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载：丁士仁：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的新格局（一）

转载者按语：作者认为：关于中国伊斯兰门派的划分，首先应遵循两个原则：一、考察该派是否对教法教义的解读具有独特性和排他性；二、考察其独特性是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即对其特性的理论是否拥有一定数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基于这两个原则，中国穆斯林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纳为四个不同的教派：格迪目、门宦、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而仅门宦一派又分属奈格什班顶耶、嘎迪忍耶和库布忍耶三大苏菲教团，以及从几大教团衍生出几十个门宦。因此，中国内地（除新疆以外）的穆斯林总体可以用“四大教派、三大教团”来概括。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活难以或缺的精神支柱。翻开每一个民族久远的历史，几乎见不到没有宗教信仰的生命历程。历经岁月的砥砺，世界上仍然活跃着许多经久不衰的宗教，传递着数千年的精神传统。宗教之所以能保持长久的鲜活，其奥秘在于一部或数部神圣的经典来维系其生命，固化其根本教义，保证其本来面貌。经典作为宗教的基础和原则，是衡量一个宗教是否正统的标准。经典形成于历史的某一时期，却定型于某一瞬间，而对经典的解读却是贯穿该宗教整个历史的思想进程。宗教的发展，实际就是对经典教义赋予适合时代的解读和认识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便产生了基于经典教义的各种思潮和理论，从而出现了不同的宗教派别。世界各大宗教中，出现派别是宗教思想发展的一种常态和共性，不局限于某一个宗教。

       伊斯兰于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传到了世界各地。在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自然要对经典的某些教法教义进行因地制宜的解读，于是，各种新的宗教思想便应运而生，为教派的产生播下了种子。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以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落户，中国穆斯林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要坚持伊斯兰的传统，另一方面力图融入中国社会，在坚守与融合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文化自觉、创新、调适、捍卫和革新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要出现各种新的思想，所以，产生不同的宗教倾向和宗教派别也就在所难免。教派的存在，在中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从清乾隆年代以后教派就实实在在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地上。而客观的认识教派的产生和存在，有利于我们整体地把握宗教的性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规律，也对解决教派间的争端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中国内地教派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虽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还没有形成一门完备的学科，对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议；对教派的划分，新的观点不断出现，老的理论不断被刷新。关于中国伊斯兰门派的划分，笔者认为，首先应遵循两个原则：一、考察该派是否对教法教义的解读具有独特性和排他性；二、考察其独特性是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即对其特性的理论是否拥有一定数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基于这一构想，我认为中国穆斯林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纳为四个不同的教派：格迪目、门宦、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而仅门宦一派又分属奈格什班顶耶、嘎迪忍耶和库布忍耶三大苏菲教团，以及从几大教团衍生出几十个门宦。[1] 因此，中国内地（除新疆以外）的穆斯林总体可以用“四大教派、三大教团”来概括。现将确定这一格局的理论依据和实际表现进行简要地梳理，敬请专家指正。

       一、格迪目

      格迪目是中国穆斯林最早的一个教派，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穆斯林的统称。伊斯兰教最早是由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传入中国的，从时间上推算，大约在伊斯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代，或者更早。此时，伊斯兰在阿拉伯尚是一个无门无派，高度统一的宗教，因此，最初传入中国的伊斯兰，基本是圣门弟子时代纯洁的信仰和实践。但是，伊斯兰的传入没有停留在历史的某一个点上，而是不断地进行，持续输入。尽管中国处在遥远的东方，与伊斯兰的发祥地相隔千山万水，可由于活跃在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文化使者的穿梭，中国穆斯林始终没有脱离伊斯兰的群体。伊斯兰世界在解读经典中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很快反映到了中国穆斯林的信仰与实践中。云游四方的苏菲修行者，在江南频繁地活动，展示苏菲主义的思想；饱经风霜的什叶派在中原大面积传播，将圣裔的高贵和伊玛目的思想传给了中国穆斯林；由于在地缘上的毗邻关系和血缘上的近亲关系，中亚穆斯林将哈奈菲学派的教法体系和玛突勒迪派的教义学体系移植到了中国。遥远的中国，由于各种思潮在此汇集，俨然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缩影。

