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越上帝之名——从《成事在人》看西方文化的局限

             僭越上帝之名——从《成事在人》看西方文化的局限

                 

                              刘渠景  

   曼德拉在经历多年牢狱之灾后成功当选总统，适逢南非被选为橄榄球世界杯东道主，为弥合多年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裂隙，曼德拉决定以此为契机，鼓励曾被视为种族隔离标志的南非橄榄球国家队——跳羚羊队夺冠。他的真诚与智慧、特别是他的信仰与意志感动了跳羚羊队的队长皮纳尔及其队友们，最终跳羚羊队赢得了冠军，国家空前团结，国民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上是影片《成事在人》的故事梗概，影片改编自约翰.卡林的作品《成事在人：曼德拉和改变世界的游戏》。与美国其他主旋律影片一样，该片也在不遗余力地宣扬上帝信仰改变世界的精神力量与现实价值，特别是影响曼德拉一生的那句诗：感谢上帝赐予我不可征服的灵魂，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统帅，可谓点出了影片主旨，这同时也是美国最高的信仰。正是基于此信仰，当年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才敢于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并以此为样板来改变世界。
    影片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念：上帝赋予人主宰自己命运以及改变世界的意志与力量。实际上，根据耶教教义，上帝只许诺给人死后灵魂的得救，从没有许诺给人生前的幸福，人主宰不了自己的现实命运，更改变不了现实世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赎罪和忏悔来保持灵魂的纯洁，以期死后灵魂得救获得天国的幸福。近代以来那种认为上帝赋予人主宰自己命运、改变世界的权利的观点只不过是堕落了的信徒对上帝的僭越，是人以上帝之名对自身欲望所进行的合法化论证。对于个人的宗教信仰，我们自然要予以尊重，但如果不对耶教的基本教义和历史发展予以辨析和廓清，不明就里的人们就很容易被其美好的许诺以及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迷惑。
一 信仰与分裂
    据《圣经》记载，在耶稣传教的时候，有门徒问道：你整天说上帝，你能说说上帝是什么样子吗？耶稣回答道：你整天和我在一起，你还不知道上帝的样子吗？根据耶教教义：耶稣是上帝的独子，是代表上帝来到人间替人赎罪，耶稣是神的一个位格，信仰耶稣就是信仰上帝。可见，要是没有耶稣的道成肉身，没有耶稣传上帝之道，替上帝立言，给人立法，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有了耶稣的道成肉身，上帝的意志有了显现的载体，人才能了解上帝进而信仰上帝。我们知道，耶教的母体是犹太教，但耶教独立发展以后就反噬了自己的母体，由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本文主题无涉，在此不再赘述
    圣父、圣子、圣灵构成耶教教义的“三位一体”稳定结构，这种信仰将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压缩、打包、总括为肉体与灵魂的冲突、生前是否赎罪与死后灵魂是否得救的冲突、信教与不信教的冲突，千百年来主宰着西方人的心灵，在维系基本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产生一些问题。
其一，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耶稣的国在天上，耶教徒谋求的不是活着的幸福，而是死后灵魂升入天国。但由于升入天国的资格要求特别苛刻，需要信徒生前严格遵守上帝律法，压抑自己的现实欲求甚至是合理的欲求。这就导致了灵魂和肉体的二元对立与分裂。为了谋求死后灵魂得救，耶教徒往往要以强大的意志来压抑现实的欲求，这种压抑必然会导致人性的扭曲。这种扭曲在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中被刻画的的淋漓尽致，在中世纪像爱斯梅拉达这样被视为女巫遭受火刑的美女不计其数。近代的文艺复兴对教会虚伪的揭露以及对人的欲求的合法性论证可谓是对耶教的一个反动。这也决定了西方文化的激荡性。
其二，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二元对立。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是神不是人。耶稣最终背上十字架坦然赴死只不过是让世人觉醒，让人摆脱沉重的肉身去追求上帝之国。由于耶稣是神不是人，人只能铭记神的教诲，严格遵守教规。这就决定了耶教的教条主义本质，它使生生不息的生命被干瘪的观念肢解抽离，它使丰富多彩的生活被灰色的教条捆绑束缚。为了维护这些教条，他们又不得不组成一个强大的教会。在中世纪，因为言行不符合教义而被教会处死的人举不胜举，比如布鲁诺，就是因为捍卫“日心说”而被教会烧死。教会的强大足以与王权相抗衡，教权与王权长期斗争，此消彼长，共同塑造了西方政治的二元化色彩。
其三，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耶稣说：“不信我的话，你们就是魔鬼的儿子。”在耶教那里，人被分为两大阵营：信教的人与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人是敌人，是魔鬼的儿子。由此，上帝与魔鬼、耶教徒与异教徒、朋友与敌人截然对立，这也决定和塑造了以后的国家对立、阶级对立、阵营对立与集团对立。耶稣就像一个偏执的家长，为了挽救堕落的子女采用了极端的教育方式。这种极端的方式教育下的子女在性格上必然也极端。最终的后果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整体被各种二元对立所割裂。近代以后，经过西方思想家的整合与创新，人的生命的二元分裂以及政治的二元分裂问题通过被设计和解释为一国宪法框架内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议会权力与政府权力问题而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尖锐的国内与国外的矛盾与对立。
