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尔：尼日利亚绑架者的意识形态

       240多名尼日利亚女孩被绑架事件震惊了全球。但不幸的是，这决非尼日利亚的个别案例。事实上，尼日利亚的烦恼是许多非洲国家共同的烦恼，而绑架背后的动机则来自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

    这一意识形态基于一种扭曲的错误宗教观，它在全球正式和非正式学校中教授。当然，绑架的实施者——博科圣地（Boko Haram）领袖丧心病狂的话只是这一意识形态最极端的代表。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正本清源，否则这一意识形态将继续威胁全世界数百万年轻人的生命机遇，破坏我们的安全。

      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问题现在相当普遍。马里、乍得、尼日尔、中非共和国、索马里、肯尼亚甚至埃塞俄比亚，都饱受极端主义蔓延的困扰或面临尖锐的焦虑，许多其他国家更是将极端主义视为唯一最重要的挑战。政府通常凭借勇气和决心面对这一挑战，许多非洲国家动用军队来维持和平便是这一决心的写照。但事实是这一问题还在继续恶化。

     这不是巧合。1997年，当我就任英国首相时，尼日利亚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有效合作的典范。博科圣地所代表的破坏性意识形态并非尼日利亚传统；而是舶来品。

    随着人口增长，问题也在恶化。如今尼日利亚拥有大约1.68亿人，一些估计认为到2030年将达到3亿，其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大概各占一半。若无和平共处的氛围，该国以及全世界将面临严重后果。

      贫困和欠缺发展是极端主义温床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光是贫困不能解释问题。如今，阻碍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恐怖主义。以尼日利亚北部目前的条件而言，谁会前来投资？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经济如何能够繁荣？

     这一挑战并不限于非洲。众所周知，中东正陷于革命和起义浪潮中，这一浪潮因为伊斯兰教及其极端分支而被大大复杂化了。在巴基斯坦，过去十年有5万多人因恐怖袭击丧生。与同一意识形态相关的暴力在印度、俄罗斯、中亚和远东地区也夺走了许多无辜群众的生命，摧毁了许多社区。

      这一意识形态是什么？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对这一问题的任何阐述都会带来误读，因此对于某些东西，我要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一意识形态并不代表伊斯兰教。大部分穆斯林都不认同这一意识形态，他们是被这一意识形态裹挟的。这应该令我们对未来有所期待。

     但这一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大成分，代表着一群有组织的、为数相当庞大的、实力相当强大的、资金相当充裕的少数派。广义的伊斯兰教是宗教的政治化，它与现代世界根本上不相容，因为它认为存在一个真正的宗教，这种宗教只有一种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应该在所有国家的政治、政府机构和社会活动中胜出并占主宰地位。不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必须征服。

     这一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下又可以细分，一个极端是博科圣地等组织，其他组织或许不鼓吹暴力（尽管有时也会鼓吹），但也宣扬世界对不信教者不安全、充满敌意的观点。要理解我的话，可以读一读穆斯林兄弟会2013年谴责联合国妇女宣言的声明。联合国妇女宣言捍卫妇女不需经过丈夫同意即可旅行和工作的权利。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一意识形态，而不是恐怖主义行为。

    我的基金会为防止宗教偏见、冲突和极端主义提供实践支持，我们在尼日利亚已经活跃了多年，我们让基督教和穆斯林牧师坐在一起，增进相互理解。我们的教育项目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旨在让不同信仰的孩子互相了解。即使在挑战最艰巨的地区，我们的成果也是清楚而有力的。

     在塞拉利昂，身为消灭疟疾运动的一份子，我们动员基督教堂和清真寺与地方社区合作，帮助家庭有效使用驱虫蚊帐，以保护他们自身免受这一每年夺走75万孕妇和儿童生命的疾病影响。我们带着悲天悯人和悬壶济世之心接触了200万人，所取得的效果与跨宗教合作计划一样引人注目。

     因此我们并未输掉这场战争。但我们需要认清形势。每年，西方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防务关系建设和对抗恐怖主义。但在许多我们所进入的国家，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与之搏斗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在教育系统中滋长着。

       如今，教育是一个安全问题。二十国集团应该达成一致，宣扬宗教容忍的开放思维教育应该是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中坚持这一点，然后再在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坚持它。尼日利亚被绑架女孩不仅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是思维方式的受害者。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一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开始朝着安全世界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