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最近，以色列地面部队攻进（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升级。在这场冲突中，加沙死亡数字增多，于是哈马斯，更有阿拉伯专制国家，就大喊以色列屠杀平民。有些被错误信息误导的华文媒体高喊“双方伤亡不成比例”，由此谴责以色列是以强凌弱，不道德。
评判这场军事冲突的道德问题，到底以什么为依据？从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各自作为，还有近代历史的二战，都可以作为指标。众所周知，这次以色列轰炸、进攻加沙的主要原因，是哈马斯一直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杀害以色列平民。
哈马斯的行为毫无任何道理可言。因为以前巴勒斯坦人用他们的土地被以军占领为由，攻击以色列还有一点逻辑，但在2005年，以色列军队就全部从加沙撤出，把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给了巴勒斯坦人。这是以前的土耳其、英国、埃及、外约旦等在加沙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巴勒斯坦人不是一直要求建国吗？这次以色列完全撤出了，他们却没有去建国，也没有去修路、建厂，抓经济，而是把加沙变成了袭击以色列的基地，旷日持久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还挖了几百条地道，钻进以色列，进行自杀炸弹攻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发表“哈马斯威胁我们所有人”一文说：“想象一下，空袭警报只给60秒时间，你就要在哈马斯的火箭弹落下之前，找到安全处。哈马斯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炸以色列的居民区。从这个场面，你就能想象出以色列人生活在怎样的恐惧之中。从以色列撤出加沙三年，哈马斯就已向以色列发射了6000多枚火箭弹。”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安泰毅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以色列的3岁孩子，他们从1数到15非常流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用15秒的时间找到一个地方来逃生，他们长到7岁还不知道其它的一些事情，只会数这个数字。”
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容忍自己的人民这样受威胁，都必须采取行动。但只要以色列军队一反击，哈马斯和穆斯林就喊遍全世界，说他们是弱者，被强大的以色列欺负，他们死了多少人，伤亡不成比例等等。但这里明显的不同，也是划开道德界限的关键：哈马斯是用火箭弹有意杀害以色列的平民，而以色列在被迫反击时，从没把加沙的平民作为目标。加沙的平民伤亡，很多是因为哈马斯用自己的人民做盾牌。哈马斯从居民区发射火箭弹，在清真寺制造武器，把伊斯兰大学当作弹药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使用导弹保护人民，哈马斯却用人民保护导弹。说得非常准确。
例如在2009年那次以色列反击哈马斯时，炸到一所学校，造成40多人死亡，电视画面展示，哈马斯对此大做文章，把尸体用五颜六色的绸缎包起来，一排排地放在大街上展览，然后是万众下跪，齐声喊叫“灭掉以色列”。哈马斯的头子说，他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屠杀犹太人儿童展开报复，理由是以色列在进攻中炸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他们绝口不提，他们是从这所学校发射的火箭弹，才导致以色列回击到这里。哈马斯有意杀害以色列平民，已属战争犯罪，而他们把自己的人民当盾牌，故意让自己的平民更多死亡，更是残忍、卑劣的双重犯罪！
其实，这场加沙之战如果让伊朗的毛拉们来打，或者当年敢用毒气的萨达姆来打，恐怕几天就打完了。因为他们会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在更大的邪恶面前，哈马斯早就会蔫儿了。即使交给当年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来打，也一定很快就把狭小的加沙地带杀光、烧光、抢光了。今天以色列这个仗所以难打，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顾忌太多，太考虑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
以色列是民主国家，有反对党，有自由媒体，它的政府任何不受国际规矩的行为，都会受到自己内部的舆论制约，还有选举下台的惩罚。除此之外，以色列更受自己属于西方体系的文明价值的制约。在2009年那次进攻加沙之前，以色列军队事先向加沙城内居民散发了阿拉伯语的传单，拨声讯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家或附近有弹药武器，要离开。更早些，2006年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恐怖组织真主党时（那次也是以色列被迫反击），事先也是向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发出警报，通过广播、空投传单，手机简讯等，通知他们撤离，避免受到伤害。
这些传单和警告将使真主党战士有时间脱逃、重新组编。事前通知对方即将发动攻击，让真主党更能精心策划埋伏突袭。结果是，以色列步兵伤亡的比例竟是出乎意料之高。以色列的“道德洁癖换回的是血腥回报”。但这就是以色列，这个属于西方文明体系的国家，宁可付出这个代价，也想尽力避免当地平民伤亡。
至于在冲突中，以色列的伤亡数字相对比较少，就被阿拉伯世界骂是暴行，被有些伪善者斥为“不成比例地回击”，绑架联合国以此评断是非。
在加沙进行的是一场战争，在评价一场战争时，哪一方死亡数字的多少，并不能成为哪一方是否道德和暴力的理由。因为任何战争，都必须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来划分，尤其不能用所谓“不成比例的反击”作为标准。例如，在二战时，德国并没有侵入英国，只是轰炸，但英国人后来的反击，以“不成比例”的空袭回炸了德国，数不清的德国人丧生，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德国东部的主要城市德累斯顿，当年就被英国轰炸到几乎成平地，主要建筑都被摧毁，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轰炸中25000人丧生。但德国人最后明白了这场战争的是非，几年前在德国举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6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科尔内留斯·魏瑟说：“我们不能忘记德累斯顿大轰炸后的地狱般景象，但是更不能忘记它为什么遭到轰炸。”
