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汉学：道教研究
郑天星
《国际汉学》1998年第2辑刊登了笔者于1994年写的文章《道教文化研究在俄国》。时至今日，俄国汉学中的道教研究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需要作必要的补充。
一 俄罗斯的道教研究简史
据《中国的传统文化（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诞辰一百周年文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一书所收彼得罗夫（V．V．Pertov）写的《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论汉学的对象、发展道路和问题》一文称，俄罗斯的汉学在其发展中经历了四个阶段。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为第一阶段，也即俄罗斯汉学的创始期。这个阶段的汉学研究者以俄罗斯东正教会传教士团的成员为骨干，他们大多是圣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大学培养出来的，也有自学成才的。他们直接受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和政府宗教管理机构——圣教院控制和领导，主要从事汉、满、藏文书籍的翻译活动，可以说只涉及了中国宗教文化的表层。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沙俄取得了向北京派遣传教士的权利。条约第五条规定：中国同意沙俄自条约签订之日起，每届可派遣传教士四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中国方面还应允沙俄派“学生”六名随团来华。从17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政府共派十八届传教士团和“学生”随员前来北京。
1808年第九届（1807一1821）传教士团来华，其领班叫亚金甫（Yakinf），自译中国名傅邱林（N．Ya．Biehurin，1777一1853），在北京留居十多年间到处钻营，结交清廷权贵和蒙藏上层，大肆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资料，有著作和译作多种。他回国时带回去大量汉、满、蒙、藏文书籍和各类文物，其数量超过前八届传教士带回的图书资料总和，并曾写过涉及道教的文章和书。1842年他在《祖国之子》杂志第11卷第5期发表的《老子及其学说》一文中称：“人民的宗教是由纯粹的哲学学说蜕化而来，道教的历史便是例子。”同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中华帝国统计集》一书中，他又写道：“老子的道教学说是和孔子学说对立的”，老子的继承者“渐渐脱离了老子的思想方式，构成了新的原理”，并创立了道教。
1818年8月，沙俄政府训令在华东正教会，规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沙俄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同年，刚改做传教士的原任外交部中文翻译——“传教的彼得”即卡缅斯基（P．I．Kamenski，1765一1545）被任命为第十届（1821一1830）传教士团领班，他于1815年把1673年满文版的《太上感应篇》译成俄文，并在1819年赠送给皇家图书馆馆长，1821年他又将该书节译本发表在《国民教育部杂志》第3期上。这届传教士团成员修士司祭达尼伊尔·西维洛夫（Daniil Sivillov，1795一1571）于1531年出版《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他还留下了《老子的道德哲学》手稿和《道德经》译稿。
第二阶段为奠基期，时间是19世纪下半期。其间俄罗斯汉学的研究队伍仍以东正教会传教士为核心。
1840年随第十二届（1840一1850）传教士团来京的瓦西里耶夫（Vasilii Pavlovich Vasilyev，1515一1900）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837年在喀山大学历史系东方语专业毕业，来京后学习梵语、蒙语、藏语、满语，致力于研究儒、佛、道三教，1850年回国，次年任喀山大学教授，1855年起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1866年起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于10年后当选院士，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他于187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4、5、6月号《国民教育部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长篇著作《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道教》。该著作阐述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是如何和老子的哲学相结合的，“道教的各种体系之间的共同关系，就在于反对儒教，并把一切不满现实的人联合在同一的旗帜下”，在神秘主义者伪造的老子学说中找到了这一思想基础。瓦西里耶夫在圣彼得堡创办了俄罗斯的第一所俄国汉学学校，并亲自拟定教学计划。后这所学校成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基础，培养出一批汉学家。1887年，瓦西里耶夫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历史资料：道教》，这本书提出了研究《道藏》经文的任务并指出了道学和道藏学的方法论基本原则。
其学生格奥尔基耶夫斯基（S．M．Georgievski，1551一1593）在其《中国历史的初期》（1885）一书中写道：“在《道德经》中，‘道’字用以标志太初的混沌，而理性是这种混沌所固有的”，“按老子的学说，这个可以看得到的世界的多样性并不是别的，而是永恒的、统一的、绝对的‘道’的生命的显现。‘道’是宇宙的物质，是宇宙的力，是宇宙的理性”。1888年，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原则》一书中认为，《道德经》的哲学学说远远超过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并反对黑格尔否认中国有哲学思想的说法。他还发表过《中国人的神话观念和神话》（1892）。波波夫（P．S．Popov，1842一1913）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他除研究西藏佛教外还出版过一本《中华诸神》（1901）。
第十三届传教士团（1850一1858）成员修士司祭奇维特科夫（Petr Tsvetkov）在185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报告书》第3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论道士的教派》的文章认为，老子是道教的奠基人，老子的道德学说和伊壁鸠鲁的学说有某些共同之处；文章还反对把老子学说神秘化。莫斯科东正教神学院教授格拉哥列夫（S．S．Glagolev）在他1901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写道：“‘道’是道路，又是这道路的遵循者，‘道’是万物所遵循的道路。”“‘道’不是由谁所创造的，因为‘道’自己就是永恒的存在。‘道’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是因，又是果……‘道’是万有的自然法则与万有的显现”；“万有的法则乃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的实现就是福利”。
