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郑天星：欧美道教研究概述

欧美道教研究概述

郑天星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近十五年来，在国外，特别是在欧美一些国家，对道教的兴趣有了明显的增长。一些道教研究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专著和论文。同时，他们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召开了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欧洲学者发起的欧洲中国研究会把《道藏》研究列为该会的三项计划之一。下面，我们仅就欧美道教研究的情况，作一概括介绍。

一

    国外对中国道教的调查研究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1840年鸦片战争后，许多基督教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伙同外交官，利用在华的有利条件，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民族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大量资料。道教也是他们注意的重点之一。如英国新教传教士理雅各（1814—1897）著有《中国的宗教》（1880）和《道教经典》（1891）；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1856—1933）著有《道教》二卷（1911）及《中国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1927）；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著有《中国的宗教》（1878）。二十世纪初期以后，西方研究者一般侧重译注老子和庄子的著作，后因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道教研究一度衰落，直到六十年代才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形成了日本、法国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但英国、西德、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等国也有不少研究者。

    （一）法国的道教研究  在法国道教研究中，早期代表人的有葛耐（Mareer Granet，1884—1940）和马后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葛耐早年留学中国，毕业后进入法国东方语学校诗歌研究所，受学于法国汉学开拓者沙婉（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926年任法国中国研究所所长。马伯乐早年就学于法国东方语学校，1908年任法国河内远东学院研究员，1911年任教授，搜集和研究中国及印度支那的语言、宗教、美术和历史等资料。192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中国学教授，并曾在中国研究所和高等研究院兼课。

    在葛耐的弟子中，有成就的首推石泰安（Rolf A.Stein）和康德谟（Max Kaltenmark）。石泰安曾在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长期从事研究，1940—1946年又赴中国北京的中法研究中心①工作。石氏早期在越南研究印度支那史地。1951年在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任“远东和中亚比较宗教学”导师。自1966年起，他在法兰西学院举办“中国制度及其思想”讲座，其讲授多半注意道教问题。康德谟受马伯乐之教益甚多，在北京中法研究中心研究为期甚长（1949—1953），1957年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起先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后偏重于道教研究。

    目前在法国道教研究者中，有康德谟弟子施博尔（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汉名施舟人），他先在巴黎法国远东学院工作，后到我国台湾攻读道教（1962—1970）。在台期间，以道士身份参加活动，还参与《正统道藏》印制工作并为此书作序，1972年起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1976年起担任欧洲中国研究会秘书长，负责《道藏》研究计划实施工作。另外，他还是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道教研究组的负责人。该组由十三四名来自瑞士、英国、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的研究人员组成，日本的道教研究专家福水光司也是该组的名誉会员。

    法国在《道藏》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和我国学者的关系亦较密切，近年来交往有所增加。

    ①北京中法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ekin），为法国从庚子赔款中拨款所办，购置中国图书不少，始于1939年，停于1953年。该中心的中国图书均运往巴黎大学图书馆。

    （二）美国的道教研究  美国的道教研究起步较晚，但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比较著名的道教研究代表人物有韦尔奇（Holmes H.Welch ）、西文（Natham Sivin ）、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n）、萨梭（Mhiael Raleigh Saso）、顾立雅（Herlee Glessner Creel ）、马瑟（Richard B.Mather）等。

    韦尔奇被称为美国道教研究的开拓者，194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1979年曾访问我国，1982年去世。西文于1958年毕业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66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73年为教授，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科学，讲授中医治疗、宗教仪式治疗、巫术治疗以及天文学和炼丹术。1977年曾随美国天文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斯特里克曼受学于法国石泰安，1979年通过《茅山教义研究》论文，在巴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宗教史教授。萨梭现任夏威夷大学宗教副教授，先在耶鲁大学学习，后到台湾辅仁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台湾做过社会调查，受过张天师的度化。顾立雅属于美国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马丁·顿尔森讲座中国史名誉教授。马瑟出生于保定，幼年在中国和朝鲜度过，193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49年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现任明尼苏达大学中文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六朝文学、中国佛教和道教。

    此外，还有芝加哥大学的基拉多特（Norman John Girardot），华盛顿大学的杜敬柯（Jack L.Dull），纽约圣约翰大学的陈张碗萃（Ellen Marie Chen）等人。

