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博主按：《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美）芮沃寿著，常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海外中国哲学丛书”之一。电子版可以在新浪共享资料上下载。本博转载两篇书评，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简介

程钢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A.F.Wrigh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rsfvrd.Californ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v.ed. 

    此书作者为芮沃寿（1913—1976），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资格两度来北京进修。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先介绍此书成书之缘起。其远缘是，作者最初进入中国史研究的课题便是佛教史。其近缘有二：其一是五十年代出现一大批关于佛教的研究成果、它们使得西方人对整个中国文明的理解有新突破，著名代表有白日乐（Etienne Balazs）、戴密微（Paul Demieviile）、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其二是作者应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与神学联合中心共同邀清作了六次讲座，这本书就在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此书的主要部分是作者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过的论文“中国化的佛教”（1957）。又加上了引言和论汉代思思与社会的一章，以及论当代中国佛教遗产的最后一章。

    这本书分作六章，（1）汉代中国思想与让会（206B.C.A.D.220）。（2）预备时期（A.D.65--317）。（3）本土化时期（337—589）。（4）独立成长时期（589—900）。（5）挪用（appropriation）时期（900—1900）。（6）中国佛教之遗产。纵观以上目录，可知芮沃寿把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为什么这样分期，作者似乎没有专门加以讲述，对他的分期学术界也有人表示异议。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公元900年作为独立成长与挪用的分水岭。

    在第一章里，作者有以下两个观点值得注意。他说：“我们称之为汉代儒学的思想体系可被看作为新绅士-精英（gentry-elite），对新帝国秩序合理化和他们在其中的地位方面的问题在思想文比上的回应”（P.11）这里即见汤因比的思想方式，又可见重视思想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他又说：“汉代儒学，似乎很好地为君主制和精英的需要服务，却有几个最终是致命的弱点，他把类比推理使用得这么过火，以至于招致了怀疑论者和自然主义者的批评，并使整个精心构筑的大厦都令人怀疑”（P.17）。芮沃寿认为，汉代儒学与汉帝国秩序完全互织、荣损与共。一旦汉帝国崩溃，汉代儒学随之解体。

    第二章（即预备阶段）芮沃寿要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即根据史料，佛教在当时已缓缓地传入中国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为何只有很少的痕迹表明它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产生过影响（P.22）？芮沃寿是这样解释的，在这一阶段，汉帝国的思想与制度综合体尚未完全崩溃到使所有中国人都对它感到厌倦与疏远，从而下决心对外来之制度与观念作出回应；另一方面，佛教尚未适应中国环境，也就是尚未中国化到让中国人能够理解，因而影响就有限。

    第三章，芮沃寿认为此时汉帝国秩序与汉儒学完全崩溃，知识分子（精英）和大众都开始皈依佛教。作者引证戴密微的观点，认为慧远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皈依佛教之典型（P.46）。作者又认为，此时旧儒学的名词（如理）被赋予了大乘佛教哲学之新的形而上学的含意。（P.47）。

    第四章（即独立发展时期），作者重点描述佛教如何与隋唐帝国意识形态相结合，并成为其一部分（P.67）。例如被统治阶级用来鼓励士兵不怕死、勇敢作战（P.74）。

    第五章（挪用时期），芮沃寿认为，自安史之乱起，“有良心、有学问的人重新严肃对待儒家教义。他们在其中寻求诊治时代危机和解决问题之方法。”（P.87）。作者引用了刘子键（JamesT.C.Liu）的观点，以范仲淹为例，他身上所体现的“伦理普遍主义”（ethical universalism），尽管是用新儒学的语言加以表达的，却挪用自大乘佛教（P.93）。芮沃寿还认为，在宋代及宋以后的社会改革家及政治家身上，有一股酸腐的唐代章句儒学中所缺少的高度社会良知与理想主义。这也挪用自大乘佛教（P.92）。

    第六章主要介绍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与佛学，重点分析了近代中国的佛学复兴。作者之思想方法是汤因比—费正清的。他认为，佛学复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行为。作者又引证戴密微的观点，说明佛学复兴中总的做法是论证西方文化并没有创造任何佛教中所没有的东西（P.112）。又引用列文森（J.R.Levenson）之结论，认为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中国人在大乘佛教形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想在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创造力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以此来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P.112）。

    最后还有五点结论，描述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

    第一点，作者认为：“中国人持久的理想之一是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一整体上自我协调之实体”，尽管史书记载颇与此理想不合，但“中国人一再回归到铁板一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之理想，该理想得到一白身协调一致且又与它所支持的制度相一致的思想体系之支持与辩”（P.123）。芮沃寿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上流行的文化思潮中，我们又一再听到类似的观点。

    第二点，只有在整体性丧失和旧文明解体的情况下，中国人才对外来观念感兴趣（P.124—125）。

    第三点，芮沃寿反对所谓“中国文明吸收了外来文化”之提法，他认为不是“吸收”而是“挪用”。吸收之提法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简单地被吸收，而是被挪用并成为一种截然不同于原先旧文化的新文化综合体的一部分。

    第四点，佛教史表明，正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现的那样，中国人有转向宗教狂热之潜力。他认为新儒学的精英对中国文明有一“自我印象”（self-image），即认为中国文明理性而又富于人文精神。耶稣会士为这一神话欺骗，并在西方大力宣传，至今影响不断。芮沃寿认为研究佛教史可破坏这一神话。

