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孙小礼：莱布尼茨热心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让地球两端的民族携起手来 
——莱布尼茨热心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孙小礼

    德国的卓越科学家和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对于远在东方的中国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从弱冠，到古稀，五十年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坚持不懈地倡导和推动中欧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那时，莱布尼茨被人们视为一位“中国通”，他曾在自己的门上贴过一个纸条：“有关中国动态办公室”，以便人们向他了解中国最新情况。

    莱布尼茨竭力主张欧洲和中国要相互学习。他非常希望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能够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前中欧之间只有贸易往来，他认为：“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知识的新型关系”， “必须用我们的知识同他们互相交换，以便补偿自己。”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给传教士们，要求他们在把欧洲的数学带给中国人的同时，也应该从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带回按他们的传统探索自然所获得的奥秘，使欧洲的知识丰富起来。他说：“他们善于观察，而我们善于思考。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莱布尼茨对中国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想了解。1689年他在给传教士闵明我的信中附了一张列有30个问题的单子。这些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汉字到各种工艺技术，从医药到军事、航海以至生活方式，涉及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
 
    莱布尼茨特别关心怎样把中国的科学技术传入欧洲，他常向传教士们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各类书籍、植物及其种子、工具仪器的设计图纸和模型以及其它能够远送的东西，依我看也都应当运到欧洲来，甚至可以把那些既擅长讲授语言又善于传播事物的人也一块带来。” 

    对于一些传教士蔑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俗，莱布尼茨很不以为然，他写信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字，他们的艺术和制作，甚至于他们的游戏，与我们比起来，是很相差异的，好像他们是另一个星球中的人似的。因而我们只要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惯作一单纯而精确的描述，那一定可以给我们以很重要的知识，而且在我看来那种知识比希腊和罗马的礼节和器具知识还要更为有用。”

    1697年，莱布尼茨选用传教士们发回的书信和报告编成《中国近事》一书在德国出版，1699年出第二版时增加了康熙皇帝的画像和多年在康熙身边工作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所写的《中国现任皇帝传》。这是一部以第一手资料介绍中国的书，在欧洲很是轰动。

    莱布尼茨为此书撰写的绪言长达24页，开篇就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引入一种更加合乎理性的生活。”

    莱布尼茨以大量篇幅描绘和颂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他说：地球上还存在着中国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通过对欧洲与中国的一番比较，莱布尼茨认为：“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艺方面能与之相较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实际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强调：“要学习他们的实用哲学和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

    莱布尼茨根据传教士的介绍，对康熙皇帝称赞不迭：“身居高位，却极其遵守公共道德”，“公正贤明、对人民仁爱友善、生活节俭自制”，“精通中华民族的学问”，又从传教士那里“接触了欧洲的科学”，“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全国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君主竟可以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地关在房子里，如同师生相处，熟悉精密仪器，共同钻研书籍。”“能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证明、三角学计算，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天文现象。”“还亲自编写数学课本”（按：即清圣祖康熙编《数理精蕴》）。莱布尼茨认为康熙已经认识：“人类只能借助数学掌握科学的奥秘。” 

    《中国近事》的出版，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赞扬和他积极推行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张，在欧洲有很大影响。虽然他对中国的描绘有些过于美化和理想化，但是对于突破“欧洲中心论”，使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东方的异质文化，确实起到了非凡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不仅应该是施教者和给予者，而且也应当是受教者和接受者。莱布尼茨或许就是在欧洲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第一人。

    莱布尼茨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数十年如一日，从多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那时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通邮政是相当困难的，往返费时极久。1690年传教士闵明我本要从陆路来中国，因俄国人不允许他们穿行领地，只好折回法国的马赛，改走海路，1693年12月在途中的果阿发给莱布尼茨一封信，形容了旅途之艰难困苦：“行役蛮荒，辗转万里，艰苦备经，心神交瘁……”不少传教士死于海途。莱布尼茨力图打通一条比较便捷的经过俄罗斯到达中国的道路，他给俄皇写信，利用他所交往过的各种名人关系，想方设法，四处奔波，托人游说，终于促使俄皇对中国发生兴趣，允许传教士们在俄罗斯通行。莱布尼茨对此十分高兴，1705年，近六十岁时，他说：“我若是年轻的话，我一定要去俄国，甚或远至中国，以便确立这种文化的交通”。

    转载于《学习时报》2006年7月31日第7版《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