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阿尔奇·J·巴姆：佛陀哲学

    博主按：《佛陀哲学》（Philosophy of the Buddha），是美国比较哲学家阿尔奇·J·巴姆（Archie J Bahm）的代表作之一，至今无中文译本。上世纪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策划《巴姆哲学文集》，遗憾的是，只出版两种——《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有机哲学与世界哲学》，即无果而终。本博转载关于《佛陀哲学》的学术评论一篇，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也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以飨海内外华语读者。

从巴姆的比较哲学看《佛陀哲学》

张　华

　　巴姆目前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资深哲学教授，与本世纪初叶经胡适鼓吹而蜚声中国学坛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相比，巴姆的名字在我国哲学界少为人知。但据我所知，他是一位辛勤耕耘哲学园地的老兵，一位勇敢开拓比较哲学领域的健将。自从1953年他出版第一部哲学著作《哲学导论》起迄今，数十年间，他著述不断，佳作频仍（其书多是一版再版）。由于时空的间隔、资料的限制，我无法测定其学术成就的大小和学界名声的高下。不过从其著述的特点看来，他由元哲学的研究而进展到比较哲学的探索和应用哲学的开发（《商务瑜加》），这在今天哲学处于贫困之境和世界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时代，当不无意义。

    本文拟从其五十年代的旧著《佛陀哲学》（1958年）入手，揭示其比较哲学之文化意蕴；同时，透过《佛陀哲学》所折射出的思想光芒和研究方法，也可使我们看到与我国传统佛教的思想和方法相异趣的别样的风光。

    一、巴姆《佛陀哲学》之文化背景

    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争相关注，大致有两个重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在十九世纪殖民时代，欧美列强，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和掠夺的本性，一方面仗着其船坚炮利不断向海外扩张，大肆掠取物质资源与财富；另方面派出传教士，与洋枪洋炮相配合，进行精神的侵略。此两方面的实际需要使得西方世界意欲急切了解东方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乃至风土人情。第二个时期是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精神世界出现没落的迹象，有识之士纷纷到东方古老的哲学、宗教里寻找救命的活泉。如果说前一个时期，西方尚有文化优越的心态，那么在后一个时期，西方的哲人智士已逐渐认识到东方文化并不劣于西方文化而有互补性。西方的佛学研究即肇端于第一个时期，而巴姆著《佛陀哲学》时，已处在第二个时期。如此，由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巴姆之研究佛教思想则颇有“问道东方”的意味。

    然而，巴姆不是专门的佛学家，他是一个比较哲学家。据《佛陀哲学》序言，巴姆自述，在写作该书之前，他已有长达九年的比较哲学的教学经验。在巴姆看来，所谓比较哲学，就是在世界三大文明即中国、印度、欧洲三者的哲学和文化之间所做的分析比较。而要比较此三大文明的哲学和文化，就必先对三大文明的哲学和文化有所了解。西方谚语云，“欲工其巧，先利其器”。巴姆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指导下，涉足印度文明之杰出代表——佛教，研究佛教创始人佛陀乔达摩的哲学思想；他又试图探寻中国思想的源头，完成《孔子的心》（The Heart of Confucius，1969年）的著述，并译成老子的《道德经》（1958年）。巴姆对东方两大文明古国之三大圣哲所作的思想鸟瞰，都可看作是其宏伟的比较哲学工程的一个准备，也是其构建比较哲学理论大厦而率先完成的思想成果。

    因此，巴姆先生交给我翻译的这部《佛陀哲学》，其中固然未作任何东西方文化观念的比较，有的只是意义连贯的对佛陀思想的精微独到的剖析和佛陀哲学的活的灵魂的再现，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的是，只有将《佛陀哲学》陈放到巴姆精心营造的比较哲学的大框架中去理解，它才意蕴丰满；亦惟其如此，方可洞晓他为何由此而不由彼深入佛教思想的堂奥，澄清历代积淀下来的对佛陀思想的误解，重建佛陀精神世界的有机整体，张扬其中真实的、富于人性意义的东西。