    第五点，中国历史上国家总有权利干涉与行为和信仰有关的事务。

    西方学术界一直流行两个观点，一是泛泛使用“东方”一词。自赫尔德（Herder）、黑格尔，到诺斯罗普（Northrop）、魏特夫（Wittfogel），他们视东方为统一的，轻蔑地不加以区别对待。二是所谓东方的停滞性观点，芮沃寿用佛教史的研究成果向这两种观点挑战（P.4—5）。

    芮沃寿自称他的书重在“反思性的解释”（序言，vii），而不同于史实之描述，也就是说，是要解释若干为大家熟知但却不予以解释的事实。

    书中附有深造书选目，1971年再次印刷时，作者又作了修改，有益于初学进入佛教研究之殿堂，得到学术界好评。

    （作者通讯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转载于《华夏文化》1994年第5、6期合刊，第127—128页。

佛教如何影响现代中国？

资深媒体人 韩福东

    1959年，正值重估中国历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芮沃寿把他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与联合神学院所作的6次演讲，结集成书，遂成这本迄今仍为美国大学了解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汉代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说起，一直讲到它在 “近代西方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粉碎”语境下的挑战，行文高度概括，显示出作者对中国佛教史敏锐的宏观把握能力。

    芮沃寿与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奠基人，专攻佛教及隋唐史。1951年，他与费正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思想研究会，担任主席。他还长期出任中华文明研究委员会会长。他和妻子芮玛丽，是对现在风头无二的史景迁影响最大的汉学启蒙老师。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芮沃寿认为，当汉代制度秩序开始崩溃乃至垮台时，与该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儒学也衰落了，一个根基已经动摇、撕裂的社会，成为异域的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极有希望的温床。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北方都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保护，传播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普世性的佛教起到了弥补社会裂痕的作用，为信徒提供精神支持。”

    而隋唐则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最高统治者大力支持佛教，佛教寺院遍及全国，佛教全面而成功地在整个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接过了佛教思想发展的接力棒，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流派将佛教思想中国化推向高峰。但自宋代以后，高涨的新儒学运动不知不觉挪用了佛教思想中的元素，而佛教本身则渐趋衰落，迨至民国革命潮涌，则教义更为不彰。

    芮沃寿对佛教在中国兴衰史的梳理颇具洞见，但细节处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譬如他在第四章“独立成长时期”说，大乘佛教的教义有三个时期说（正法、像法、末法），“到了末期宗教会消失，一旦人类进入这个有特殊迹象的末法时期，就没有政府值得信徒的尊敬和忠诚”。芮沃寿认为，这个教义极有可能被煽动者或谋求篡位者利用。但事实是，佛教从来没有说过末法时期不应尊敬和对政府忠诚，这个温和的信仰体系，从来不鼓动暴力造反。一万年时长的末法时期结束后，佛教将消失，但不意味着其他宗教也不会存在。至于佛教里所谓的弥勒佛降生，是在数亿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其实也为佛教在近代所遭遇的另一种诘难提供了答案。在这本书的结尾，芮沃寿指出，使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复兴夭折的缺陷是它不关心政治的特性，“在眼盯着西方宗教的独立、尚武的现代中国人看来，这显得不合时宜。”的确，在武装殖民和革命的年代，尚武精神受到推崇，随遇而安并在不同政体下用慈悲精神影响社会的佛教，难免政治不正确；但如果从更长时段看，这种不介入政治的特性未尝不是世间之福。佛教的历史上，没有其他宗教出于理念的血腥征战历史，即为明证。

    包括在台湾，威权体制转型前后，基督教长老教会参与甚大，直至现在仍是民进党的铁杆粉丝，其经常性的立场大于是非的行动取向，实堪诟病。反倒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佛教，在社会领域的深耕更能展现成绩，如慈济佛教功德会，已是扬名国际的华人之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对政治过于热衷的佛教徒。

    虽然深知历史不会自我重复，故人类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芮沃寿在这本书的结尾，仍希望通过正确理解中国应对佛教传播的长期努力，来 “解释那个文明在当代的形成，并且显示它会如何回应眼前以及将来面临的挑战”。距芮沃寿撰写本书已有半个世纪，主流思潮朝三暮四，变化令人目不暇给。虽然每个时代领思潮之先者都有自己的确信，但后世总能从其背影觑见幼稚、莽撞与自大。佛教当然也要随其时代而变，但随缘中应有不变的坚持，不盲目与时代的浪潮起舞，才庶几可免百年后之讥。

    而经过“文革”的大陆，佛教的重建尚需时日。偏居东南一岛的台湾，佛教蔚然已成社会净化之中坚，其发展轨迹，颇多可供借鉴者。

    转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19日第55版《阅读》

    博主补记：

    芮沃寿（Arthur F．Wright，1913—1976），20世纪中叶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1947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攻佛教及隋唐史，曾任斯坦福大学及耶鲁大学教授。1951年与费正清等成立中国思想研究会，担任主席。他还是美国历史协会、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并长期担任中华文明研究委员会会长。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的英文原版自1959年印行至今，久盛不衰，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佛教历史的最佳入门读物之一。在这样薄薄的一本书中，作者广泛利用可收集到的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种研究资料，清楚勾勒出佛教传人中国的历史进程。本书关注佛教在具体历史时空中与中华文明的互动，提出诸多重要问题，如汉代秩序的瓦解如何为佛教进入中国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携带有浓重印度色彩的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适应以及中国本土思想对佛教的挪用嫁接等等。
 

    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汉代的思想和社会

    第二章　准备时期

    第三章　驯化时期

    第四章　独立成长时期

    第五章　挪用期

    第六章  佛教在中国的遗产

    延伸阅读选录

    索引

    译后记