       然而，伊斯兰在中国要面对的，毕竟是跟中亚、波斯和阿拉伯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空间，在强大的汉文化传统面前，中国穆斯林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适当的调整，对汉文化传统采取一定程度的接纳。时至清朝，中国穆斯林已经完成了这样一种调适的过程，成了一个聚中外伊斯兰思想为一身的宗教群体。放在世界穆斯林的大平台上比较，他们已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群体，在理论和实践中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因此，中国穆斯林在内部教派产生以前，已经具备了形成一个派别的条件。但是，独立统一的中国穆斯林，尽管文化多元，但内部始终没有分化出教派，多元一体的格局一直维系着这一文化族群，直到清朝早期随着苏菲派的大规模传入和门宦的产生才宣告终结。

       清康熙年间，政府对外开放海禁，穆斯林朝觐天方的人逐年增多，同时，来华经商和传教的外籍穆斯林也日趋活跃。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给中国穆斯林带来了新的思潮——苏菲主义。随着该派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近千年来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教派观念随之产生。教派的观念与“新教”的产生一并出现，最早可能要追溯到马来迟于1734年从麦加带来的奈格什班顶耶学理的传播。尽管在马来迟以前，来自新疆奈格什班顶耶传人黑达叶统拉•阿发格（史称“华哲•阿发格”，或叫阿帕克）已来河湟地区传道，并有了几个传人，但似乎没有立刻形成声势浩大的门派，而来自圣地的马来迟便受到了更高的礼遇，迅速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群众组织。由于它跟传统的伊斯兰实践有所区别而被称为“新教”，保持原有状态的穆斯林大众自然就变成了“老教”，即格迪目。“格迪目”系阿拉伯语词汇，意为“古老的”、“旧的”，延伸为 “尊古派”、“守老传统”或“老教”。

      1744年，马明心从也门学成回国，又将奈格什班顶耶“哲赫忍耶”学理再度传到了河湟地区。由于马明心的修持方式跟马来迟的不一样，遂将马明心的修持方式称为“新教”，而马来迟的修持则变成了“老教”[2]。随着这两个派别势力的扩大和矛盾的加剧，门派的意识逐步强化，不仅这两大阵营泾渭分明，而且原有的苏菲传人也各自为阵，扩大实力，随即形成不同的门宦。门宦兴起后，跟格迪目对立，虽然没有严重的冲突，但出现了彼此的界限。“那部分继续坚持传统、执著于伊斯兰教初传中国时期的礼仪和习俗的大多数穆斯林，他们还是自称还是别称为格底目，以与陆续兴起的门宦相区别”。[3] 门宦的自我意识越强，格迪目的存在就愈加明显。格迪目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形成一派。

       格迪目实际就是融合了各种文化传统，尤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深的中国穆斯林，而其明显特点是，分布广泛，文化多元，且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浓郁汉文化色彩。格迪目在教义上属“笋尼派”，推崇玛突勒迪派的教义，尽管在有些地区受什叶派的影响对阿里、法图麦、哈三和胡赛尼情有独钟，重视“阿舒拉”节和法图麦太太的忌日；在教法方面，格迪目在承认四大学派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独尊哈奈菲学派教法，并受伊斯兰世界思想的影响，认为“教法创制”的大门已经关闭；在个人精神修炼方面，他们积极主张“入世”的精神，不鼓励人人遁世修道。他们虽然认同苏菲主义的学说，但实际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修道者，也反对门宦教主的宗教特权。也就是说，格迪目只注重教乘，对道乘采取默认的态度，却不加以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跟汉族人的杂居，汉文化和习俗慢慢渗透到了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儒释道色彩的习俗和礼仪，如送丧要穿白戴孝，人殁后要过头七至七七、百日，头周年、三周年等。但对于这些礼俗，格迪目给予了具有伊斯兰意味的解释，从而心安理得地加以遵从。例如，“七”是一个特殊数字，真主创造的天有七层，真主造的一星期有七天，所以，认为超度亡灵时以“七天”为一个周期具有不同的功德。上述状况，既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内地穆斯林的现实，又是中国格迪目派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格迪目就是自伊斯兰传入中国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形态。