二 国家与上帝
    近代以来，由于教会的堕落以及被压抑的人性的反弹，出现了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萌芽，肉体的欲望与现实利益得到了肯定与合法性论证，但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二元生命观的唯灵的一端滑向唯欲的一端。为了给人的欲求提供合法性论证，使其不公然与上帝对抗，宗教改革随之而起。改革的重点就是抛弃教会，抛弃所谓“通往天堂的梯子”，使人直面上帝，使人心直接对上帝负责。
  问题在于，人的心灵真的已经强大到可以直接对自己的内心、对上帝负责了吗？没有教会的监督，谁又能保证人对神的律法的遵守？这些问题在近代已经不是个问题，因为那时的大多数西方人已经抛弃了对死后升入天堂这一目的的追求，他们将目光转向现实的世界，转而追求现实的享受。根据耶教教义，人只有终其一生不断赎罪才能在死后得救进入天国，现在他们却将用心从天上转到地上，不去用心赎罪而是用心谋求现实的幸福，不把心思用在内在的精神世界而是用在外在的现实世界，这显然是对上帝的背叛。
    随着末日审判的遥遥无期以及现实享受的垂手可及，耶教徒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小心翼翼，处处压抑，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公然对抗上帝，最终他们达成默契的协议：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那么就让我们各自对上帝负责吧，只要不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其他人就无权过问。就这样，他们盗窃了上帝的圣物，将之隐匿在心里，他们在现实世界放逐了上帝，只保留了上帝的外衣。
    新教徒一方面宣扬“信仰即得救”，把宗教信仰限定在私人领域，让个人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负责。另一方面则根据对天国的想象建立宪法之下的人间天国。议会与国家代替了教会与上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国在人间建立，国家成了有形的上帝，“有朽的神”。国家代替上帝来保障国民的自由、平等、财产与安全。由人与上帝立约转变为人与国家立约，不同的是，与上帝立约是为了追求死后灵魂得救，与国家立约是为了保障现实的利益。至于人是否能自觉遵守上帝教诲，人是否会假借上帝之名行魔鬼之实，他们在所不问。他们认为那是私人的事情，是私人的自由，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国家就无权过问。
    这就决定了西方人在道德上的虚伪性与两面性：如果认为上帝信仰不符合人性，那不信也无妨。如果不信，就不要以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欲求辩护。如果真得信，真的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那就应该由国家来保障上帝之道广布天下，使天下人都能得道升天，怎么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个人来决定呢？一方面放逐上帝，让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另一方面又从国家与制度层面僭越上帝之名为人的欲望与现实利益披上神圣的外衣，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的秘密把戏。
    中世纪灵魂与肉体、天国与地国、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紧张与二元对立被处理成国家之下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和平相处。如此看来，倒也不失完美。但不要忘记，西方国家国内的这种和平局面是以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以及混乱为代价的。公域与私域的划分与制度设计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而是在某国范围内，至于国家之外的其他民族地区则是其价值关照及其制度设计的盲区，似乎成了被上帝遗弃的角落，任由强权与不确定因素的支配。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难道不是西方文化导致的结果吗？
    以上帝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集团，这个集团只把自己集团及其成员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这与一个强盗集团又有什么区别呢？强盗集团的成员之间也可以很平等，甚至可以很友爱，强盗集团的首领也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甚至可以很公平。不同的是强盗集团对外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财富，而强大的国家集团则是先制定一个看起来公正的游戏规则，然后逼迫对方接收这个规则，从而以看上去合法公正的形式去掠夺财富，一旦对方不接受这个规则，他们就会用暴力解决。
从国内来看，由于全体国民都从属于国家之下，因此也具有了相对的安全与正义，但从国际上看，没有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强制而又公正的力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受丛林法则与不确定因素的支配。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各国只能疯狂的发展杀人武器，疯狂的扩军备战，疯狂的壮大实力，伴随着这种合纵连横，各种阴谋诡计，各种投靠背叛。由此我们看到，灵魂与肉体的矛盾与对立引发教权与王权的矛盾与对立，经作为上帝在人间化身的国家制度设计为公域与私域的和平共处，最终体现为国家间的对立与混乱。
三 传教与扩张