    二、巴姆《佛陀哲学》之思想理路

    巴姆头脑里装着比较哲学的大框架，又抱着如实了解佛陀真实思想的信念，来到南传佛教的第二故乡——缅甸，意欲在这里利用蕴藏丰富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寻秘探宝，希冀发现他救治自身文化所需要的东西，或者借助另一个文化系统，照见自身文化所具的特点。十多年后，他著成《比较哲学》（1977年），果于其中写道：“通过与其它文明的对照，或可于自身文化获得新的领悟。我就是通过研究亚洲哲学，才发现西方文明中占支配地位的两种理想（即崇尚理性和权力意志——译者），这在亚洲哲学中正是不为重视或者受到忽视的东西。”他又说：“一种文明的哲学会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哲学的挑战，经过比较，彼种文明将得到改进，产生新的洞见，孕育出更高层次的哲学。”以上所说或许可表明他当初研究佛陀哲学的初衷。也就是说，一方面他力图准确把握佛陀的真实思想，企图排除种种误解，另方面又希望能从中找到有利于自身文化改进的思想，为其输入新的血液，补添新的养分。结果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了“中道”。中道，既是“乔达摩最富意义的哲学贡献”（《佛陀哲学》第6章），又是医治西方文明中过度追求权力意志而任情恣欲，和过分强调理性分析而忽视直觉整体把握的“灵丹妙药”。

    乔达摩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创造者，既是伟大的宗教家，也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家；既有卓越的思想智慧，更有非凡的人格力量。用巴姆自己的话说，“佛陀乔达摩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试炼”（《佛陀哲学》第1章）。面对这样一位具有伟大智慧和非凡人格的宗教导师，如何剖析他的哲学思想，契入他的精神内核呢？历来大德，见仁见智，可谓众说纷纭，误解叠出。巴姆则紧紧抓住乔达摩本人的“人格试炼”——那几近失败，最终觉悟的经验历程。由此发现构成乔达摩“觉悟”内容的东西，便是他用生命进行极其真诚的试验，经历艰难的灵肉交搏的心路历程之后得出的智慧结论：那是一种恣意放荡和苦行禁欲之间的“中道”。这种中道建立在欲求的基础上，在欲求的王国里无处不在，它意谓着避免极端，既不过分欲求（贪求），也不过分阻止对过分欲求的阻止。

    巴姆认为，乔达摩的这种中道实际上是事物的存在之道，也即事物的实相，这是超越西方精神一切二元对立的现象的本质，是克治一切对立和冲突或者不幸和挫折的最有力的“辩证”武器。于是，巴姆把乔达摩的哲学归结成“一条简单而又清楚明白的原理”。这原理是，欲求得不到的东西导致挫折，因而要避免挫折，就应避免对得不到的东西的欲求。这条原理诉诸人的心理的最自然的倾向，诉诸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欲望，提供解决欲求与挫折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中道。此种中道是一种达到目标（幸福）的方法或手段，基本意义上说，它就是目标自身。

    巴姆正是从这条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原理出发，对后世乔达摩的追随者发明的那些教理，诸如“四圣谛说”“八正道”“禅那”“涅槃”等等，一一作了富于洞察力的解析和批判，澄清了乔达摩本人的哲学，与后来归诸乔达摩的佛教哲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佛陀哲学》（第1章）有一段话提到：“有人主张上座部、空宗、有宗、禅宗或者任何其它佛教哲学皆为乔达摩亲传面授。我不同意这个主张，并非要低估它们各自对人性洞察之意义或削弱它们在人类文化中所作贡献的重要性。佛教哲学的每一流派都作了积极的贡献。但对有关资料的更加精密的考察当使我们确信，乔达摩哲学虽然启发了后来的各派哲学，并在它们中受到了部分的表述，但是它和它们中任何一派还是卓然有别的。”

    三、巴姆《佛陀哲学》之文化意蕴

    如果撇开《佛陀哲学》中关于佛教的那些术语，人们也许会以为巴姆是在谈论心理学而非乔达摩的哲学。这其实不必奇怪，乔达摩虽为宗教大师，但也号称“大医王”，医治人的精神烦恼，本着解除人生痛苦为己任。因此，说乔达摩的佛法是哲学无妨，是心理学也可。而事实上，巴姆独辟蹊径，从心理学的角度演绎佛陀的哲学，在使之成为条理连贯的有机整体方面取得了成功。且不论巴姆《佛陀哲学》倡明的“中道”，于将来人类文化之建设、世界哲学之创建有何意义，单就巴姆研究佛教使用哲学心理学方法而言，至少启示了我们研究佛教实有多种途径，而不必陷于传统佛教只是注疏经论、抉发义理的窠臼无法自拔。