19世纪70一80年代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L．N．Tolstoi，1828一1910）的思想和现实生活发生了“激变”，他同他所属的俄国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想在耶稣基督的教义和东方古代哲学，特别是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中去寻找生活的真理，企图以此建立自己的新生活。从1877年起托尔斯泰开始阅读和研究老子的著作，对老子发生了很大兴趣，并准备翻译《道德经》。1884年3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翻译老子，不能像我们所翻译的那样好。”1893年9一10月，他同波波夫一起根据德文译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1895年他校订了在俄国研究神学的日本人小西氏翻译的《道德经》。1910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编选的《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封面上印有老子骑着青牛的图，就在这本书里，他还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他把它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主张用“无为”对待一切事物。1913年他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一本题为《老子<道德经>或关于道德的书》。这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道德经》俄译本。
从20世纪上半期至60年代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的道教文化研究成果以大汉学家、翻译家阿列克谢耶夫（Vasilii Mihailovich Alekseev，1881一1951）及其弟子的著作为代表，应当说俄罗斯的汉学真正得以发展正是在苏联时期。
阿列克谢耶夫早年师从于法国汉学家沙碗（Edouard Chavannes，1865一1918），是苏联汉学的奠基人，他本人曾在1906一1909年和1912年两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收集到大量图书资料，著有不少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的著作，其中涉及道教的论著有《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佛教》（1919）、《中国民间宗教》（1929）、《中国民间绘画中的神和鬼》（1929）、《中国年画是社会的定购品和阶级的履行物》（1936）等，在其1925一1945年著作出版目录中还列有《试论<老子>的编纂》《论中国的宗教体系》《论欧洲汉学中的<易经>问题》《道教的超人说》《中国最高的龙崇拜》等。1982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文集《东方学·论文和文献》。他办起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所汉学学校。
他的学生中以楚紫气（Yu．K．Shuchtski，1896一1946）最为突出。楚紫气于1928年发表过《佛教中的道士》《道家经典<列子>研究》等论文，还翻译过葛洪的《抱朴子》，完成了《易经》俄译稿。他于1938年无妄身陷囹圄，经过汉学界负责人的努力，这部译稿于1960年才得以在莫斯科出版，只印了1400本。1993年由东方学所的科布泽夫（A．I．Kobzev）博士修订出版了第二版，由原来的423页增至606页，印数达10000册，满足了汉学界的迫切需要。还有一位叫弗卢格（K．K．Flug，1893一1942）的汉学家，于1930年在《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部丛书》第8卷第4期发表《道藏史纲》一文，1959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宋代中国印书史》。前者虽短，但是对道藏编纂史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后者则设专章论述了道教寺院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什库尔金（P．V．Shkurkin，1868一1948）在1926年《亚洲通报》第53期上发表了《道教概略》。驻华外交官彼得罗夫（A．A．Petrov，1907一1949）研究过王弼的哲学，193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论》。1946年马拉库耶夫（A．V．Marakuev，1891一1955）在《托姆斯克师范学院学术丛刊》第3期上发表了《阴符经——中国哲学史的一页》，此文附有译文和注释，还对国外的译注作了评论。
1948年华裔学者杨兴顺将《道德经》译成俄文，并于1950年出版，这是第二个《道德经》俄译本。第三个俄译本是由旅居巴西的俄国诗人佩列列申（V．F．Pereleshin，1913一1992）于1971年完成的，他青年时代曾在哈尔滨和上海居住长达l0年，此一译本是根据1949年郑麟的《古籍新编·老子》英译本转译的，用俄国诗律译出，对各章顺序作了较大的调整，1990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刊《远东问题》第3期将其译文全文发表。这位译者曾写诗把中国比做自己的故乡。1992年《外国文学》第1期发表了利谢维奇（I．S．Lisevich）的《老子：道德经》的俄译文。据报道，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鲍鲁什科（O．Borushko）的俄译本《老子道德经》。1999年圣彼得堡扁角鹿出版社出版了托尔奇诺夫的俄译本《道教：道德经》，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谢麦年科（I．I．Semenenko）的俄译本《老子：道中找到自己》。这样《道德经》共有七个俄译本。
从1970年起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开始召开“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学术年会，到1989年共举行了20次，每次会后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论文报告集1至2册。据统计，有五十余篇论文涉及道教史、道教哲学、道教与武术、道教与佛教、道教与儒教、道教与民间宗教、道教心理学等有关道教的内容。这反映在该所出版的文集《道和道教在中国》（1982）、《伦理和礼仪在中国》（1988）及个人的著译如波兹德涅耶娃（L．D．Pozdneeva，1908一1974）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家：杨朱、列子、庄子》（1967年初版，1993年改名为《中国贤人》）、波尔什涅娃（E．B．Porshneva）的《白莲教信仰是1796一1804年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1972）、波麦兰采娃（L．E．Pomerantseva）的《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司徒洛娃（E．S．Stulova，1934一1993）的《<普明宝卷>译注》（1979）、阿巴耶夫（N．V．Abayev）博士的《佛教禅宗和文化心理传统在中世纪中国》（1983）、马利亚文（V．V．Malyavin）博士的《<庄子>》（1985）、卢基扬诺夫（A．E．Lukiyanov）博士的《<道德经>：前哲学和哲学》等作品中（1989）。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汉学界并没有衰落停滞，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现，并抛弃了过去的教条主义。老一代汉学家有新作，年轻一代汉学家开拓新领域，依然保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传统。1991年以后苏联汉学开始步入后苏联汉学阶段，道教研究呈现出另一种别开生面的势头。