    人生的二元观、政治的二元观经过技术处理后体现为国内与国外的二元观，国内矛盾外部化。他们不把世界视为一元，不把全球视为一体，不把天下视为一家，而是区分为耶教徒与异教徒、本国与外国、盟友与敌人。又由于相信耶教的普世性，认为传教是教徒神圣的义务，对此狂热而痴迷。这又决定了耶教的扩张性。历史上的多次十字军东征，给欧亚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在则在全球各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与制度示范点，人为制造族群分裂。
    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与对立伴随新教徒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最终拓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他们一方面信仰上帝无国界，另一方面信仰资本与商品国界，他们以上帝为精神武器，以资本与商品为物质武器，伴之以坚船利炮，在全世界横冲直闯。他们企图以上帝之名将一切精神世界荡平，以资本和商品将一切生活世界荡平，如果前两种手段都无效，他们就直接用坚船利炮将一切障碍荡平。只要是其他民族与国家不是按照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生活，他们就予以毫不留情的武力打击。
    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显然是通过传教士，那时候西方还处于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之下，他们羡慕中国的文明，将中国描述为人间天堂。而转眼间，当他们取得了资本主义文明成就后，他们就认为有了可以傲视一切的资本。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其他民族都视为异类。他们一手拿着刀剑，一手拿着《圣经》，一旦其他民族不接受其信仰与游戏规则，他们就诉诸于武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民族性格、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密不可分。耶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人关于上帝的想象及其所形成的观点与文化并不具有普适性。一方面，耶教信仰本质上教条主义，没有时间性，没有实践性。由于耶稣宣称自己是神不是人，这就堵死了人通过模仿耶稣而得救的途径，神的意志只能被执行，神的言行是神的律法的显现不是人的德性的显现。人只能匍匐在神的脚下，严守神的教诲与律法，把《圣经》作为上帝的化身，作为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信徒要不断的向上帝忏悔与赎罪，以求在末日审判到来的时候可以升入天国。升入天国是信徒唯一的追求，这个追求只是未来的一个点，一个干瘪的观念，其与当下不是线性的关系，不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圣经》也只是纸上的文字与僵化的教条，根本无法担当指导人类生生不息的实践的职能。
    《圣经》上的很多记载都是荒谬的，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句句是真理，谁要是质疑谁就面临刑罚。当然目前人们已经不把《圣经》所载都看做事实而是看做隐喻。即使这样，西方文化所蕴含的教条主义思维根深蒂固。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问题本身出发，不是从实践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出发而是从价值观与教条出发，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另一方面，西方的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民族性与历史性。信仰基督的人都是为了个人获得死后的幸福，其追求的价值具有个人性与私人性。新教改革以后，追求个人死后灵魂得救的目的转化为追求个人在现世中的各种需要和利益，但将个人价值追求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这一目的并无变化。从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这些现代国家制度的设计者的论证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孤立的个人视为自己理论工作当然的前提和基础。但我们知道，作为精神的存在人具有个体性，但作为生活整体的存在，人必然要与群体共同存在，而且这个群体有自己的民族性与历史性。由于西方本身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就是如此，所以其制度设计是与其文化与历史传统相符的。但将这一套价值观念与制度拿到其他民族就不一定适用。
一些历史较短、文明程度不高、特性不强的民族，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在先进而又强势的文化面前，主动去接纳和学习先进的文化无疑是最佳选择。比如南非，本是原始部落，近代以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曼德拉当选总统之前一直是白人的天下。原南非白人政权虽标榜民主，信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却不给黑人选举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你也许会觉得很矛盾，但在白人眼里却很合理。他们自诩上帝选民，而没有信仰上帝的民族只不过是上帝的弃儿，根本没资格谈民主。就是被认为最民主的美国，黑人的平等地位也是在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的领导下逐步争取的，建国初的美国黑人的身份是奴隶。这就是耶教文化，她的平等和民主只对内不对外。