       二、门宦中国门宦的产生，

      还要追溯到乾隆年间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出现，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马来迟传来奈格什班顶耶低声记主的修持方式，这符合稍早由黑达叶统拉•阿发格传来的方式，也是奈格什班顶耶传统的修持方式，因而广为大家接受。十年后，马明心从也门传来奈格什班顶耶高声记主的方式，仪式简便，从者众多。一高一低，差异明显，遂将高声记主法叫“哲赫忍耶”（高念派），低声记主法叫“虎非耶”（低念派）。随着两派矛盾的加剧，门派意识得到强化，哲赫忍耶被斥为“新教”，马来迟的虎非耶以老资格的“老教”自居。由于二者以组织化的形式存在，以制度化的形式传播，形成了明显的群众性团体，中国的门宦就此诞生。据考证，“门宦”一词最早出现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河州知州杨增新的《呈请裁革回教门宦》奏折中。[4] “门宦”一词最早是他称，可能来源于汉族的“门阀”、“宦官”、 “宦门”等词，表明一种封建官僚贵族身份的特权。后来为各门宦所接受，成为自称。

       门宦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大小超过四十多个，遍及西北各省。但无论数量多少，均带有共同的特征——苏菲主义传统。因此，我们不妨说，中国的苏菲主义门派，无论多少，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教派——门宦，因其对经典教义的理解和实践有别与格迪目。了解了门宦的性质，就知道门宦形式不是中国内地的首创，而是国外苏菲教团组织形式的移植，只是给了一个新的名称而已，在新疆叫“依禅”。门宦在内地的出现，首先要提到奈格什班顶耶传教师华哲·黑达叶统拉·阿法格，他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从新疆抵青海和兰州传苏菲主义学理，吸收弟子，广招门徒，播下了门宦的种子。从传入时间而言，中国最早的门宦当数后来逐步形成的毕家场门宦，而从组织形式而言，最早具备门宦形式的当数马来迟的华寺门宦和哲赫忍耶门宦。门宦的功能在民间充分显露以后，各支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国西北出现了四五十个大小不等的门宦，如华寺、毕家场（刘门）、穆夫提、临洮、北庄、胡门、洪门（凉州庄、碱沟井）、丁门、鲜门、张门、文泉堂（崖头、高赵家、通贵、撒拉）、法门、灵明堂、香源堂、齐门、杨门、韭菜（九彩）坪等，而且还继续衍生。

      门宦的门派虽然众多，但其宣扬的学理基本一致，即苏菲主义，不同之处在于细节的实践上。依照苏菲主义学说，门宦追求“三乘”的全美，将其依次看做近主的道路和后世成功的途径。所谓“三乘”，就是指（1）教乘（舍勒尔提），即履行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念、礼、斋、课、朝）；（2）道乘（妥勒盖提），即在教乘基础之上，在精神导师“穆勒师德”的指引下，从事冥想、赞念、斋拜等功修，以期获得神秘的体验；（3）真乘（哈给盖提），是三乘的目的和结果，即已经达到明心见性、体悟真理的最高境界。门宦都很重视道乘的修持，一般主张教乘与道乘并修，有些甚至认为无道乘就无教乘，特别强调道乘。所以，国外的苏菲、新疆的依禅和内地的门宦，名称虽不同，但有相同的含意。门宦的特征是，以苏菲主义为理论基础，践行修身养性的功课；以导师（老人家、教主）为核心，聚集一批热衷的群众；以道堂拱北为中心，统治所属各地清真寺。门宦具有组织化、制度化和义理化等几个特点。

      中国的门宦，分几种类型，有直接从国外传来的，如花寺门宦、哲赫忍耶、法门、文泉堂；有外籍苏菲来传的，如毕家场、大拱拜、张门、穆夫提等门宦；又有从新疆学来的，如北庄、丁门、洪门等门宦；还有自创的，如胡门和西道堂。其中西道堂是一个较特殊的门宦，其创始人马启西先生最初想摆脱门宦的专权，恢复格迪目的平等与自由，但终究没有摆脱门宦的组织形式和外在表现，即有教主、有组织、有拱北、有忌日，甚至连“西道堂”这一名字也带有门宦的烙印，只是在教义上倾向于格迪目，没有特殊的苏菲修持，也没有道统的传承。因此，西道堂是一个具有格迪目性质的门宦。