二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成果
（一）《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
1950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1957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杨超的中文译本。该书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对老子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综述。第一章概括了《道德经》思想发生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第二章介绍老子其人及《道德经》一书。第三章论“道”的学说的唯物主义本质。第四章论《道德经》的伦理学说。第五章叙述西欧资产阶级论《道德经》。第六章分析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和苏联对《道德经》的研究。最后是附录：《道德经》今译序和《道德经》今译。
该书作者杨兴顺（Yang Hsing-shun，1905一1989），华裔学者，浙江人，1933年毕业于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教师大学。1933一1939年在海参威远东中国列宁学校任教。1939年在共产主义专修班任教兼翻译。1941一1946年在全苏广播委员会任职。1948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兼任东方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曾以《<道德经>的哲学学说》和《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获哲学副博士、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哲学史论》（1956）、《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胜利奋斗史》（1967）和《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1984）等专著，并主编《中国古代哲学》（1990）。《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一书还被译成德文，于1955年和1959年在柏林两次出版。
（二）《祭祀、宗教、传教在中国》和《东方宗教史》
这两本书分别于1970年和1983年在莫斯科出版。前者484页，分6章，对中国古代宗教、儒家、儒教、道教、佛教、混合宗教作了论述；后者367页，分21章，其中用6章的篇幅（第15、16、17、18、19、21章）对中国的古代宗教、佛教、道教、佛教和藏传佛教作了介绍。
至于道教方面，第一本书放在第四章，通过21节的篇幅阐述了道教的起源、老子和道的学说、庄子和列子、道教的“无为”原则、道家哲学和道教宗教、中国古代神话、道家神话的变化、长生不死说、成仙的基本手段和方法、护身符和炼金术、占星术和占卜术、土卜、巫术与医学、道教宗教与黄巾起义、道教徒的神权国家、道教宗教与佛教、中国中世纪的道教思想和理论、“民间”道教和道教万神殿、神仙、道教的衰落与变化（第218一288页）。
第二本书于1988年出了第2版，416页，第17章为道教（第218一288页）。作者从道教的哲学，秦汉（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道教，农民道教性黄巾起义，道教教主的神权国家，道教关于成仙，道教徒的伪科学——炼金术、占星术、土占术、医学，中国中世纪的道教徒，道教的上层和下层及道教的万神殿等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道教的认识，说它把所有古代祭祀和迷信、信仰和仪式及所有神灵、英雄和仙人都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满足居民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称道教及其巫术、形而上学、众多神灵面向感情范围等特性，弥补了儒教的枯燥性和理性主义上的欠缺。
该书作者列奥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瓦西里耶夫（Lionid Sergeievich Vasilyev），193仃年生于莫斯科，1953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58年以《古代中国的农业关系和村社》（268页）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4年以《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问题：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物质文化和民族基础的形成》（398页）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任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成为高级研究员，1979年任教授，著作120余种，专攻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起源。现正撰写多卷本“古代中国”，1995年已出版第一卷《史前史：商殷·西周》，主编过几本有关中国道教的书，如《道和道教在中国》（1982）、《伦理和礼仪在中国》（1988）等。
（三）《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
1993年由圣彼得堡安德烈耶夫和子孙出版社出版。这是俄罗斯中国学研究中的第一部道教史专著。全书309页，由引言、正文二章、结论、参考书目构成。1998年由圣彼得堡扁角鹿出版社出版增订版。现根据他提供的博士论文提要简述如下：
“引言”概述了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及道教的史学问题。目的在于构建历史发展中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体系，深入研究道家和道教传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这一目的具体反映在以下任务中：分析道教研究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和探讨这些宗教哲学问题和可能性途径；阐明道教教义和宗教哲学基本论点的内容，确定道教的特征和道教最重要的世界观特点；按历史顺序考察道教学说演变的主要阶段；提出科学论证的道教的历史分期；确定哲学在道教学说中的地位。