    黑人之所以最终能在国家范围内被平等对待，一方面是因为黑人本身没有自己的文化，只能接受白人的文化。比如曼德拉，本身就是个耶教徒，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当黑人全盘接受白人的文化与价值观的时候，黑人和白人在精神层面就具有了一体性；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经济利益重心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甚至主要在国外，黑人与白人的经济利益冲突不再那么直接，白人可以以经济等手段从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那里获得廉价商品，黑人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承认黑人以及全体国民的平等地位显然更有利于国家的一体化与稳定，更有利于拓展和保有海外利益。
但对于像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文明程度较高、民族特性较强、历史传统较悠久的国家，西方文化就会碰壁。美国模式在伊拉克的失败就是证明。西方人就像偏执的外科医生，看到伤口就想动刀，看不到伤口下面错综复杂的神经。偏执是西方文化的基因，当他们遭受了黑暗中世纪非人的肉体压抑之后，他们转而对欲望抱有极大的热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力度上自然强劲，其取得的成果自然也客观，但这种偏执并不可取。这种偏执将各种欲望正当化，各种需求数量化，各种生活方式平面化，各种矛盾外部化、全球化。世界化，目前看来已经给自然环境、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害与隐患。对此中外有识之士深表忧虑。
四 传统与自主
    作为新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美国无疑被认为是人间天堂。上帝信仰使他们具有道德的优越感，给予他们精神的力量，先进的技术与雄厚的资本又使他们有现实的优越感，给予他们物质的力量。这两种力量使他们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上帝选民，足以成其他国家和民族效法的榜样。殊不知，当他们去追求现世享受的时候，他们已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或者反过来说，他们的信仰本身就不值得信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毫不神圣，他们本不应该如此的理直气壮。
    这里并不是指责美国人不道德或美国不道德，美国人作为个人也许很道德，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也许很道德，但美国的价值观与制度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是不道德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国家与国民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是不道德的。世俗化了的教徒竟妄想在人间建立天国，而且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这是对上帝权力的僭越。这种行为虽然弥合了本国人民的分裂，但却将矛盾转嫁到其他国家和民族，虽然给国内带来了和平，但却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灾难。可以说，他给人间带来多少幸福，他就会给人间带来多少灾难，这已被耶教文化的本质所规定，并被历史与现实所证明。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虽屡屡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最终能包容和吸纳外来文化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和谐共存、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受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危局面前，中国人民不得不放弃传统文化信仰，去学习西方的游戏规则，以强权对抗强权。目前看来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要知道，这种根源于西方耶教文化发端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外部性、对抗性、扩张性的文化本身就是偏执的、极端的、不道德的文化。其发展强大是以牺牲弱势群体和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为条件的。西方宗教信仰与文化已经使人类深受其害，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即使不毁灭于不同国家间的核战争，也会毁灭于大自然的报复。这样不堪的状况只有靠中国文化来拯救。
     西方文化的病灶，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药方。首先，在对人生的看法上，中国文化不像耶教文化那样对人生全盘否定。同样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塑造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就不像耶稣那么极端，耶稣的国在天上，孔子的国在地上。尽管现实也令孔子不满，但孔子从不否定此在人生的意义，《论语》开篇就谈人生之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孔子看来，学习和会友都是很愉快的事情，人生之此在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而对于死后的事情，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人生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都还没做，哪还用去想死后的事情呢？在对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的看法上，中国文化强调厚德载物，以义统利，在追求人生超越性意义的同时也肯定人的现实欲求的合理性，这就避免了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文化的局限。
