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汪家熔：儒家文化的西传

儒家文化的西传

汪家熔

    文化交流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这种交流永远是双向的。在明末清初耶酥会传教士开始的欧洲和我国文化交往中，欧洲文化的传入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面是我国文化的西传。

    我国和欧洲的交往，一直是陆上交通，而且一直停留在物质交流的层次。马可波罗就很典型。他在我国生活了十八年，甚至奉命出使缅甸和印度各国，回威尼斯后所写的游记在欧洲整整风行了十四、十五两个世纪，成为后来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个商人。他感到兴趣、因而向他故乡同胞介绍的，离不开物质的范围。他笔卞的中国仅仅是个财富充裕、物产丰富、工商和交通发达、人口繁盛而又生活舒适的大国而已。很少一部分谈到政府的也仅限于讲对灾区的救济。至于形成这些物质文明的思想核心，或这些物质文明对于人的思想的作用，他完全没有触及。

    物质文明也属文化，而且是基本的文化。然而居于更高层次或核心的，在我国以往是儒家思想。它西传带给欧洲的作用同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不分轩轾，或者更重要些。欧洲研究儒家思想开始于干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才略有眉目。这阶段主要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受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支持的耶酥会士。他们主要在儒家经典中寻找能为天主教利用的词句。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为了他的东方政策，派遣白晋、张诚等五位很有学问的法国耶酥会士来华后，儒家学说的研究中心就转移到法国教士了。他们较多作学术上的研究，白晋就曾接受康熙皇帝的命令注释《易经》。这时儒家典籍开始被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出版。

    耶酥会强调顺从教皇，宗教生活形式上主张灵活。利玛窦正是根据灵活原则准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和尊孔的。清初，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为争夺势力范围，在教皇面前挑起了反对耶酥会士允许祭天等的“礼仪争端”。从1645年到1了42年，争论前后达百年之久。争论双方都运用儒家著作，不同处是一方用孔孟原著，一方用宋儒理学。这种争论促进了对儒家著作的研究和翻译，还出现过一批介绍中国的书。这些都为十八世纪儒家思想的广泛传布作了准备。

    到十八世纪，欧洲人研究儒家思想的不再是传教士，有世俗思想家在儒家典籍中寻找攻击宗教和专制政治的武器。法国启蒙思想家人人都读儒家著作，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1942年8月，李约瑟在一次演讲中说：“当我发现十八世纪西方思潮多溯源于中国的事实，我非常高兴。十八世纪西方思想潜流的发展。是推动西方思想进步的源头；十七世纪中叶耶酥会士纷纷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方文字，中国儒家人性本善的哲学乃得输入欧洲。我们都知道启蒙思想家是法国大革命和后来各种进步运动的先河，他们都极为推崇孔子的学说。作为具体的人的品格和人类的真正性格的距离可能很远，我们对社会必然进步的信念只有依赖人性本善的学说才有实现的可能；而这种信心，我们是从中国〔的典籍中〕得到的。”

    当时欧洲宗教专制政治极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理想制度代替。儒家学说正是一种与之对立的、非神的道德政治。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狄德罗以及爱尔维修等在著作中也都莫不欣赏“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观点。性本善，人还有什么“原罪”。性本善，不正是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性吗？性本善，人一世的罪恶不正是可恶的专制制度的结果吗？“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就是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吗？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标准的民主思想。这些当然会给正在努力寻找摆脱宗教专制的政治理论的启蒙思想家以启示，而把这种原理引入到他们自己的著作之中。当然，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主要是以欧洲当时已有的物质基础和法国的传统等形成的，但另一方面确实受过我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除前引李约瑟外，严复在本世纪初翻译孟德斯鸿《法意》时曾在按语中说：“何孟氏此言之似吾《六经》也？尝谓西士东来，其耆硕好学，莫如明季与国初之耶酥会人。而欧人于东籍最稳者，莫若前两期之法国，如孟德斯鸠，如福禄特尔（伏尔泰）及当时的狄地鲁（狄德罗）诸公。其著作俱在，可复案也”。

    儒家文化对当时德国思想家也有巨大影响。现在还保存着的莱布尼茨和白晋的通信，证明莱布尼茨所读过的儒家典籍是极多的，他是一位“中国熟。”沃尔弗、歌德、海涅、康德、谢林、黑格尔等的著作、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很多儒家影响的标记。叔本华一方面批评儒家，另一面却承认朱熹哲学的价值。

那布勒斯圣家神学院于1869年出版的郭栋臣注释本《三字经》的内封及正文第一页

    1788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叫《自然法典：孔夫子的诗》的书，其申有句诗：“人之初，胜本善。霍布士之叹息，欲何为！”（霍布士是位性恶说者。）可见，当时不仅儒家基本典籍、连《三字经》也已传到西方。传教士开始是在我国沿海城市学习汉语，后来改在本国。1861年，15岁的湖北潜江人郭栋臣到那不勒斯圣家神学院读书，后来在该院任教。1869年该院出版了他用拉丁文注释的《三字经》（见图）。每个字、词，包括重复出现的，都用拉丁文注音和释义。在此之前，最晚在1779年的俄国科学院、1812年在英国伦敦、1836年在德国慕尼黑，都已有各自的《三字经》注释本。《三字经》看来是各国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了解我国简明历史、人伦与习俗的基本读物。

    转载于《黑龙江图书馆》1988年第1期，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