关于道教史学，作者认为道家和道教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一宗教学说，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惟一土著宗教派别：1．在俄罗斯宗教学中，对道家和道教这一完整学说研究得很不够，综合研究这个中国重要文化现象和专著性描述也没有（杨兴顺的研究只限于道家的个别方面如古代哲学、宇宙观、道家与艺术的关系等，并没有对道家进行完整的描述和思索），也没有专门研究道家的历史，评价道家经典的译著也没有。至今尚没提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史的标准教程，大学的东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带有欧洲中心论性质；2．本书提供了根据原著来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宗教学材料，对道家和道教的历史发展，在俄罗斯学术界必须充分认识道家和道教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具体同期阶段的功能。分析道家和道教的产生、形成及发展的基本点有助于界定道家和道教在中国精神文化和传统社会思想历史中的作用；3．本课题的迫切性和克服国内外历史哲学学科中某些错误的一成不变的观念，如道家和道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形成一种观念，认为道家作为“纯”哲学学说的形成最早，只是到后来即20世纪初才蜕变成充满巫术、万物有灵和迷信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好像蜕变为与早期道家“高级理论”相对立的宗教。本书把道家和道教的哲学宗教方面作为两个相关的水平来探讨，证明宗教水平在早期道家哲学中的作用和晚期道家经典的哲学价值。按史学发展，先后从事这一研究的有瓦·帕·瓦西里耶夫、列·谢·瓦西里耶夫、斯皮林、科布泽夫、马利亚文、波麦兰采娃、格罗霍娃。
第一章《道教研究的基本问题》专门探讨道教的哲学和宗教及其历史的主要方法论问题：1．道家与道教的统一；2．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3．道教与民间信仰；4．道教与国家；5．发展规律：道家与道教；6．道教与炼丹术在传统中国；7．道教学说的总评价；8．道教中的宇宙起源说与宇宙论。
第二章《道教史的概念》科学地描述了道教从形成到现在的主要历史阶段：1．道教的起源问题；2．前帝国和早期帝国的道教；3．公元2一3世纪的天师与道教教会；4．公元4一6世纪天下分裂时期的道教；5．唐宋时代的道教：混合与变形；6．道教的“改革”及其后果；7．公元14一19世纪的晚期道教。接着概述道教从辛亥革命至今的情况。
本书有不少新意：1．探讨了道教研究的一般问题；道家和道教传统的统一问题；合理地认定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道教与传统中国的国家、民间信仰的关系；对道教在发展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传统科学形成中的作用等问题都给予了科学的论证；2．探讨所谓道家和道教相互关系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3．以道教的宇宙起源说和宇宙论观念为例，分析了道教世界观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早期道家宇宙起源体系的结构；4．分析了道教的起源、中心宗教学说的基本内容——关于获得长生不死的学说；5．首次在俄罗斯提出从观念上论证和描述道教的历史及其分期问题；6．把国内学术中未研究过的中文原本资料引入科学流通。
作者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尔奇诺夫（Yevgueni Alekseevich Tortchinov），汉学家（专攻中国佛道教研究）。自取中国名陶奇夫，1956年生，1978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1981一1984年在列宁格勒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工作，1985年以《葛洪的<抱朴子>是历史民族文献资料》获哲学副博士学位并到东方学研究所从事道教研究。1990一1991年在中国进修，其指导教师为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1993年l0月获圣彼得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他曾发表过大量涉及道教与科学、道教的历史分期、道教与国家等方面的论文，如《传统中国的道教和炼丹术》（载1992年版《彼得堡东方学》2号）等，曾翻译并分析过道教经文或片断，如《悟真篇》《抱朴子·内篇》《阴符经》《参同契》《三天内解经》《太平经》。还翻译出版了《<悟真篇>译注》（1994）、《性命法诀明指》（1993），计有著述30余种。现任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东方宗教史教学，近作有《世界的宗教》（Rerigii Mira/Relgions of the W0rld）（圣彼得堡1997年出版）等。
（四）《<悟真篇>译注》和《性命法诀明指》
《<悟真篇）译注》一书作为“东方文化作品”丛书第1辑的一种由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于1994年出版。《悟真篇》由宋代道士张伯端（984一1082）写于熙宁八年（1075），宜扬内丹修炼和道教、禅宗、儒教“三教一理”思想，张伯端被道教奉为南宗和紫阳派的祖师，称“紫阳真人”。这部著作，后人翁葆光、载起宗、董德宁、薛道光都作过注疏。这部俄译本选用了董德宁的注本《悟真篇正义》。译者认为董本曾参考过他人的注本，因此比较可靠。俄译本是继美国戴维斯（Tenney L．Davis）和赵云从的英译本（1939）之后的第二种西文本，不过俄译者认为，戴、赵的译本质量不高，注释中有不少错误，再说他们不明内丹而用了外丹语言，实际为转述本，但前言写得不错，特别分析了张伯端的生平，还提供了有关方面的材料，具有一定价值。俄译本前面有长篇关于道教长生不死学说的导读文，此外译文中还吸收了《道藏》中的版画以及明清时期民间画60余幅。译者写道，《悟真篇》是专门阐述道教内丹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的经典，内丹常被译为“道教瑜伽”，心理训练的复杂综合体，旨在达到道教的最终目的（成仙）——长生不死、圆满和与万物统一。内丹训练被积极用于当代气功。气功权威常视张伯端这部作品为气功的经典之作。从译文上看，译者把董德宁注本的自序及其“外篇”删去不译，对董注本作了技术调整，略有增减。书末附有参考书目：中文资料，俄文图书与翻译资料，中文、日文、西文资料。
译者在导读文中阐述了这么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说“成仙”是道教核心宗教学说，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古代宗教信仰有什么关系，佛教传入后对道教的成仙说有何影响，成仙说形成的主要阶段。此外还要研究仙道即成仙途径，这自然要把成仙与道教的内丹外丹联系起来，提出了诸如：1．炼丹术的界定；2．炼丹术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3．炼丹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与道教的关系；4．中国炼丹术与其他地区的炼金术形式（印度和阿拉伯）的异同之类的问题。综合了英美学者对中国炼丹术的研究成果（如英国的李约瑟和美国的席文教授）。