    其次，在对天的信仰上，中国文化秉持敬天爱人、以德配天、践仁知天的理念。在本着对天的的敬畏之心的前提下、在人的持续实践中、在道德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增加对天的了解，不把天的意志教条化。如果说天的意志在西方体现为上帝律法，在中国则体现为人的道德实践。如果说天道在西方那里体现为道弘人，在中国这里则体现为人弘道，如果说耶稣是代表天给人立法，那么孔子则是代表人去体悟、实践和印证天之法。孔教是中和中正之教，代表人类文明的成年与未来。耶稣传教的时候毕竟还年轻。
   再次，在对善与恶的看法上，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尧舜。恶的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人的良知被物遮蔽，只要人不断加强修养，“反求诸己”，面向自己的本心，自能知善恶、明是非。因此，孔子坚持因材施教，以身作则，己正正人，以人禽之辨来树立人的德性与尊严，以君子小人之分来激发人的向上，以圣贤人格为榜样来引导人，以仁义之教来点化人启发人，以文明礼仪来规范人塑造人。而不是像耶稣那样，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无可救药，把所有人都贬损为罪人，只能靠上帝的律法来对人进行心理的威慑和强制，靠绑架人死后的灵魂来要挟人现世的信仰。
     最后，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和而不同，各付其物；一体多元，天下一家。不把个人与群体、社会、国家以及天下人为割裂；尊重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实践性、历史性与特色，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礼记.区礼》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即使确信自己的价值观完美无缺，如果人家不主动来学习，最好不要强迫别人接受。只有自觉主动的去学习，价值观才能真正成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外在的强制灌输不但往往适得其反，甚至会使价值观本身的价值受到贬损。此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反对以主体与客体、需要和满足的关系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味向自然索取。
    尽管从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中华文化的特质来看，中华文化具有世界性与普世性，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尚未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以及充分暴露自己的劣势之前，中国还有进一步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广阔空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确实也可以作为中华文化的必要补充。与此同时，中国也不能丧失民族主体性。尽管一部分国民作为个人可以信仰耶教，可以通过移民的方式生活在西方，对于这种个人选择我们也应该予以尊重。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单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单位却不能也不该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最近据说有一部韩剧在中国很火，尤其受女性观众喜爱。有人就开玩笑的说：有两个国家把中国给毁了，日本和韩国，日本女人把中国男人毁了，韩国男人把中国女人毁了。虽是玩笑，却也部分道出了中国文化领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现状。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对国人只不过是感官上的影响，真正从精神上影响国人而且更具有煽动性与迷惑性的是西方耶教文化，它企图从思想上从灵魂上颠覆和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4日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只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火种不灭，其他文化的消极影响也只不过如烟雾蔽日，终会烟消雾散。
真正打败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他方面的失败只不过是一时的失败，文化上的失败则是永远的失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勇于承担起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不能因为暂时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就丧失文化自信，认贼作父。一方面，我们要认清西方文化的本质，认清他者，也是为了更清晰的认识自己，认清他者，才能不被他人自恋而虚伪的宣传所迷惑。
    另一方面，我们要提炼和培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此为母体来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使其优秀部分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因为其本源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就予以排斥。对外来文化盲目排斥或盲目崇拜都不是健康的态度。我们要坚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但是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也是对世界对未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