       另外，中国门宦，无论多少，主要归三个大的世界性苏菲教团：奈格什班顶耶、嘎迪忍耶和库布忍耶。有一小部分属于沙兹令耶教团。奈格什班顶耶教团由中亚布哈拉苏菲白哈文丁·穆罕默德·伊本·布尔哈嫩丁（公元1318-1389）于十四世纪创立，后以中亚为中心传播到伊斯兰世界各地，是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世界性苏菲教团之一。奈格什班顶耶传到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中亚及印度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再传入西北内陆的；一是从西亚的也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１６世纪初，中亚奈格什班顶耶的三个支系先后传入中国新疆，后又传到内地。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传人黑达叶统拉•阿发格三次来河湟地区传道，招收徒弟，传授奈格什班顶耶。于是有了后来的毕家场、穆夫提等门宦。后来马来迟从麦加回来，创华寺门宦，传奈格什班顶耶，马明心从也门回来，创哲赫忍耶，也传奈格什班顶耶。然而，无论是“哲合忍耶”还是“虎非耶”，都是奈格什班顶耶在中国的分支。值得一提的是，“虎非耶”和“哲赫忍耶”两个名称中国独有，国外绝无。二者在国外的源头，都属于奈格什班顶耶教团。后来产生于奈格什班顶耶的支派门宦，除了直接与哲赫忍耶有渊源关系的，其他都自称或他称为“虎非耶”，主要有：穆夫提、临洮、北庄、胡门、洪门、鲜门、丁门、华寺、毕家场、法门等。

      嘎迪忍耶是苏菲教团中最早兴起的一个，由伊拉克人阿布杜里·嘎迪尔·吉拉尼（1077年—1166年）所创，在也门、叙利亚、埃及、印度、土尔其、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非常盛兴。1766年，清廷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和卓家族成员阿卜都而满（因此人身有异香，后人称他为“香巴巴”），被押解进京，途径兰州时授海阔以嘎迪忍耶学理，海阔创嘎迪忍耶香源堂门宦。1674年，华哲阿卜顿拉 (公元1574——1689年)来河州传道，收祁静一为徒，始传嘎迪忍耶学理。祁静一创大拱北门宦，为嘎迪忍耶教团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分支。后来，灵明堂等门宦也来自新疆。另外，文泉堂据称是由马文泉(1840～1882)清同治年间去麦加朝觐时接受的嘎迪忍耶学理。据此，中国内地的嘎迪忍耶基本来自新疆和国外，分支门宦有大拱北、灵明堂、杨门、韭菜坪、文泉堂（高赵家、崖头、通贵、撒拉）、香源堂、齐门门宦等。

      库布忍耶由奈吉蒙丁·库布里（1221年卒）在波斯创立，流行于中亚和南亚诸国。但它始终没有形成像奈格什班顶耶和嘎迪忍耶那样传播广泛的影响力，在各地以小规模的形式存在。库布忍耶大约在清康熙或乾隆年间从新疆传至河湟地区[5]，始传人为穆呼引迪尼。据传他三次来内地，到过两广、两湖，也到过河南、青海，最后定居甘肃河州东乡大湾头，形成张门门宦。又据青海大通新庄申哇库布忍耶的口传，穆呼引迪尼自新疆沿河西走廊来内地传道，首先到达青海大通，居住新庄申哇拱北，始传库布忍耶学理。

       中国的门宦，不管数量多少，基本属于这四个世界性的苏菲教团，虽然也有其它教团活动的足迹，但没有形成庞大的门宦组织，所以，我们暂且将中国内地的门宦限定在主要的三大教团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格迪目和门宦是同一回事，或者只要提到“老教”，就想当然地认为就指格迪目和门宦。实际上，格迪目跟门宦有较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在教义上，“格底目”只注重教乘，对后来的苏菲实践（道乘）表示默认，但不强调，只将其看作副功；门宦践行教乘，但更注重道乘，甚至有些门宦认为无道乘就无教乘。在组织形式上，门宦有组织化的团体，有统一化的领导（老人家），有神圣的中心（道堂或拱北），而格迪目松散，互不隶属，无统一领导，甚至反对门宦的教主制，反对探望拱北。因此，门宦不是格迪目的支派，格迪目也不是门宦的附属，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教派。门宦脱胎于格迪目，但许多方面仍然保持原有的传统，如保持玛突勒迪派的信条和哈奈菲学派的教法；在细节上，没有对汉化现象进行改变，所以，门宦表面似乎跟格迪目无多大差异，导致了一般人将二者等同起来的情况。实际上，二者走的是两条道路，是否践行苏菲主义，是二者之间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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