《性命法诀明指》是从伦敦1970年版英译本——Taoist Yoga：Alchemy and Immortality转译成俄文的，199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英译者是华人学者陆宽昱（Lu K’uan-yu，1898一1979），英译的中文书名是《道教瑜伽：炼丹术与成仙术》，实际上英译自赵避尘的《性命法诀明指》一书。这本书共十七章，俄文本有译者写的长篇导读文——《道教和心理训练的传统中国体系》和原英文版序言，其他各章与原中文本大致相同，书末附有已故俄国女汉学家司徒洛娃所写的长篇论文《道教的成仙实践》（1954）。
（五）《道教伦理学》
这本书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M．L．Titarenko）于1993年负责编辑出版的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的精神及历史文化遗产的著作。
全书除引论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道教是哲学—宗教学说》：1．道士的哲学一宗教学说形成史；2．伦理学与道教的艺术：（1）自然哲学基础；（2）认识论基础；（3）宗教基础。第二章《道教的原则与伦理学基本范畴》：1．道教伦理中的“美”；2．伦理学范畴：（1）“道”是伦理学范畴；（2）“自然”“气”是伦理学范畴；（3）“气”是伦理学范畴；（4）“阴阳”的对立是伦理学范畴；（5）“神”是伦理学范畴；（6）“朴”是伦理学范畴；（7）“质”是伦理学范畴；（8）“真”是伦理学范畴；（9）“拙”是伦理学范畴；（10）“一”是伦理学范畴：（11）“去”是伦理学范畴：（12）“虚”是伦理学范畴；（13）“淡”是伦理学范畴。第三章《伦理学中的艺术家、创作和艺术》。 第四章《道教的生活方式》。第五章《艺术实践中的道教伦理学》：1．道教与中国艺术文献：（l）道教与中国艺术散文；（2）道教与中国诗歌；2．道教与中国绘画；3．道教与中国建筑；4．道教与中国书法；5．道教与中国的实用艺术。最后是书中所见中国伦理学和哲学基本概念和术语（由谢·罗·别洛乌索夫（S．R．Belousov）编成）。
本书根据实际材料及所吸收原著和故事性资料探讨道教的哲学——中国古代思想最深刻又神秘的方面，部分材料专门详细考察了道教观点体系中的伦理学范畴。此外作者还回溯地探讨了诸如道教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现代思维风格、道教的伦理理想及其对中国艺术和民间创作的影响等问题。
本书作者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里弗佐夫（Viadimil Alekseevich Krivtzov，1921一1985），1940一1941年参加苏联红军，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0一1968年驻华大使馆官员，曾任上海总领事，1968一1985年任苏联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著有专著《古代中国的伦理思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1963）及论文《中世中国的伦理观点》等近40种。后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其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在逐字逐句地对文稿进行加工，最后一章没有写完，来不及对稿件作复杂的编辑并指出引用著作的脚注，便去世了。为纪念他，远东所的部分同仁对其文稿进行了整理，并作了必要的注释和索引。
（六）《中国晚明的宗教运动：意识形态问题》
199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220页，全书由引言、正文四章和结论组成。
“引言”指出，宗教运动是社会变革中人类永恒愿望的一种普遍表现，它期望有幸福的结果，相信这种事件发展的最高预定性，但这类渴望和信仰的组合从古代社会到今天这几千年具有巨大的多样性特点。千百年来，民间教派传统依靠自己的形而上学和充满巨大潜能的末世论曾是经常喷发的岩浆，它时而在灰层下不显形地流动，时而向外喷出，给现存的秩序和习惯意义上的价值体系构成威胁；同时宗教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多角度地研究这种现象，不阐明它的类型，就不可能完整而准确地勾画出传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状况。
第一章《宗教运动研究史》回顾了世界范围内汉学家研究中国分裂教派运动的历史过程，重点放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涉及中国、法国、荷兰、英国、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著名学者，其中尤为重视加拿大学者奥弗迈尔（欧大年）、美国学者纳奎茵（韩书瑞）、中国学者李世瑜和喻松青的著作。作者指出，研究教派运动的专家有待于考察运动传统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需要把这一现象的根本特点、普遍得救思想、制度化倾向，从和平虔信主义到武装暴动的自然性等方面同与此相适应的心理定向和理论标准联系起来。
第二章《宗教运动史上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共分“佛教与宗教运动之形成”“宗教运动的道教根源”和“宗教运动末世论的起源”三节，认为儒、佛、道三教都对宗教运动的形成有影响，任何宗教运动都有潜在的造反种子。
第三章《教派运动的宗教信仰体系之形成（15一17世纪）》分“明代统治前半期的宗教文化形势”和“宝卷在分裂教派教义发展和形成中的作用”二节，指出晚明中国社会的精神推动因素既存在于高级文化圈中，也表现在小传统中，宝卷是教派运动表达自己宗教观念和目的的最成功的形式。
第四章《运动在和平时期的宗教积极性：过渡到起义》，强调教门的宗教积极性呈多样性形式，同时维持了自身教义的主旨和价值，借虔诚活动和祈祷得救转向以武力得救是通过统一的宗教教义计划出来的。
“结论”部分表述了对中国宗教运动的总看法，认为它的生命力和长期性在其形成五花八门的原始宗教观念的情况下，教派的宗教教义中必然有作为得救教义的主要思想核心，并符合人的存在需要，这就使这些运动成为晚明中国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本书作者叶卡捷琳娜·鲍莉索夫娜·波尔什涅娃（Ekaterina Borisovna Porshneva），生于1932年，1955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年以《白莲教会领导下的1796一1804年人民起义》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92年以这部著作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莫斯科东方学所高级研究员，被学界誉为“研究中国教门历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她著有《白莲教信仰是1796一1804年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1972）、《中国中世纪起义农民社会行为的情绪和动机的某些特点》（1973）、《论实现儒家道德理想于“清官”概念中》（1977）、《论“邪教”概念》（1978）、《民间教派的社会作用及其解释理论》（1981）、《中国千年王国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1981）、《19一20世纪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1981）、《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运动的思想》（1982）、《论“功夫”在民间宗教运动中的地位》（1986）以及《论混合主义教派中的一个礼仪经文》（1987）等论著40余种。她的这部力作得到科学院通讯院士米亚斯尼科夫（V．S．Miyasnikov）的高度赞赏。
