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卜松山：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

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

〔德〕卜松山

    关于传统和未来、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教授在《儒家思想的困惑》一书中曾经作过十分精到的论述，他指出：“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迄今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我们才能达成对维持生命的价值的共识；同时，只有对过去的经验作批判的审查，我们才能找到新的前进方向，避免重犯老的错误。”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为衡量社会正常发展的尺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近百年来中国的新旧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不正常：儒家的传统在本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受到无情的批判与打击而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新思想并没有对旧的经验作批判的扬弃。由此而造成了中国本世纪一幕幕众所周知的悲剧。在本世纪的最后岁月里，儒家学说突然时来运转，官方和民间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儒家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中国命运的历史。在人类面临后现代时代的今日，考察一下这段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梳理一下儒学作为关于人的学问对我们的时代的意义，对于我们欧洲学术界来说，将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一、儒家命运的历史反思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卞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保守的士大夫面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和强权，试图捍卫中国文化独立地位和道德上的优越性的努力。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末叶的晚清政府，在外国强权面前卑躬屈膝，节节失败，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丧权辱国，举国愤慨。在这种情况下，留学英国的严复翻译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深深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富国强兵于是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最大共识，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则为时代所遗忘。

    富国强兵的追求鼓舞了本世纪初叶中国的民族主义改良派和革命派，但结果却成为泡影。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民国的建立不仅没有带来富强，反而导致了更为深重的民族灾难。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那些大多数在国外学习过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把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全部归罪于传统社会制度，特别是归罪于儒家思想。他们呼唤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无情地批判旧制度。影响中国社会二干多年的儒家思想被称为“孔家店”，遭到激烈的挞伐。就在西方思想大行其道的时候，巴黎凡尔赛和约却使中国人民对憧憬的西方失望透顶。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恰逢其时地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传到中国，并且由于其批评帝国主义的立场，在受到创伤的中国人民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接着而来的是抗日战争，知识分子团结“救亡”，使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矛盾和难以理解的。正如林毓生指出的，他们一方面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另一方面却极端地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竟然与民族虚无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完全不同于其它国家的情况，例如在日本，爱国思潮导致的是民族的认同和团结，是民族的自觉意识。而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导致的却是灾难性的对传统的破坏，对民族传统的认同没有了，代之而起的竟然是对曾经使中国饱受屈辱的西方文化的崇媚。1949年以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受到严厉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传统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一个民族多年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简单地被消灭的。人们也许鲁莽地“革”掉了传统中优秀成分的“命”，而未加深刻批判的封建遗毒却会时隐时现，借尸还魂。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实正是这样。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视野下，渐渐认识到过去有可能把小孩连同洗澡水一起给倒掉了，认识到过去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不公正态度。这样的反思导致了最近十年的文化热以及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新评价。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如美国的余英时、杜维明、张颧、林毓生，加拿大的秦家巍，香港的刘述先等，其中有的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高。这与五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五四时代留学海外的中国人往往也是孔学的激烈批评者和西化的积极鼓吹者。

    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儒家思想得到了重新的评价。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1984年，建立了孔子基金全；1987年，第一届高规格的孔子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1989年夏，中华孔子学会建立，隆重庆祝孔子诞辰2540周年，接着举行了三个盛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此前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1990年11月在西安继续举行；近年来的儒学会议在中国大陆各地不断举行；1994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举行盛大的祭奠黄帝陵的活动。由此可见，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似乎具体化为“儒学热”了。儒学热的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为了克服文革后遗症—“信仰危机”，抵制全盘西化思想，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儒家思想作为民族的象征和伟大的文化遗产可以唤起民族的认同和自豪感。其次，中国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强调中央集权主义，而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新权威不行。这同十九世纪末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在思路上基本没有改变，现在可以称之为“西学”（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学”（儒学）为用。追求民族富强的目标也与当年完全相同，儒学不再是被打倒的对象，而是被视为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工具，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二、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

    儒学传统究竟在现代社会有没有价值？这早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中的事实。也就是在五四前后，与中国知识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5一1920年进行的比较宗教学研究中提出一个著名的看法，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所没有的。韦伯的观点，现在看来不仅在理论上有可商榷之处，而且也受到了事实的挑战。从理论上说，韦伯的着眼点是发生学的问题。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七十和八十年代人们注意到，尽管伊斯兰教社会比较早地开始了现代化活动，其中的部分国家还有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却失去了现代化的机遇。东亚国家正相反，他们将西方政治和经济结构与儒家的伦理因素相结合，却获得了空前的经济发展。（举例来说，1951一1991年的四十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增长了27倍，南韩35倍，台湾81倍，而中国大陆仅6倍。）韦伯的“工具理性”在这里不再适用，而文化环境和人的因素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人们对“东亚经济奇迹”研究后发现，儒家思想中有一系列派生的道德观念（如守纪律、忍耐精神、和谐）和较高的成就意识、勤俭节约、强烈的集体意识等等，都有利于促进经济现代化。此外，还有伦理与教育方面的因素。