    （三）欧美其他国家的道教研究  在英国，最为著名的道教研究家首推李约瑟，他青年时期在中国度过，结识了我国不少知名学者和专家。归国以后，在一批华人学者的合作下，完成了五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1956—1976），其中第二卷和第五卷二、三部分广泛述及道教内容。英国牛津大学的彼得龙教授也从事道教研究工作，他的著作《宋代馆阁及家藏道书综录》深受国外同行的重视。瑞士苏黎世大学霍曼（Rolf Homann）教授也发表了不少道教论著。德国女学者赛德尔（Anna Seidel）从事早期道教研究，现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哲学教授和佛教目录学权威舒尔克（Erik Zurcher）近来也在研究道教。另据报道，最近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道教研究小组，设在罗马的东方学院。

二

    近五十年来，欧美学者发表了不少道教专著和论文，其内容包括：

    （一）考查《道藏》的源流  据施博尔1979年的报告称，欧洲中国研究会正在实施《道藏》目录编制计划，共成立了三个研究组：巴黎小组，设在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维兹堡小组，设在西德维兹堡大学中国研究所；苏黎世小组，设在苏黎世大学东亚研究所。这三个研究小组首先把《道藏》按时期、宗派分类，然后整理资料，编制道藏目录索引，最后按人名、地名、神名、法师、年代、名词概念等类别，编成数码，输入电脑并制成缩微胶片。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加紧编写《道藏》中每一部书的内容提要，其中包括作者生平、成书年代、内容梗概、主要参考书目等内容。提要编完后，将转入道教内容方面的研究。

    （二）《道德经》的研究和译注  据美国的萨梭和查佩尔主编《佛教和道教研究论集》所收录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统计，从1816年到1975年，《道德经》西文译注本达一百种之多。另据美国华人学者林振述所著《老子<道德经>与王弼注英译本》（1977年）统计，从十九世纪末到现在，《道德经》西文译本约有七八十种，其中多数据王弼《老子注》译出。

    （三）《太平经》的研究  在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艾希霍恩（Wevner Eihorn）《<太平经>和太平教》（1957）；波科拉（Timoteus Podora）《论<太平经>的源流和中国哲学的‘大统’》（1961）；施友忠（Vincent Y.C.Shih）《中国的叛乱思想》（1956）；石泰安《公元二世纪中国道教活动的政治意义》（1963）；康德谟《<太平经>的思想》（1979）；坎德尔（Barbara Kandel）《太平经的源流和传播》（1979）；贝克（B.J.Mansvelt Beck）《<太平经>的成书年代》（1980）等。

    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期间，曾就康德谟的论文《<太平经>的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康德谟认为，公元前32年至公元145年，《太平经》就已存在，五斗米道的天师利用了《太平经》，同时太平思想反映在战国时期的哲学中，石泰安认为《太平经》中包含了儒家思想成分，成书于六朝时期。坎德尔则主张成书于公元二世纪，在原有《太平经》的基础上，于六世纪形成了现存的《太平经》本。由于欧美一些学者对《太平经》成书年代抱疑惑态度，甚至不敢引用这部古典著作，这可从《通报》1980年66卷第4—5期所载贝克《<太平经>的成书年代》一文中看出。

    （四）其他道教经典的研究  以法国为首的道教研究中心，在研究《道藏》的同时，完成了《云笈七签》目录索引编制工作。美国学者斯特罗克曼于1978年发表了《最长的道经》，以《度人经》为例，探讨了道教的政治作用及其对宋代诸帝的政治影响。西德学者霍曼出版了《<黄庭经>中的养生修炼之要理》（1971年），对茅山派的这部重要经典在养生学上的价值作了详尽的分析。美国学者萨梭会同台湾教道学者于1975年出版了中文版《庄林续道藏》，该书共二十五卷，收录了有关道教科仪的经文，他认为研究道教不能仅靠《道藏》，还要结合各派口传、密传的经典进行对照研究。

    （五）中国炼丹史的研究  对这一问题发生兴趣的，多数不是纯道教研究者，他们的侧重点主要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从医学、药物学、炼丹术等角度来探讨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最详尽论述中国炼丹史的著作，首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956）和第五卷（1974—1976）。第二卷专论中国科学思想史，述及道教与古代科学的关系。第五卷专论化学和工业化学，其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集中地谈到古代炼丹（金）之肇始及其与道教的关系，魏伯阳和葛洪的炼丹术、《道藏》中的炼丹术、中西炼金术向的关系等。