最后结合谈民间宗教，有必要对另一位研究这方面的汉学家弗拉基米尔·维亚切斯拉沃维奇·马利亚文（Vladimir
Vyachslvovich
Maliyavin）作一介绍。他生于1950年，自取中国名马良文。1972年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到1988年。曾在新加坡（1972）、日本（1982）、中国（1988）的大学见习过。1977年4月以《公元3世纪中国的强大王朝和思想斗争》一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88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民俗研究，曾师从于北京师范大学张紫晨教授。苏联解体后转入远东研究所
工作，从事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著译有《阮籍》（1978）、《古代帝国的灭亡》（1983）、《庄子》（1985）、《中世纪与近世之交的中国民族》（合著1987）、《旧中国的格言》（1988）、《东亚各民族年度习俗和礼仪》（合著1989）、《孔子传》（1992）、《论中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宗教方面》（1981）、《再论中国分裂教派运动的本质》（1985）、《20世纪中国的混合宗教：传统与后传统》（1987）、《论传统文明中民间宗教概念之界定》（1988）、《佛教与中国传统：关于中国思想混合主义形成问题》（1988）、《中国的传统信仰与混合宗教》（1991）以及《关于中国财神的起源》（1993）等论文，计有著述近百种。现正撰写专著《宗教在现代中国》。
马利亚文1993年来华作短期学术访问，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部分专家学者有过座谈。1994年该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公开发表了他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中国民间宗教当议》。他认为把民间宗教界定为“民间秘密宗教”不大合适，因为这种界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应称之为“混合宗教”，它们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佛教、儒教和道教）基础上和宗教意识世俗化过程中形成的。晚期的“民间宗教”应视为某种文化形态的表现，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社会中和文化中起了双重的、特殊的、自相矛盾的作用。民间宗教是与传统分不开的，但它又是传统的继续，传统的折射物。在20世纪，民间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制度的解体使之丧失了反对派的角色。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他的长篇论文——《诸混合宗教的现象在中国》（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刊《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和第2期）中。1996年去台湾讲授中国宗教史。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的民间宗教或混合宗教，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七）《老子早期道家哲学》
1991年莫斯科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64页。本书探讨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家（公元前6一前5世纪），研究了道家的前史和老子的道论，分析了老子的《道德经》经文，从复原中国天下及其和谐的宇宙开创论法来考察道的“物质”“精神”“理想”的范围，根据《道德经》及其相似作品来构造老子的传记。本书依据《道德经》《大学》《易经》《列子》《论语》《淮南子》《庄子》《山海经》《诗经》《书经》等中国经典来分析道家哲学，其中《易经》和《道德经》的资料占有相当的比重，按照“道家的历史哲学地位”“道的概念”“《道德经》不是“废物堆积”，三大问题来展开，认为《易经》对《道德经》起着某种哲学入门的作用。
通过论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儒家和法家，都反映在道家的起源及其古代世界观系统“黄帝一老子一庄子”中。道家为自己取名（或者被给予）为道，而道则是整个古代中国哲学文化的象征。所以，如果把儒家和法家视为纯中国学说，那么道家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哲学，通过道开辟了联系其他民族哲学文化的世界观渠道。在儒家和法家存在道的情况下，自印度而来的佛教通过道家扎根于道教概念系的土壤中。道家植根于神话一礼仪禁忌化的氏族意识。这种意识的再生机制完全建筑在客观的、阴阳循环的宇宙和天下的协调基础上。天下所有自然和人类的体系都是按道的节律调整的，并在自己的循环中再生道的物质、精神和理想。所以，拥抱天下并把它调整到统一的生活方式上，按照统一式样开展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精神的生活。整个天下就是一个物质的、精神的、理想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统一的意义内容及每一瞬间和每个空间的价值。
作者安纳托里依·叶弗根涅耶维奇·卢基扬诺夫（Anatolii Evgenevich Lukiyanov），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其他著述还有《东方哲学的形成（古代中国和印度）》（1986）、《<道德经>：前哲学和哲学》（1989）及《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老子自传片断）》等论文，论述了道家的起源。
除上述比较著名的汉学家外，20世纪90年代末又涌现出两位研究道教的年轻汉学家。
一位是谢尔盖·费拉季米罗维奇·费洛诺夫（Sergey Vladimirovich Filonov），1962年12月生于白俄罗斯，1989年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主要专业是“东方语言和文学（中国语言学）”，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哲学系完成见习。1995一1997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言教研室读研究生。1999一2000年在该校哲学系东方哲学和文化学教研室进行系统深造并通过了关于“宗教哲学”专业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道教宗教传统形成的早期阶段（根据《道藏》资料）》，指导教师是叶夫根尼·阿列克谢维奇·托尔奇诺夫教授。现任阿穆尔国立大学汉学教研室副教授，著述有20余种。学术兴趣是道藏的形成史及其结构原理、道教早期礼仪和信仰经文、文化生态系统的道教寺院。在大学教授的课程有汉学导论、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学说史、道教学导论、中国语言史和文言文语法基础。该大学地址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布拉戈威申斯克市（旧称海兰泡）。
