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佛教感悟与践行
俞佩淋
许地山曾给宗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宗教是“在人间为精神调和物质”“以信仰创造具足的生活”“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归善、精进的责任”，是“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显然，许地山从人生态度、精神生活上确立了宗教的意义，人类生活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宗教促进了人类生活这两方面的调和与统一，担负着人类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良知，驱使人向更高的理想和全面、完善的生活发展。他将这种见解用优美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以《商人妇》为例。小商人的妻子惜官千里寻夫到了新加坡，不想丈夫发财后另娶新妇。卑劣的丈夫将她卖给一个印度人做第六个妻子，她因为不懂梵文备受欺凌；印度人死后，她终于逃出来独立生活。惜官遭受这么多苦难，却没有任何抱怨，她认为“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这无异在承认人间无幸福可言，人只有将现实中的苦变为想象中的乐，才能保持生活的勇气。这种想象来自宗教的启示。
然而他的宗教感悟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就像尚洁（《缀网劳蛛》中人物）虽然拥有常人不可企及的神性，但是她仍然思念她的女儿，当见到女儿时，“哭声从她爱心深处殷雷似的震发出来”。她不仅拥有神性，而且还有丰富的母性情怀。许地山所表现的宗教人格，不仅有对神性的领悟与实践，而且还有丰富的世间情怀，她们既是神的信仰者，也是人间的真情实践者。
许地山在《落花生》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作一个朴实的、有用的人，并一直以“落花生”为笔名。
1935年，他经胡适介绍到香港大学任教，有了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抗战爆发前夕，有一大批革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纷纷逃难从内地到了香港，许地山的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他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资助钱财，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们找工作。他帮助徐悲鸿在香港办画展，说服外国朋友用徐悲鸿的作品换回一幅唐代的珍贵画品，利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收藏郑振铎在海外买来的几千册堪称国宝级的手抄古籍图书。
1937年抗战爆发，国内人民的悲惨处境令许地山无法安然于书斋之中。他一手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香港分会”。这时，我们再也看不到以前那个温文儒雅的许地山，他总是风尘仆仆，眼里布满血丝，喉咙嘶哑，衣冠不整。他经常在街头集会，发表演说，开会、募捐、题词、讲演、联络、交际……如此种种像流水生产线里的环节一样写满了他的日程。他成了香港文化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他担任中英文化协进会会长、中国文化协进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兼总务等等职务。此外，他还上课，钻研自己的学术，热心地参加教堂的演出。
转载于《中国民族报》2005年8月2日第3版《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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