    美国西文教授的专著《中国炼丹术初步研究》（1968），也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唐代道士医学家和药学家孙思邈的生平及其活动，节译了《丹经要诀》并对之进行了考证研究，书中还附有中国炼丹著作西文译本目录索引。另一美国学者韦尔于1966年出版了《公元320年中国炼丹术、医学和宗教》，这是目前葛洪《抱朴子内篇》西文本中较完备的译本。斯特里克曼在1972年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上提出的论文《陶弘景的炼丹术》，考察了金丹及其炼制过程。有关“内丹”和道教神仙术的论著有法国施博尔的《道教中的体（以人体与自然界比较）》（1978），拉宾奈的《道教中的变态和尸解》（1979）和英国华人学者查尔斯·卢（Ch.Luck）的《道教的瑜伽修行：炼丹和修仙》（1970），等等。

    （六）道教史的研究  除日本学者写有道教史外，欧美中国学家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但他们发表一些涉及道教历史分期问题的论文。法国学者在考察道藏源流过程中，把道教分为五代、隋唐和宋元明三个时期。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教授莱伊（Whalen W.Lai）则提出道教历史可分为五个时期：1.古典和形成时期（公元200年）；2.理性化和大众化时期（公元200—600年）；3.寺院化和发展时期（公元600—1200年）；4.世俗化和融合时期（公元1200年后）；5.地下政治宗教再兴时期（公元1600年后）。斯特里克曼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版撰写的“道教史”词条中，从道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道教自二至六世纪的发展、唐宋明清时期道教和现代道四个方面，比较详尽地考察了道教的发展史。

    （七）道教现状的调查研究  欧美学者比较重视道教现状的调查研究。施博尔著有《道教的分灯仪式》（1975），萨梭著有《庄法师的道教》（1978）。这两本专著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道教的教派、教派人物、经典、礼仪等方面的情况。

    （八）编辑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索引  国外学者把编制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索引放在重要地位，法国学者苏远鸣（Michel Soymie）和利施《F.Litsch）编有《西文道教研究文献》，发表在吉冈义丰和苏远鸣主编的《道教研究》第三集（东京，1968年）和第四集（1971年），这是一个分类索引。美国学者奥唐娜（Donna Au）和罗姆（Sbaron Rome）编辑的《西文道教文献目录》，收录x—萨梭等人主编的1977年的《佛教和道教研究集》中。这个目录按英文姓氏顺序排列，共收著者二百九十人，专著和论文四百七十种，时期从1816年至1975年。再就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华人学考成中英（Chen Chung-Ying）主编的《中国哲学杂志》（1980年第7卷第4期）转载了南朝鲜一学者《Shim Jae-Ryong）编辑的《西文道教哲学研究文献目录选》，这个目录中所收是1940年至19755年间用欧洲文字发表的道教专著和论文。

    （九）其他方面的研究  欧美学者对道教的研究还涉及了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其中弗兰克（Wolfgang Franke）的《略论‘三教合一’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表现》（1972）和《略论林兆恩（1517—1598》）（1973），柳存仁（Liu T’sun-Yan）的《三教合——说大师林兆恩（1517—1598》） （1967），舒克尔（Erik Zurcher）的《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1980）等。

    探讨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问题的，有石泰安的《二至六世纪的道教与民间宗教》（1979），赛德尔的《汉代道教对老子的神化》（1969）和《早期道教救世主信仰中的理想统治者形象—一老子和李弘》（1970年）等。关于道教教派方面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斯特里克曼的《茅山的启示：道教与贵族的统治》（1977）。

    述及道教哲学和思想方面的论著，近年来新发表的有霍曼的《百问篇：两个道教徒关于宇宙宏观和微观对应系统的对论》（1976），达兰特（Stepben W.Durrant）的《对墨翟的道教神化》（1977），基拉多特（N.J.Girardot）的《‘返本还原’与<庄子>中浑沌先生之述》（1978），冉云华（Ja Yun-hua）的《帛书中关于道教的记载》（1977），卡萨利斯(T.R.Kasulis）的《道教哲学中的绝对和相对》（1977），俞检身（Yu Darid C.）的《古典道教中的创世神话及其象征》（1981）等。