同样在二战中，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后，美国被迫反击，最后对日本主要城市的回炸，更是“不成比例”。仅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大轰炸，美军就投下1858吨燃烧弹，摧毁了东京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有83000人丧生，10万人烧伤。更不要说后来对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超过12万人瞬间死亡。面对如此地狱般的景象，日本才立刻宣布投降。否则，每一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都有更多的平民伤亡，美军则要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在二战中，德国死亡的人数是美国的20倍。日本有几百万军人和平民丧生，而美国在整个二战中阵亡的军人是40万，平民伤亡很少。难道今天人们要用美国死伤人数比较少，英美盟军“不成比例地反击”，造成轴心国大规模死亡，就认为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是道德的、值得同情的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写道，在二战中，由于英美盟军的轰炸，意大利人像蚂蚁一样死亡。但是，她高度赞扬盟军的轰炸，认为那是解放意大利！
2006年8月英国《星期日邮报》报导说，一对居住在东伦敦的年轻穆斯林夫妇，竟打算用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作“掩护”，炸民航飞机。25岁的丈夫将致命的液体炸药和牛奶混在一起，藏在抱在怀里的婴儿的奶瓶中，带上飞机。他的23岁的妻子竟赞同丈夫的计划，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掉自己才半岁大的孩子。由于破获此案，英国民航随后要求所有带婴儿上飞机的母亲，在登机前的检查时，必须亲口尝一下婴儿奶瓶中的牛奶。恐怖分子为了意识形态，连自己6个月的婴儿都要下毒手，这个事件已为包括加沙冲突在内的人类反恐战争给出答案。这场战争，对错是非、道德和不道德，非常清楚。它根本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而恰恰是文明和不文明的冲突，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哈马斯代表专制。这场冲突不仅是专制与民主的冲突，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背后也有犹太教和伊斯兰之间的对抗。
伊斯兰教义《可兰经》上写着：“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伊斯兰信奉者被称为穆斯林）。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领军队，砍杀征服。一个任人皆知的事实是，22个成员国家的“阿拉伯联盟”，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更无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国家，女性不要说没有投票权，甚至连开车都被定罪，出门必须带面罩，受到歧视和摧残。
那些大胡子男人主导的穆斯林世界，只要听到任何批评，就示威抗议，就谩骂骚乱，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魔鬼的诗篇》被视为亵渎伊斯兰，在全球追杀；丹麦报纸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议，他们愤怒地砸毁人家使馆，攻击丹麦人。前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话批评伊斯兰，也遭到疯狂的攻击谩骂，甚至扬言要他的性命。以揭示共产苏联罪恶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曾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说，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她强调，教皇的引述是否得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有批评的自由。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兰狂热者的威胁下，在伪善者的政治正确下，极少有人敢发出批评之声。但有三位女性，却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两个来自穆斯林国家。
一个是索马里女性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她小时候就被穆斯林们强行实施割礼，后来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在阿姆斯特丹的电视上，她以亲身经历痛斥伊斯兰迫害女性的恶行。她还和画家梵高的后代梵高一起制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纪录片，结果梵高因此被当地几个穆斯林青年杀害。
阿里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痛斥伊斯兰教说，根据伊斯兰教义，女性必须蒙面；如有外遇则要被石头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则不在此限；男人要离婚，只需在两个男子前重复说“我要离婚”就算通过，而女性则必须经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须有下列理由：丈夫无经济能力，无法生子或阳萎。即使成功，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财产，孩子则全部归男方。
阿里把希特勒的纳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相提并论，称伊斯兰是“新法西斯主义”。她说，“就像纳粹主义开始于希特勒的愿景，伊斯兰主义的愿景是伊斯兰神权，即一个社会被伊斯兰律法/回教法统治，在这种社会，女人婚前有性行为要被石头砸死，同性恋则被痛殴，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将被杀死……”。阿里甚至抨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堕落的（52岁时竟跟8岁女孩结婚）、专制的，谁不按他说的做，就会被惩罚。“穆罕默德让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萨达姆。如果没有默罕默德的榜样，就不会有萨达姆。默罕默德给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样，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热衷暴力。”阿里认为伊斯兰必须改革，必须否定《可兰经》中的某些内容。阿里发出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之后，就遭到死亡威胁。荷兰的伪善者们，也不喜欢她公开批评伊斯兰，认为这有损文化多元主义。最后以她申请庇护时数据有不实作理由，取消了她的荷兰公民身份。