    与西方把“伦理”（Ethik）解为“道德品质的学说”不同，中国人的伦理是“人际义务关系的理论”，即所谓“五常”。它建立在等级和互利的基础上，或者说是以负责和信任为前提的。这些因子以各种方式在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按照儒家的伦理关系，政治和经济的领导人要通过对部属负责和体恤民虞建立起他们的威信。假如政府通过这样的努力而合法化，那么，知识分子也会忠诚地为它服务，人民也会报以信任。

    儒家传统十分重视学习的作用。《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初即有学习”，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教育在儒家看来不仅是知识的增加，而且是如同柏拉图学园那样的人格的培养，亦即道德的教育。几十年前西方学校特别是人文中学里确立的教育目标也是如此。考察一下东亚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人们可以看到，古代儒家的考试和教育制度中的一些因素仍然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人们把教育和考试看成达到较高社会地位的阶梯，尽管有学校竞争的压力，尽管专业知识有其自身的价值性，人们仍然不忽视教育的人文影响。于是道德教育与爱国主义便显得极为重要，在新加坡甚至把儒家伦理列为学校的必修课。

三、儒学的精神实质

    我们讨论了儒学在现代东亚国家中的实用价值，但是我们所讨论的一些因素诸如教育作用、集体主义甚至新权威主义，在我们西方是较难得到共鸣的，至少是难以在欧美移植成功。那么，儒学思想是不是只具有地域性和实用性的价值呢？

    实际上，儒学说到底就是人学，儒学的现代意义也就在这里。儒学的精神实质是承认在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潜在的向善的意识，它超越了人的本能，却在日常生活的自我修养中得到实现。这就是“仁”的思想。“仁”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区别于其它思想学派的根本所在。“仁”的范畴不仅沟通了人伦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系中的“孝”和“礼”，而且也沟通了自然关系中的天道和人道。仁心与天地之心相通，人伦之道也与天地之道相合。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都是这种基本思想特点的反映。仁学揭示了人在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中的价值，解释了人生的道理和做人的意义，是以人生为对象的人文哲学。儒家从道德实践到政治实践的理想人格，是《大学》《中庸》里“修、齐、治、平”思想的精辟概括。

    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要求是修身。修身要求达到至善。以修身为出发点，以立己立人为旨归。所以修身又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完善，而是以他人为目的。道德实践的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这就达到了政治实践的过程，也就是由“内圣”而“外王”的过程。所以儒家传统是既重视道德修养，又重视政治实践的。孔子曾将它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则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又是与其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发源而来的。经过孟子的“知心养性”，再到《中庸》的“天下至诚”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表述、《易传》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最后到张载的《西铭》《正蒙》，基本上反映了“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发展的脉络。

四、结语

    五四时代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刻，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决定抛弃自身文化传统，选择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旧的理想观念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所以人们说本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双重抛弃：五四时代抛弃了传统文化，八十年代又抛弃了五四时接受的激进思想。与当年不同的是，西方现在没有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了，因为它自己也陷入深刻的思想贫困中。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使我们西方的社会出现内部危机。对处于剧变之中的中国来说，传统的精神价值凸显出其重要性。鉴于文革以来的“信仰危机”及目前的一些资本主义的负面现象，儒家道德稳定社会的作用，也许比其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价值系统，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将会被失控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因素毁于一旦。

    儒家思想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当然带有许多历史的尘垢，但是它的巨大人文主义价值，却在今日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儒家的修身理论可以做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在冲突不断战争此伏彼起的世界上，儒家的仁学思想也许值得发扬光大。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表明，儒家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乃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如今由于西方模式的错误蔓延，人类有必要从现代向后现代思想转变。科技的进步威胁到人类和全球的生存。西方的现代化和短视的增长欲，隐藏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就像电脑病毒那样，也许正在游戏快要结束时才会出现，结果将毁掉全部的内存。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似乎可以弥补西方思想的局限，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然，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优秀的一面，科学与民主在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五四时期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就指出，中西传统可以而且应该互利互补。在中国能够从容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今天，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实现这一构想的时候了。

    ·卜松山（Karl-Heinz POHIJ）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转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第84—87页。

    博主补记：

    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荣休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曾在德国的汉堡、波恩、中国台湾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求学。博士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德国沃尔茨堡大学、图宾根大学以及特里尔大学。在特里尔大学工作近二十年，荣休前为汉学系主任。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思想史、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以及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等。

    著有《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儒家精神与世界伦理》等学术专著专论；德文译著有《美的历程》（李泽厚）、《陶渊明全集》等。近年多次应邀赴中国讲学，为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