    此外还有探讨道教艺术的，如刘为平（Liu Wei-Ping）的《信奉道教的郑板桥和他的艺术》（1977），等等。

三

    从1968年到1979年共召开了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1968年9月初，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在意大利的贝拉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韦尔奇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联络人。与会代表都是欧美学者。会议就道教的概念、道教和道家的关系、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上宣读的论文和报告有伦敦大学教授格雷厄姆（A.Ch.Graham）的《庄子的<齐物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克（A.E.Link）的《导致道安确立般若本体论的一些道教先行者》，西德赛德尔的《早期道教救世主信仰理想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沃寿（A.F.Wright.19713—1976）的《一个历史学家对道教传统的思考》，美国马瑟的《六朝期间关于一致性和自然性的争论》，法国施博尔的《道教的礼拜传统》，美国韦尔奇的总结报告《贝拉焦国际道教会议》等。除施博尔的论文外，其它都发表在芝加哥《宗教史》杂志1969—1970年第2—3期上。

    会议期间，代表们商定，由日本道教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和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发起单位。

    第二次会议于1972年9月2日至7日在日本长野县的蓼科举行，主要论文报告有：美国杜敬柯的《儒家中的道教倾向》，法国石泰安的《二至七世纪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美国西文的《用中国传统的礼仪治病》，英国李约瑟的《道教炼丹术的社会各方面》，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宫川尚志的《孙恩、卢循之乱与当时的民间信仰》，美国马瑟的《寇谦之和北魏朝廷的道教神权政治》，美国斯特里克曼的《茅山派的启示——道教与贵族社会》，法国康德谟的《<太平经>的思想》，施博尔的《“都功”的职能的二、三点考察》，日本大正大学教授吉冈义丰的《老子河上公本与道教》，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酒井忠夫《明末清初社会下层士人和善书、清言》，西德学者、法国巴黎高等学院教授波克特（M.Porkert）的《<平妖传>中的道教叛乱者的伦理性格》，华裔学者、巴黎高等学院教授侯锦郎《中国社会的凶星信仰》。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会上以《日本的道教研究》为题，介绍了日本研究道教的历史和现状。他还和福井文雅合作，作了题为《什么是道教一一道教、道家、道术和道士》的报告，谈了对道教概念范围的看法。根据会议决定，1976年由酒井忠夫主编出版了日文版《道教的综合研究》，1979年由韦尔奇和赛德尔主编出版了英文版《道教概述》。这两本集子基本上把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论文报告都收进去了。

    第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于1979年9月3日至9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主办单位是瑞士促进学术研究基金组织、苏黎世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的著名学者三十余人，我国的王明和陈国符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报告主要有：美国西文的《道教与科学》，斯特里克曼的《十二世纪道教的复兴》；日本宫川尚志的《刘一明的哲学——道教精神修炼之研究》，酒井忠夫的《道教与中国历史上的反迷信运动》，村上嘉实的《抱朴子的科学思想》，福井文雅的《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真妙用诀考》；法国，施博尔的《道教礼仪中“科”的概念》，拉宾奈（Isabelle Robinet）教授的《上清派运动和方士及不死探索者的传统关系之研究》；英国李约瑟和鲁桂珍教授的《道教与免疫学的起源》；荷兰霍曼的《<无上秘要>导言》；西德坎德尔的《宇宙模式及其社会影响——<太平经>中的“自然科学”》；中国王明教授的《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陈国符教授的《中国外丹黄白术》。这些论文大都没有公开发表，尚未汇集出版。

四

    欧美学者围绕道教和中国文化相互关系的问题的争论，突出地反映在三次国际道教会议上和以后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争论主要集中在道教的定义、道教与道家的关系、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以及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四个方面。

    （一）道教的定义问题  日本学者洼德忠教授给道教下的定义是：“道教是以古代民间信仰为基础，神仙论为中心，加上道家、易、阴阳、五行、谶纬、医学、占星等学说和对巫的信仰，借鉴佛教的组织和形态，以长生不老这种现实利益为主要目的，咒术宗教倾向浓厚的自然宗教。”（《道教史》，1977年，第42页）。

    西方学者的看法则很不相同。他们的著作中，常常出“Taoism”一词，这个词包含有“道教”和“道家”两方面的意义，被称为中国固有的主要宗教和哲学传统之一。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的学者把道教叫做“religious Taoism"，把道家叫做“philosophical Taoism”。

    美国的芮沃寿认为，道教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是：1.世界统一论，即一切现象（包括人）都交织在互为影响的有形和无形力量的统一体中，道的“流变”思想——一切都在变化、生成，与此有关；2.归朴返真思想，即坚信只有在接近“自然”和平民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理想社会；3.神仙思想，即相信借助各种修炼方法（坐忘、辟谷、房中术、炼丹等），人就可以达到驾驭自然力量和长生不老的理想境界。至于道教的“亚传统”，芮沃寿认为包括思辨哲学、炼丹术、道教正统、道教异端、社团道教和宫观道教。由此看出，丙沃寿以“Taoism”这一术语表示“道教”和“道家”两个概念。

