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见证与“富信佛、穷信主”
在开端，老夫切愿声明：吾人绝无歧视下层民众的意思，相反，老夫对一些传教人员忽悠底层民众十分反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飞速增长，举世瞩目，早已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并时刻觊觎世界龙头老大---美帝国主义。
比GDP增速更快的的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天主圣教从十六世纪末传入中国，至今信徒未超过一千万。基督新教（中国还有一部分人自称是“基督徒”，而不属于任何教派，但统计时把他们算在新教内）从一八〇七年传入中国，至一九四九年仅有七十万信众。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基督（新）教却呈几何级数增长，据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披露：中国基督教徒数量总体估计为2305万。但实际上中国的基督（新）教人数可能达到七、八千万之巨。其增长速度，要甩出中国的GDP增幅几条街。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出现井喷态势呢？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圣灵充满”，一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也符合这种歪理邪说。老夫认为：说基督教发展得快是因为“圣灵充满”，实在是荒诞不经。大陆沦陷前的一百多年，众多外国差会的传教士把毕生精力，甚至生命献给了中国的福传事业，在传教的同时，又在中国兴办办医院、学校、孤儿院、瞽童学校等慈善机构，也没见到“充满圣灵”。反而这几十年中国“基督教会”近乎百分之百的走基要主义路线，就 “圣灵充满”了？可见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是实打实发展迅速啊，这是何故？且听老夫掰扯。
先说一下中国的人信仰基因，陈丹青老师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过：“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中国的信仰就是：去TMD，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 与陈老师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有一年《南方人物周刊》曾对中、印两个国家的国民进行了一下对比，该刊记者刘子超的文章《我在东土 你在西天 中印交流的样本》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功利主义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否给今生今世带来具体可见的结果，成为检视它的唯一标准。但在印度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问题。”
陈老师和刘记者都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活得相当“现实”，绝不敢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称之为 “永生”）。所以，自古以来，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并不多，特别是汉族人，比例更少，。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不可知论者，这与印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基督宗教在大陆传播缓慢的原因。那个年代“小姐”还是大家闺秀；“美女”还是稀有族群；基督宗教不是革命党，不能给你带来田地、房屋；信仰也不是成功学（老夫戏称之为“牛X学”），不会让你在现实牛B哄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陆恢复了有限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此时传教人才匮乏，外国传教士早已被当成“帝国主义分子”被驱逐出境。面对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热心的传教人士发明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福传模式”，那便是“见证”。先请诸位欣赏某年七月二十八日《南方周末》中韩东的《信仰不是空谈》一中的一段话： 底层民众倾向于基督，这也不是我乱说。多年以前，我曾经下放过的那个村子上的一个小姑娘来南京，问起当地的情况，她说：“我们现在信牙素。”她说的是方言，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突然醒悟，“牙素”乃是耶稣也。我问：“信牙素干什么？”小姑娘说：“信牙素能治病，信了病就好了。”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61