这里着重介绍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道教宗教传统形成的早期阶段（根据<道藏>资料）》。这篇论文由导言、正文四章、结论、参考文献、八个附录组成。
“引论”论证题目的现实性，揭示它的对象、目的、任务和年代范围及方法论基础和基本史料，认为欧洲汉学对《道德经》和《庄子》所反映的道教哲学的反论（Paradox）之兴趣计有数百年之久。自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在19世纪上半叶和法国汉学大师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一1945）在20世纪中叶发表了道教著作后，学术界已意识到研究道教的迫切需要性。研究道教的哲学和宗教内容直接同把史料引入科学流通相连。道教经文的主要汇编是包括有5500卷的《道藏》，但它们没有注明产生日期，也没有经过鉴定，因此复原《道藏》的早期历史具有特殊重要性，分析它的结构原则和突出其在道教教义形成时期的全部经文，所有这一切有助于建立可靠的史料基础。研究《道藏》对于研究道教的文化学问题具有特殊意义，这样就可以促进弄清道教传统的共性和特性，确定它在中国书籍史、中国思想史在中国精神文明结构中的地位，而研究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在于俄汉学家迫切需要进一步获得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
关于科研程度问题，作者认为这种研究具有综合性质，所依据的是国内外专家的道教著作、中国书籍、图书目录史及直接涉及《道藏》历史和结构的作品。瓦西里耶夫于1887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史资料：道教》就提出了研究《道藏》的任务并指出道学和道藏学的方法论原则。到了科学院院士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时，汉学有急剧飞跃，把俄罗斯的道教研究提到了与当代学术相适应的高度。他的学生弗洛格（K．K．Flug，1893一1942）、楚紫气开辟了诸如道教史和道书史的科学方向。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专论道教的集体专著《道和道教在中国》（1982）。稍后又产生了两种与《道藏》相联系的著作：其一是科布泽夫（A．I．Kobzev）、莫洛佐瓦（N．N．Morozova）和托尔奇诺夫（Ye．A．Toehinov）合著的论文《道的宝库》（载《亚非人民》1986年第6期），他们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木刻本《道藏》进行图书目录记述，从而保证进一步研究道藏成为可靠的术语学和研究的基础；另一种著作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孟列夫（Aev Nikolaevich Menshikov，1926一）于1988年出版的《东方文化中的手稿书》，内有长篇《公元一千年中国的手稿事业》，阐述公元首千年末道书收集品的历史并显示出道藏学方法论的范例。他的弟子托尔奇诺夫翻译和分析了不少道藏作品。
论文所述及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至于论文所用的方法论证用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原文是第一性的，解释是第二性的，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分析的可能性并使之成为后来历史语言译注的基础，进而成为宗教学、文化学或哲学性的引证解释。
研究的史料基础是反映六朝时期道经历史、陆修静的生平，评价道藏分类原则历史的道教自我意识。第一章是《确定道经原概念及其历史分期的方法论角度》，分析研究道教宗教哲学传统形成问题的术语学、年代学和史料基础问题。第二章是《道教书面传统历史中的早期阶段》，分析《汉书》中“道家”项目的出现与内容的历史，以及突出以这种搜集品（《道德经》和《庄子》）的保存文献为代表的最重要的范畴和概念。第三章是《六朝时期道教宗教运动书本搜集品的形成》，以4一5世纪最大的道教运动——上清和灵宝的收藏品，阐明道教宗教作品的形成和传播。第四章是《建立系统收集道教经文（早期<道藏>）》，考察与最初道藏的出现及其标准结构的形成相联系的基本倾向和问题。“结论”中对研究作总结，形成主要结论和论点。“附录”中把列举论文中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具体化和说明，并译注几个道经：陶弘景（456一536）《真诰》（19和20卷）、《道教义枢》片断、《云笈七签》片断以及描述上清经和灵宝经内容和反映论文答辩者企图确定早期道教与《道藏》和《云笈七签》中所保存作品的关系。最后以文字索引完成该论文。
除副博士学位论文提要外，他在2000年6月访华过程中还提供了自己三种专著的详细计划，下面将其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1．《白云观的碧绿光辉》，主要内容是：（l）引言：《道教寺院是中国文化的非口头经文》；第一章：《道教寺院传统的起源》；第二章《道教寺院的早期历史》；第三章：《白云寺院的历史和生活》；第四章：《白云寺院的回忆》；结论：《当代中国道教修道发展的一些趋势》；附录：中国最大道教寺院表，包含道教寺院史料的经文。
2．《从<道德经>到<道藏>：道教书籍搜集的早期历史》，主要内容是：引言：《阐述作者的意图，简述所谈问题的历史学》；第二章：《道教文字传统史的早期阶段》，分析《汉书》中“道家”项目的出现和内容，以及划分出以《道德经》和《庄子》这类收集品保存文献所提供的最重要范畴和概念；第三章：《六朝时期道教宗教运动书本搜集品的形成》，以4一5世纪最大道教运动——上清和灵宝为例，阐明道教宗教作品的出现、传播和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附录有三个：陶弘景论上清书籍汇编的历史（翻译《真诰》的片断）；上清经文的秘传历史（翻译《道教义枢》片断）；灵宝藏经文的登录；第四章：《道教经文系统（早期<道藏>）的建立》，阐述《道藏》主要部分的出现，解释《道藏》结构原理问题，并附有道藏概念（翻译《云笈七签》片断）；结论；参考文献。
3．《<道藏>：形成问题（唐代以前）》，这本专著的计划最为详尽，分引言、正文六章、参考书目和附录。引言谈研究的方法论范围、道教和《道藏》的研究程度；第一章：《确定道经原概念及其历史分期方法论角度》；第二章：《道教文字传统中的早期阶段：“道家”的经文》；第三章：《最早的道教经文》，主要指《太平经》《老子变化经》《化胡经》和《三天内解经》；第四章：《天师学派及其在道教书籍汇编形成中的作用》；第五章：《道教及其文字传统发展中的新矢量》；第六章：《<道藏>的系统收集》；结论：文献图书目录表；附录：《道教宗教和哲学经文选译》。
另一位年轻汉学家是华裔女学者温健（Wen Jian），1972年2月生于四川，1994年布拉戈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现为阿穆尔国立大学汉学教研室创立人之一。1997一1999年曾在北京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进行过见习。
1997年在阿穆尔国立大学读研究生。2000年2月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通过历史学副博士学位答辩，论文是《道教：现状和发展趋势》。这方面的著述有十种。积极从事教学活动，举办讲座和编写汉语教科书及学习参考资料。其学术兴趣领域是19一20世纪的道教史，研究中国在形成信仰自由方面的现行政策、当代中国的道教寺院，同时参加汉学教研室的计划《中国文明的宗教方面》。
这里根据其提供的副博士论文《道教在当代中国的状况和地位（20世纪80一90年代）》提要作一概述。全文由引言、正文三章、结论、参考文献和附录组成。