阿里却在美国受到欢迎，被聘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做研究，继续坚持她的原则，绝不后退。后来她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结婚。
佛格森是目前美欧的学界新星，在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学府当教授和研究员，著述甚丰，其《帝国》、《金钱关系》、《文明》、《货币崛起》、《虚拟的历史》、《西方的衰落》等专着受学界重视。他还经常参加电视节目，“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佛格森极为欣赏阿里的勇气，甚至崇拜她。他俩喜结良缘，成为“黑白结合”的佳话之一。2013年阿里入籍美国。
另一个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叙利亚出生的苏尔丹，她曾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在大马士革上大学时，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伟大的”人，冲进校园，枪杀了她的教授，而且一气打了一百多枪。从此她质疑伊斯兰教，并和丈夫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学习心理学。9.11事件后，她常在网络上和那些伊斯兰狂热者辩论，因她很有辩才，并敢说真话，常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哈佛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一书闻名，强调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但苏尔丹则提出一个远高于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
苏尔丹批评伊斯兰之后，像阿里一样，也遭到死亡威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士谴责她，给她威胁性的电话留言，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在电视上辩论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对作家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追杀令。但她毫不畏惧地对《纽约时报》说，“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
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和阿里、苏尔丹一样勇敢的另一位女性，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法拉奇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阿拉法特，卡扎菲等，她的进攻性的大胆追问，常使那些权势者恼怒，甚至要杀了她。她的采访集《采访历史》迄今仍是西方新闻院校学生的必读书。法拉奇因为热爱美国而长期居住纽约曼哈顿，在目睹世贸大厦被炸之后，她奋笔疾书，写了长达报纸四个整版的讨伐伊斯兰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极端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
和西方知识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1400年的黑暗伊斯兰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们的专制、虚伪、狂热，毫无人性。她说，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欧洲的穆斯林们以诽谤罪把她告上法庭，至2006年她去世，她的诽谤官司还没打完。还有伊斯兰份子要杀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人。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当时体重顶多80磅，但她仍坚定有力地强调说真话、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当你放弃或嘲笑原则理念的那个瞬间，你就已经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
法拉奇的最后一本着作是《理性的力量》。她和阿里都持同样的观点：宗教和理性，应该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兰那样，不给理性任何空间，要用刀枪逼迫信仰，把人变成穆斯林。这三位勇敢女性对伊斯兰的看法，都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巴以冲突背后的宗教因素。……
对这次以色列进攻加沙，打击哈马斯，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沉默，等于变相支持以色列，希望教训哈马斯；只有土耳其总理和伊朗出来谴责。但在西方和中国，却有相当多的伪善者偏袒哈马斯，总是渲染多少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而回避是谁“挑起”战争这个问题。许多媒体在巴以冲突中，高举着同情平民被杀害的道德大旗，起到了事实上帮助恐怖主义哈马斯的作用。
没错，巴勒斯坦死伤的平民远比以色列多。但这里根本的不同是：以色列早已把自己的人民撤离、掩藏起来，只让士兵去打仗；而哈马斯是故意把自己的平民放在炮火下，就要用制造“平民死亡”的表象，来攻击以色列。
这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根本不同！
在全世界70亿人中，敢出来痛批伊斯兰的人极为罕见。这本身就证明伊斯兰的可怕。任何批不得的人和事，都是最可怕、最助长邪恶的东西。
在全世界的数不清的懦夫们面前，阿里、苏尔丹和法拉奇简直是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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