    美国的西文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芮氏略有不同，他在《论引起概念混乱的“道家”一词——特别淡及传统中国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指出许多著作中滥用“Taoism”（道教）和“Taoist”（道家）的现象，把没有或极少受到道教影响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实践（炼丹术、巫术、医术、占卜）都称之为“Taoism”，致使这一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他说，传统上的“道教”一词表示“道”的学说，如在《墨子》中孔子的学说就称为“道教”，自六朝起开始把任何类型的“道”的学说都称为“Taoism”，但它的意义并非与老庄哲学相对立，而是在于与儒、佛两教相区别。

    西文把“Taoism”一语限定在“哲学的道教”和“宗教的道教”两方面，并且分别提出了其各自的涵意。所谓“Philsophical Taoism”，他指的是《道德经》及编纂者认为与之有关的其它著作，并不包括那些为了道德自我完善和获得灵感而去学习这些著作的人们。西文同时指出，为着真正理解道教传统，研究者不应把《道德经》《庄子》仅仅看作是纯哲学的作品，还要考虑到它们在道教的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至于“religious Taoism”，西文指的是“正统道教”（orthodox Taoism），把“道”当作绝对神或绝对神的化身（如天尊等）并对之加以顶礼膜拜，这是它不可分割的特点，它的信徒应包括那些不管有没有参加社团宗教仪式，然而只要是被列入道教学说传承系统的人们。

    （二）道教与道家关系的问题  早在十九世纪末，欧洲汉学家中就存在一种“道家蜕变论”，这种观点出自英国理雅各、法国戴遂良、俄国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等一些来华传教士，认为老子哲学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经过庄子得到了发展，在列子那里开始衰落，到了后汉时期（公元一至二世纪）又逐渐蜕变成为充满迷信思想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包括炼丹术、方术等等的大杂烩。这种“道家蜕变论”至今还有影响，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史教授顾立雅等人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1950年以前，西方汉学家大都认为道家（philosophical Taoism）和道教（religious Taoism）是两种互不相容的东西，他们的主要的论据就是，道家承认死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对“道”的一次复归；道教（reliogious Taoism）则反抗死亡，通过炼丹实践，以达到长生不老。与此同时，它们的本质也是不同的，道家具有理性、冥想和非神秘的性质，而道教则具有巫术、崇拜、秘传和神秘的性质。

    但是，自1950年以来，主要是因为受法国学者葛耐和马伯乐及其弟子的著作的影响，很多西方汉学家逐渐认为，道家和道教可以看作是隶属于一个共同的传统。马伯乐认为道教是引导信徒以不死为目的的个人解脱宗教，但由于道家也有追求神秘体验的思想和追求不死的倾向，所以不能将道家和道教加以区别，于是便把我们通常所说的道教称为“道家的宗教”（马伯乐：《道教——有关中国宗教与历史文集（遗著）》，第二卷，巴黎，1950年）。

    美国华人学者俞检身教授在为《阿比顿现代宗教辞典》（1981年）撰写的“Philosophical Taoism”词条中指出：如今对《老子》和《庄子》的研究表明，这两本书都有一些暗示反映了对古代中国的神话礼拜仪式的怀念和渴望；如今对道教经典的研究也表明，道教信徒早就开始使用《老子》和《庄子》，如同早先道家所作的那样，他们都自称是这些经典的继承者。

    马伯乐反对把道教与道家对立起来的观点在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上得到了李约瑟、施博尔、西文等人的支持，他们再次强调，老子和庄子提出的论点和后期道家提出的论点是相同的，如晚期的“仙”的观点就和“真人”有直接的关系。施博尔坚决反对把“晚期”道教说成是真正晚期的，他认为炼丹术、医术、与超自然物交往、科仪和神权国家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产生于《道德经》和《庄子》成书时期所存在的信仰和礼仪（见韦尔奇：《贝拉焦国际道教会议》，载《宗教史》第9卷，第2—3期，1969—1970年）。

    （三）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的问题  日本的道教研究家一般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看作是道教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道教和其他中国固有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很难在它们之间划一条界线。而欧美的汉学家则倾向于把道教与民间信仰分开（此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正统道教与异端道教的关系）。

