地将中国典籍翻译为西方人可懂的语言，使双向的沟通变为可能，使得他们感触中国儒学对西方发展有重要作用，也认识到儒学的深刻内涵。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不免有失偏颇。
反思儒学的西传可使我们理性看待儒学西传的誉与毁。在欧洲，对于儒学的看法也并非众口一词、一片赞扬。有支持必然有反对，这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卢梭，对中国的文化一直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不留情的指出弊端。他认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珍宝。但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夷灭九族制度等，则是中国文化中的缺点。由此，我们也应该理性地、辩证地看待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及影响，不妄自菲薄地反之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也不妄自尊大地认为唯有东方文化才为至尊的圣典。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的差别，西方人所推崇的东方文化不免与“原生态”的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东学西传的意义，辩证地看待这些历史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儒学在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发生的儒学西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鲁迅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是民族的精华都能够被世界上所接受。儒学西传也是西方对中国思想的肯定与吸收。由此，笔者认为，任何民族应该借鉴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哲学成果，才可以更好更快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对于它国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拿来借鉴，扬弃的吸收，这才是进步与发展中民族的正确心态和做法。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承认不足，用前人的经验和他国的思想，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是符合发展规律的正确择决。它也告诉我们不仅要与时俱进，和本国发展相结合，还必须立足长远，放眼世界，回顾历史，这才是全面、具体的分析问题。应以历史的眼光，把当前放在其中来考察才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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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第68—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