    巴姆不惟思想方法与我国传统佛学有异，且得出的结论，也因东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浸润而大相径庭，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众所周知，佛教每流经一个文化传统，都给这个文化传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深深打上这个文化传统的印记。佛教孕育并诞生于古印度，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佛陀的思想向小乘方向发展，有出世和禁欲的特色；流至中国，佛教受到儒家人文主义的熏染，转向大乘发展，悲智双运的菩萨思想盛行，出世的色彩淡薄，入世的气氛增浓。而今佛教延及欧美，情形又怎样呢？从巴姆教授著述的这部《佛陀哲学》不难看出，其所阐发的佛陀中心思想已明显带有了西方文化的性格。

    例如，巴姆在该书“批评”章中指出：“严格地说，乔达摩既不是小乘长老，亦不是大乘菩萨。”“把涅槃作为一种超出人类慈悲（同情）心的完全无欲的状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乘观点认为乔达摩把自己设想为宇宙的拯救力量，不等到每一个灵魂都从邪恶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他是不会独自达到涅槃寂静的境界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大乘佛教中向来视为佛陀思想精髓的“智”与“悲”，好比“车之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然在巴姆的文化视界里，对“悲”已不无微词。依巴姆之见，乔达摩富有悲天悯人之情怀固然不错，但是“其慈心悲愿，作为一种理想，得从属于中道原则”，也即对众生之慈悲和同情不能超出同情心之实相，过分的利他一如过分的自利，同属极端，皆非中道。

    巴姆先生何从得出这种与我们传统佛学截然异趣的结论，其自身文化的渗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成因。西方社会人文价值的核心可以说是个体主义，个体是最终的实在，因此强调个性的丰满、人格的独立，重视自救，上帝只是虚设（基督说，“人啊，你得自助！”）；（作者对基督教的解读有误，基督教强调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得救，必须凭借上帝的救恩，西方的个人主义远宗古典文明，近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无关——博主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人，西方的理想人格主张自立，而不需别人的太多的同情心。巴姆先生也毫不否认他对佛陀思想的理解，掺杂有自身文化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成分。倘如我们承认小乘、大乘对佛陀精神之理解皆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那势必也要宽容巴姆眼里的佛陀与我们的传统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异。而佛教的慧命就这样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得到延续，佛陀的思想也经受不同的文化阐释愈益丰富和发展。

    还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其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波澜壮阔，其修持与义理也曾庞大恢宏，其流布范域遍及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九个不同的文化传统；然时至今日，佛教整体已经疲敝衰颓，奄奄一息，几成躯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的思想发不出力量，它的概念系统封闭，它的语言与现代心灵不能沟通。有西哲说：“伟大的宗教必先是伟大的哲学”。佛教界呼唤着思想巨人的诞生。当代佛教在东南亚、港台一带虽有令人瞩目的复兴的势头，但明显底气不足，尚缺乏创新的思想作为有力的支撑。可喜的是，巴姆之《佛陀哲学》在使用现代哲学语言阐发佛陀哲学以贴近现代人心灵方面，已经作了大胆的尝试，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四、余论

    当我认识巴姆先生时，他已是一位年届耄耋的老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如此高龄，居然还只身飞越太平洋，来到中国，为比较哲学的发扬光大而不辞辛劳，努力不懈。开先，我赞叹他这把年纪，尚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思辨清晰，私下以为这是哲人饮吮了隽永智慧的美酒因而多高寿吧。可稍后，当我知悉其宏伟的思想蓝图时，心中又多了一份感佩之情，感佩他忠于哲学事业，老骥伏枥，并致力于沟通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耿耿心怀和赤诚。

    巴姆自知，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的许多研究都是尝试性的。但是，犹如许多新领域的开拓者一样，他为我们开辟了道路，预示了前进的方向。更令人信味倍增的是，他正在构想一种建基于三大文明比较之上的“世界哲学”。这种未来的世界哲学到底是何模样，具体结构如何，未可尽知，但巴姆相信，它必是世界三大文明（中、印、欧）中优秀思想成分的有机组合。巴姆又设想未来世界哲学家的形象，那是以孔子、佛陀和耶稣三大圣哲为模型铸造出来的。我以为那虽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人们未必不可以朝这个理想目标努力，正如太史公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转载于《学海》1996年第5期，第5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