引言论证题目的迫切性，包含着它的历史学，确定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年代范围，概述论文的史料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认为道教是中国汉民族的民族宗教，它是古代神话、萨满教礼仪综合体、宗教和宗教哲学学说相互作用和混合的结果，在自治宗教派别——正一道、上清派和全真教制度化基础上产生，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研究道教能更好地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预测中国政治、思想和国家管理变化的进一步发展，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和扩大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道教这一社会机制在发展传统中国文化（文学、造型艺术、书法、音乐）中的重要作用。论文的年代范围涉及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从“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党代会到90年代末。研究的史料是已发表的各种资料：官方文件、道教团体的文件、统计资料、地方媒体的材料、个人的田野考察资料（北京、四川、福建、黑龙江及在俄罗斯布拉戈威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工作的中国公民）。该研究的目的是指出道教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时期内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揭示道教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评定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人关于宗教问题的政策，显出道教和中国文化传统相互关系的机制，考察道教发挥功能的社会水平和组织形式，指出道教组织的作用，评定当代道教教义，阐明道士的斋醮科仪活动，突出道教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基本变化。
第一章《中国对道教的国家政策》叙述中共现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宗教组织（特别是道教）的政策，认为与中国最近代时期相比，它的最重要特点是宣布和从法律上巩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承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镇压政策是错误的，意识到宗教存在的客观性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取消之。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促使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包括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国家领导人力图在内部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及其在对外政策中利用宗教的影响，在与道教的关系上，赋予文化学、科学应用和慈善方面以最大的意义。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化，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将越来越与国际标准相适应。
第二章《道教机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察道教教义、礼仪活动和个人宗教实践的基础、评定道教发挥功能的水平和形式。认为道教教义虽有其固有的无定形性和多态性，但它仍是完整的世界观体系，打下了道教信徒在当代中国活动的主要原则。我们划分出三个基础性根源，它们在演变过程中完全变成“全道教的”教义：早期道教思想家的学说，中国民族的古旧信仰、祭祀和实践，关于可能求得永生不死发展成为成仙学说的当代观念。除了“全道教的”教义外，还有在中国的道教正统派别，它们具有教理差异，进而决定了其不同的定向性：教团性是正一派，个人主义性是全真派。
第三章《道教和社会》考察道士的社会服务和道教与“全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不可分割部分，道教的宗教机制继续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极重要影响。道士的社会服务不限于礼仪活动，他们还参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国民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国家社会计划，进行慈善工作和从事自然保护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很关注与道教宗教组织的合作，力求利用它们的威望和影响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同时道教组织自身也努力通过使道教适应现代条件来巩固自己的非宗教联系。
结论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总结。认为20世纪50一70年代道教所表现的生命力及其现在的高涨是因这种宗教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造成的。研究状况再次证明，道教作为社会机制是中国社会的固有部分，而道教文化是全中国传统的基本根源之一。因此，道教依然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的极重要方面的巨大因素。中国领导人的现政策有助于加强道教的社会重要性。不了解和不估计它的作用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不可能认真议论关于西方和东方的对话。自17世纪俄罗斯和中国成为邻居后，它们的命运就有分不开的密切关系。从那时起，建立和经常发展各方面接触是两国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方向之一。
没有对建筑在深刻了解两国人民的精神遗产和传统的基础上的相互理解，要建立长久可靠的关系就是不可能的。笔者期望，所提供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将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论文题目笔者曾发表过如下作品：1．《有机自然论概念对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影响》（1997）；2．《论中国的道教学派状况》（1997）；3．《香港的当代道教》（1998）；4．《论中国道教寺院的行政经济体系》；5．《中国的认识论：传统和当代》（1999）；6．《道教和文化革命后宗教领域的中国国家政策的一些问题》（1999）；7．《传统中国医学理论中的有机自然论概念》（1999）；8．《道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传统和当代》（199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转载于《国际汉学》2003年第2期，第193页—2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