    施博尔在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上提出了划分道教与民间信仰（神教）的界线。他说，道教的特点是：敬拜天尊；用文学语言举行祈祷仪式；实行传统上规定的忏法、斋法、蘸仪，神职人员有世袭性，汉代“天师”传统发端于“正一道”；盛行于中国南部（台湾也是在南部）；与城市生活有较多联系；为中央政府正式认可；神职人员中有官僚化教阶等级制度。相反，民间信仰的特点则是：敬拜各种神明；用口语举行祈祷仪式；采用巫术和方术（神灵附体、交通神灵等）；在教阶等级方面，神职人员没有世袭性，也不是有组织的；源于茅山派，或与之有关；盛行于中国北部；较多接近农村生活；同秘密结社和起义有历史联系。

    美国的西文教授在前述同一文中指出，只有“高级的”、有组织的，并在仪式、神祇和世袭传统上有限制的正统道教才叫道教。这说明西文也坚持把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区分开来，不过他是从道教的社会作用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来考察这个问题的。西文教授写道：“正统道教派系跟革命无缘，自汉代以后，它在具有救世主信仰的及其他的起义中未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并且从来未认为这种起义是‘合适的’（但因为道教的某些理想已相当程度地散布在群众之中，一些起义者便自由地将这些理想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道教组织……还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仿照帝国官僚们内部关系的模式，在祈祷仪式中建立起其与神的关系。”

    赛德尔也有类似看法，她在《早期道教救世主信仰中理想统治者的形象——老子与李弘》一文中指出，正统道教派系（首先是天师道）对中央政府从未持反对立场，而对诸如太平道等“异端”的救世主信仰和均产思想却极不赞成。

    法国著名的学者石泰安教授在《二至六世纪的道教与民间宗教》一文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由于道教传统和民间信仰相互影响、相互丰富，民间的神祇逐渐变成道教性的神祇，而作为宗教的道教也逐渐变得更加富有民间性质。石泰安强调指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 ）一术语在历史和宗教的背景中，表示任何宗教信仰，而这种信仰不属于机构化了的宗教（国教、道教、佛教）。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民间宗教”并不局限于普通老百姓中，而且还是社会各阶层包括皇室共同的宗教。

    （四）道教与科学关系问题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到道教究竟有没有科学思想时说，道教哲学家注意大自然，所以能由纯粹的观察，循着一定的过程，以至于实验，如炼金术即是道教徒所启发原始科学和医药学的肇始。他还说，道教是宗教的、诗学的、魔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和政治革命的一种学派。又说：道教的神秘主义具有科学的色彩，对于中国科学史是非常重要的。其所发现的原理和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开东亚化学、矿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的先河（以上均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中论证早期道教和晚期道教观念上的共同点时继续写道：求长生不死与“无为”“自然”等“道”的基本概念并不矛盾，如果“无为”意味着不违抗自然，则求长生不死可视为利用自然及自然发展过程以达到理想境界，比如，道教炼丹家力图使矿物的“天然”性质及其“发展”中的“天然”倾向和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来为自己服务，可见，道士在利用“自然规律”，随着自然之波流向他所需要的方向。总之，许多道士既研究哲学，又从事神仙术活动，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美国学者韦尔奇在《道之分歧》（1957）一书中也赞扬道教说：大多数道士都从事自然科学。他们要用逻辑和实践之光来武装自己，因而他们（至少）选择了一种实验，于是最终发明了瓷器、罗盘仪、火药、药物制剂等。

    费正清等人在他们所著《东亚：传统与改革》（1973）一书中同样持这种意见：“中国的原始科学发现的主要部分，与热爱大自然的道士有关，而和读死书的儒生无关。”

    西文教授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不认为“天师道”的魔法仪式和老子哲学观点跟古代中国科学方法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也不同意在古代中国道士从事科学的说法，指出在大科学家的哲学观点方面，儒家占优势，例如沈括、王锡阐等。至于道教与炼丹、吐纳、导引等实践活动不仅是属于道教的，而且是整个中国的实践，只是主要被道士所采用而已。西文强调说，不能因为道士吃大米，大米就成为道教的了，这些方法也不能因为道士使用了就变为专属道教的了（见前引文）。他在《中国炼丹术初步研究》一书中谈到孙思邈的炼丹活动时说，炼丹术不是“原始科学”，而是“医学、哲学、宗教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传统科学形式。

    转载于《中国道教》1993年第4期第27—28页，1994年第1期第35—38页，第2期第28—31页，原文系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