韩东（先生？女士？）生动地记述了一位被人忽悠进教的乡村小姑娘。寥寥数笔，将一些“基督教会”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们劝人信教，不是说：“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而是说：“美国为什么那么富？那是信耶稣信的！”。不是说， “你要背上十字架，跟耶稣走苦路”。而是说，你信耶稣了，保你一顺百顺！你有病就会好了。你看张三或李四，得病快死了（或已经死了），我们为他（她）祷告，他（她）就好了。 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走访一下附近的“基督徒”，这样的“见证”比比皆是。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可验证我这种说法，蓝皮书指出：“调查亦显示基督教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的信徒占到了68.8％。”也就是说近七成人信教不是为了“追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而是抱着功利性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披上基督的外衣而已, 耶稣基督，对于他（她）们而言只是“十字架上的观世音菩萨”。与吾主耶稣基督的训诲已是渐行渐远。 韩东（先生？女士？）在文中还提到当今社会的“穷信主、福信佛”的现象，但韩老师没分析出原因。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的一些寺庙和一些基督新教的传教方式完全一样，只是“市场定位”不同。一些商业化较为严重的寺庙放弃了“四大皆空”的教义，向官员大款许诺，给寺庙多少钱，佛祖菩萨就会保佑他们升官发财，我们辽宁的“歪脖老母”所在的青岩寺就是如此。
而一些基督宗教则走的是下层路线，面向低收入、低文化群体的人士作各种“见证”，吸引其入教，很显然，“基督教会”的市场要远远大于“歪脖老母”,。因为中国的穷人远远多于富人。
当然了，这类“见证”似乎只在中国大陆有效，而不是放之四海皆准，不能用它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不信教的民众。盖每个民族的习性不一。
保禄宗徒不是总结说：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格前：一“廿二）吗？保禄宗徒早年向希腊人传教就不太顺利。希腊人是非常有理性的，他们爱好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先哲们遗留下来的“智慧（σοφία）”，当保禄在雅典的宣讲死人复活的时候，那些人并不感冒。但我们知道，今天的希腊人普遍信奉吾主耶稣，希腊的国旗上甚至有十字架图案。古希腊文化曾经浸淫过的主要城市如亚历山大利亚、安提约基亚、君士坦丁堡等，无一不曾是基督宗教的重镇。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归功于古代东方的教父们，特别是初期的教父们，如亚历山大利亚的奥利振、圣依勒内、凯撒利亚的大巴西略、尼撒的大额我略、亚历山大利亚的圣格莱孟等等，不胜枚举。教父们用希腊哲学手段解释福音，使人们知道来自天主的上智（σοφία）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你看东正教的很多教堂就叫做“上智大教堂（音译成索菲亚大教堂）”，教父们还用希腊哲学的手段厘定一端端的信理，如“三位一体”、“两性一位”、“天主之母”等等。
但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另一番的土壤环境了。
因为中国人缺乏古希腊人的理性及科学素养，一直对“格物致知”不感兴趣。尽管近年来大学拼命的扩招，但中国人的科学素养还是不高。 面对这样一群既缺乏科学、理性素养，又缺乏宗教素养的人群，用向犹太人宣讲的“复活”显然不能打动他，用向希腊人传教的哲学语言显然也不能打感召他。但这个产生过义和团、红卫兵民族有个特点，很习惯于“罐头思维”。“罐头思维”是英国学者斯泰宾在《有效思维》提出的。斯教授认为：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对待习惯于”罐头思维”的人群，“见证”显然是一个传教的利器，正如我在前文所说，你如果到他们的团体中呆上二十分钟，他们八成就会给你讲各种“见证”，如某某得了不治之症，所有的医院都没治好，于是大家替他祷告，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云云。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路人甲、路人乙的见证故事显然还不足以打动人，于是高级形式的见证应运而生。一是向深度发展，比如靠名人效应做“见证”。像什么说牛顿、爱因斯坦、孙中山、蒋介石、陈光标、杨利伟、彭（敏感词）、温（敏感词）等人都是基督徒等，说得你怎好意思不信主。
再比如靠所谓的“科学发现”见证，比方什么美国的哈勃望远镜看到太空中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市，是为天堂；苏俄的钻头勘探到地狱；人死了身体减少21克，乃是灵魂的重量；香港人在土耳其发现诺亚方舟等等等等。铁证如山，怎能不信？
这些见证可谓事半功倍，说者唾沫飞溅、听者深信不疑，并继续传播开来，“为主作见证”。很少有人去仔细推敲一下这些见证，是否有些事件与事实有出入，比如陈光标真的信教吗？再比如天堂如果真的在物理太空的某处，还信教干什么？直接买张飞船票到那儿就得了呗！
“见证”还可以往广度上发展，那便是极为恐怖的“神（灵）恩”祈祷大会，因为大家觉得这么一个拉一个地“见证”传教还是太慢。干脆开个大会，在这种聚会中，大家又唱又跳，最后“圣灵”象火舌一样从天而降，这时腿有残疾的人能跳迪斯科了；聋哑人会诗朗诵了；濒临死亡的人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人大代表了。如此批量地、大跃进式的“神恩见证”，全民信主，指日可待！
恕我援引陈寅恪先生的一个观点，中国人“下愚而上诈”，这正是各种“见证”的温床，于是中国不经意间成了“基督徒”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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